疫情下，中国“打工人”在海外：留守者孤独寂寞，回国者惊心动魄（组图）

2021年1月3日，罗瑞的飞机降落在广州，他松了一口气，从拉各斯到开罗再到广州，几日辗转后，他终于回国了。

在尼日利亚中资企业工作10年后，83年的罗瑞转行在当地经营白酒，新冠疫情这一年，他的收入还算可观，春节能回国过个好年。

罗瑞的前同事郭帆，这个春节仍然拉各斯中资企业园区工作。8年了，他没有一个春节与家人吃过年夜饭。2021年2月11日，除夕夜，郭帆给全现在发来了一张春节饭菜的照片，由于疫情控制，不能聚餐，他的年夜饭只有一个人。

郭帆的年夜饭

毕业后不久，就前往尼日利亚新首都阿布贾工作的苏晴，在一家福建石材公司工作3年了。今年她很幸运，春节期间碰上了休假，回到了老家与亲人共度佳节。而这位90后女孩开始犹豫：过完年还回去吗？

中国是尼日利亚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家，近年来，两国间经贸往来频繁，同时涌入了大量海外务工人员。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数据显示，中国在非洲海外务工人员达到18万以上，其中在尼日利亚务工的中国人数量达到了第三位。

罗瑞、郭帆、苏晴都是在尼日利亚务工的中国人，他们经历过异乡人的春节，体味过思乡与惆怅。新冠疫情后的第一个春节，不仅让回不来的打工人乡愁更浓，也让海外务工人员面临新的选择。

非洲过春节，冷清

大多在非洲务工的中国人会住在企业园区，高高的外墙将务工人员与非洲外界隔离开，园区里有着工厂、食堂、宿舍和保安。

这些中国人有着相似的春节记忆。临近年关，企业采购人员会提前到中国超市购买春节装饰品。中国员工会拉着本地员工一起装点园区，厂房周围挂几盏灯楼，宿舍、食堂门上贴点福字和春联，小小的装饰点缀着平淡的非洲农历新年。

如果不是正常休息日，就算大年三十，企业会照常上班。

“尼日利亚新年是圣诞节、元旦，要是中国春节给中国人放假了，本地员工就没人管了。每年春节都是正常上班，没有带薪休假的。”做了8年工厂管理的郭帆苦笑着，今年春节期间，他还是要去拖鞋工厂上班，管理手下的100多名本地雇员。

园区里年味很淡，大年三十听不到放炮的声音。除夕夜，有人会打打麻将、包包饺子，有条件的园区里还能唱唱KTV。实在的老板会给员工多发些红包，犒劳不能回家的异乡人。

一家尼日利亚中资物流工厂的年夜饭

有些人为了精神一点，会在春节前吆喝同事间互相理个发，可非洲国家常年高温炎热，理发也不是非到春节不可。

“同事间没事儿就会互相帮忙理一下。年前想啥时候理就啥时候理，非洲只有旱季和雨季，热了就理短点，管他好看不好看，也不相亲、不找对象。”大年二十九，郭帆刚下夜班，在电话里吐着苦水。

这一天，食堂的年夜饭会准备的相对丰盛。鸡鸭鱼肉、海鲜、干果……为了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很多是从国内进口的。有的北方人会特意擀顿面条。

“过年那几天，我们会买一头猪或牛羊杀，尼日利亚的牛肉、羊肉很便宜，羊肉就20元一斤。为了讨个彩头，给本地小黑塞一些红包，让他们帮忙杀猪。”苏晴很开心地告诉全现在，传统的中国节日，企业也会想办法给中国员工添点娱乐活动。

苏晴单位的本地员工

没有疫情的中秋节，苏晴所在的公司曾举办过博饼游戏，这是福建厦门的中秋传统活动，弄个骰子，轮流掷，按数字大小决定获奖者。

“那时候我还博得好多礼品，也有现金礼品。”苏晴说。

郭帆待了8年，对于非洲的农历新年没什么期待，“除夕夜只能等食堂犒劳一下，弄点小酒喝一喝，和中国同事聚一下，有时候有螃蟹，但我不喜欢吃非洲的螃蟹，肉不多。”

大年三十，电视上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他们与国内最强的联结。

北京时间20点，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准时开播，尽管有着7小时时差，园区的中国人总会围坐在电视机前。

