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0年：45万儿童因辐射患病

4月26日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0周年，但其影响还远未结束，民众还活在核辐射阴影下。

图为乌克兰基辅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展示的在核事故中死去的部分儿童的照片。

30年后美国记者重返切尔诺贝利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乌克兰北部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爆炸，这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历史上最严重的事故，逾8吨强辐射物质泄漏，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直接污染，320多万人不同程度受核辐射侵害。

到2016年4月26日，距离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已有30年。美国记者吉姆·杰姆嘉德重返这片伤痕累累的地方，近距离接触那些生活在核辐射阴影下的人们——吃了被污染奶制品而患病的儿童、在事故现场善后几年后中风偏瘫的清理人、无惧核辐射返回切尔诺贝利禁区居住的非法居民……向世人分享他们的故事。

恰逢今年也是福岛核泄漏5周年，人们在关注那些遭受核辐射威胁的人之余，也将目光投向核能安全问题。

核辐射难消

吃被污染食物 许多儿童患病

根据乌克兰卫生部的统计，有2397863人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患病，其中，453391人是儿童。据悉，核辐射对儿童特别危险，因为他们还在长身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儿童没有一个出生在核事故发生期间，当时，他们的父母都还是孩子。

这些儿童罹患各种各样的疾病：消化道疾病、呼吸道疾病、骨骼问题、眼科疾病、血液疾病、癌症、先天畸形、基因缺陷……

美国记者吉姆·杰姆嘉德造访了乌克兰针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相关患者最大的医疗诊所——乌克兰人口专科辐射防护协会，这里生活着许多病童，他们的全部人生就是生病。

10岁的达莲娜·比兹娅因为吃了被污染的食物，导致心脏出了问题。而14岁的艾琳娜·阿庞丘克有两个比普通肾脏大一倍的左肾，还有慢性胃十二指肠炎和营养障碍。

经营这间诊所的医生瓦丁·博任科指出，孩子们都来自被核辐射污染的地区，会在医院待几天到几周不等。“孩子们吃了或喝了被污染的奶制品，因为奶牛吃了被污染的草。”

博任科还向杰姆嘉德抱怨称诊所经费不足，缺口至少达30%，“急需大量床和毯子”。

家园被弃

昔日“能源城”已成“鬼城”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有两座主要城市：普里皮亚季和切尔诺贝利，主要居住的是核电站工人及其家属。核事故发生后，这两座城市十几万人被紧急疏散。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方圆30公里的地区被政府认定为被核辐射污染、不适合居住的“禁区”。有科学家估计，在未来2.4万年内，这里可能都无法安居。

如今，切尔诺贝利还生活着大概3000名工作人员和少数科学家。为了减少辐射暴露，他们实行15日轮换制，在禁区每工作15天，就会在外休整15天。

距离核电站只有3公里的“能源城”普里皮亚季建于1970年。在核事故前，这里生活着大约5万人，有超过1.3万套公寓，有多所学校，有几十间商店，有咖啡馆、电影院、文化中心、医院……

如今，这里已是一座时间停止流动的“鬼城”，树木肆意生长，杂草四处蔓延，被废弃的公寓里还张贴着海报，公仔玩具等待着主人，墙上的时钟早已停止走动。市中心广场上，包括灌木在内的植物从商店、文化中心、餐厅和酒店大门前的石头台阶缝中滋长出来。

无论是因核事故而废弃的城市，还是受波及的百万民众，切尔诺贝利的影响远未结束。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的四号反应堆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尊纪念核事故的雕塑矗立在那里。雕塑展示了一双粗糙而有力的人类之手小心捧起一座核电站的画面，寓意在和平利用核能的道路上应该既重视核能又关注安全。

的确，在属于二代核电站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之后，世界各国的核能科研人员从中吸取教训，对正在运行的400多座二代核电站进行了不同程度改进，其安全性和经济性都有了提高。目前，第三代更加安全的核电站也已投入使用，而更先进的第四代核能系统已在研发之中。

65岁的“清理人”克拉西尼科夫1994年中风偏瘫，他批评乌克兰政府冷漠对待“清理人”。

清理人

保护普罗大众的英雄沦为被忽视的病人？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福岛50勇士”的故事，更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那些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奋不顾身的“清理人”。

80万清理人90%健康受损

为了扑灭大火和“封堆”，对事发地周边无数高放射性的废墟和物质进行清理，对周边城市的民众进行疏散，前前后后有80万工作人员奔赴切尔诺贝利事故现场。

这些由士兵、消防员、矿工、农民