“如果回不去，我就守着电视看春晚了，网络信号不是很好，大家几乎都是每人搬个小板凳，集体坐着看。”苏晴说，“上次2019年的70周年阅兵仪式，尼日利亚是凌晨3点，我们都会爬起来看。”

国内除夕12点钟声响起时，尼日利亚还是下午时分，这时如果仔细观察，园区里的中国人基本上都与家人打电话。

“大年三十那个下午，很多人的手机里就传来国内零点‘噼里啪啦’的鞭炮响，他们还是想着家里。”罗瑞告诉全现在。

2021年2月11日，南非的一座中国城外

这些年，部分尼日利亚的华人商会在推进农历春节的活动，但园区里，中国务工人员的新年，无非是喝点小酒、吃顿丰盛的年夜饭、看看春晚、打几个电话，就过去了。

辗转回国，紧张

想家时，一个视频电话能见到家人，但回家过年才是海外务工人员最大的心愿。

大多数中资企业的中国人，每一年左右会有一次回国探亲假，时间在30-45天不等，公司承担往返机票，这个假期被称为“度假”。

“我上次度假是2019年6月，公司规定一年半回去一次，我本来2020年12月份可以回去，但遇上疫情，回不去了。疫情前，拉各斯与国内往返机票只要1万多人民币，现在单程涨到3万多，还没算隔离费。成本这么高，公司不会让我回国的，今年就只有几个身体不好的同事回去了。”

早期的非洲华人移民在非吃团年饭

说到这，郭帆语气明显低落了，这8年里，他没有一次在春节期间回过陕西老家，更没机会与妻子、俩孩子吃顿年夜饭。

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春节回国过年更是艰难。罗瑞和苏晴回国路上更是提心吊胆。

尼日利亚回国没有直达航班，必须要中转，中转地或是在埃及开罗、在南非内罗毕，也有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在法国巴黎。机票能买上就是幸运，而前路都是不可预测的。

“今年回国机票几乎被中间商垄断了，找中介订票也就是图个安心，中介承诺全程安排的核酸检测、中转住宿，买不到也能退全款。”2020年11月，罗瑞就开始计划回国过年，他索性将买票事宜委托给了中介。

为了降低跨国流动人口的病毒传染风险，2020年年末，国际航班频繁熔断，机票价格攀升，海外务工人员的返程机票一票难求。

2020年9月5日，尼日利亚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尼日利亚领空关闭五个月后重新开放。

“航班时间不停变动，中介加了好几次价。最后一次给我报的单程机票是一张37500元，还没算住宿、核酸的3000多元。那时，临近12月底，再拖自己就回不去了，我就决定自己买票。”罗瑞说。

苏晴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两年春节刚好赶上她“度假”回国。对一个异乡打工的年轻女孩，这是极大的慰藉。

公司给苏晴一行8人定了团体票，2021年1月5日出发，从尼日利亚新首都阿布贾机场起飞，5日当晚降落到埃及首都开罗，8日晚从开罗飞回了成都。

出发前，务工人员担心的是机票难买，中转时，所有人都在担心一纸核酸。在开罗中转停留的三天，最让苏晴紧张。

“本来到埃及可以直接转机走的，可落地后才收到大使馆新的防疫政策。”苏晴说，“在埃及登机，必须要提供两次、不同医院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于是，他们只能通过开罗的中国人联系本地医院，和本地人一起做核酸检测。“排队很浪费时间，就担心被感染，如果同行人核酸检测阳性，很可能一同被遣返。”苏晴当时很着急，这种时间和金钱成本是难以承受的。

疫情间，从非洲回国的中国人

航班熔断与境外输入病例数直接相关，中国民航局在2020年12月出台新政：只要同一航班核酸检测呈阳的旅客达到5个，该航线便会被熔断两周。

罗瑞也是年初在开罗转机，情况一度紧张。有的务工人员被卡在中转地，恐慌情绪开始蔓延，甚至出现传言：做核酸检测前要多吃连花清瘟胶囊。

“连续吃一个礼拜，每天三颗。他们就说有用，我怕做核酸过不去，也吃了几天。”罗瑞听说，有个中国人核酸结果一直是阳性，没办法，在开罗自己租了个房子，躲在里面一个月，天天吃连花清瘟胶囊，直到核酸呈阴性。

中国大使馆的“防疫健康码国际版”是回国最重要的凭证。“很多人做核酸不过关，没有国际通行的绿码，航空公司是不会让你登机。”罗瑞就怕路上出问题，这样尼日利亚回不去，国内也近不来，卡在中转地。

罗瑞的健康码

“1月初在开罗租房很贵，1天1000元，没人受得了。”罗瑞说。

苏晴是一行人中英语最好的，同行几位是年长的师傅，她还要依次帮师傅们填写核酸检测结果，以便获得绿色健康码。从开罗返回国内登机前，同行一位师傅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但血清抗体呈阳性，绿码就是出不来。

“没绿码就不能上飞机，当时不停给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国内大使馆打电话，请求工作人员赶紧处理。当时，检票还剩15分钟时，师傅的健康码突然绿了。”苏晴想来还是紧张。

几经周折后，罗瑞和苏晴都顺利回国过年了。

年后工作，迷茫

这些在非洲务工的中国人，新一年仍面临选择：新冠疫情仍未控制，非洲医疗卫生水平有限，我们还要在非洲工作吗？像郭帆、罗瑞、苏晴，他们或多或少都思考了这个问题。

郭帆在尼日利亚中资企业园区工作生活了8年，工作、吃饭、休息，三点一线，园区里也有羽毛球场和KTV设备等娱乐设备，仿佛一个小世界。

尼日利亚阿布贾一座中资企业园区

外出只有周日，往返通勤得4~5个小时，郭帆嫌麻烦，有时倒班,要休息，就算放假，他也懒得出门。2020年3月后，尼日利亚新冠确诊病例日增1000余例甚至更多，多数中资企业园区也加强了封锁。

“在这里待久了，人都变得内向了，待遇什么都不差，更多是寂寞和无聊。”郭帆当时来非洲打工，也是为了挣钱，“原来没有买房，一直租房生活，老婆希望我挣够钱再回去。现在在西安买了房子，老婆催我快回国，可疫情这么拖着，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去。出来工作都是生活逼出来的，要不谁愿意出来。”

在尼日利亚务工的中国人，有的是通过中介公司、校园招聘、公司外派等途径进入非洲。他们看重的是比国内高的收入，企业较优厚的待遇，也掺杂着些许对非洲大陆的好奇。

83年出生的罗瑞经历过园区生活，他之前是中资公司对外事务专员，相比闷在工厂做管理的郭帆，由于英语专业毕业，罗瑞经常协助公司老板，同尼日利亚本地政府、商界打交道。

随着在尼日利亚人脉的积累，两年前，罗瑞决定从企业辞职，离开了园区，单独出来经营白酒。“工厂里待腻了，没有晋升空间，还是想自己干点事儿。”罗瑞知道尼日利亚中国人多，而当地白酒质量不佳，要么是勾兑而来，要么是进口，纯粮食白酒几乎没有，索性就自己创业。

酒厂的生产、装瓶、包装都是一条线，商标在拉各斯的工商局注册。2019年起，罗瑞就和10多个工人一起酿酒。

罗瑞没有对自己的白酒做太多宣传，他的白酒还是卖给了在拉各斯的中国人为主。拉各斯本地交通状况不佳，2020年尼日利亚解封的几个月里，罗瑞跟着司机一起给客户送货，在拉各斯到处跑。

尼日利亚拥挤的街头

“早上很早起来，装个几十箱酒，一般分区域送货，通勤状况差，最担心堵车，每天差不多送个70-80箱。”罗瑞说，“这个酒本身生产成本不是很高，2020年销量也不差，没太受疫情影响，短短几个月就卖了几万斤了，算是收回本了。”

本科毕业5年多的苏晴，在尼日利亚中资企业能拿到20万左右的年薪，她在这家企业从事石材销售和运营推广工作。2月10日，大年二十九，苏晴正在河南老家帮家里人准备年夜饭，她还在纠结要不要年后继续回尼日利亚发展，“如果公司能给我更大的发展机会，我可能会考虑。”

她所在的公司已组织回国员工在接种新冠疫苗，以便年后再返回尼日利亚工作。

1月回国前，罗瑞将自己几百箱白酒分别放在尼日利亚的朋友那里。为了处理剩下的白酒，年后，罗瑞还是要回拉各斯。“现在遇到疫情，人在非洲待着，心情也受影响了，家里人总是喊我回国。我想着年后还是要回去，处理下酒。”

但具体还能在尼日利亚待多久，罗瑞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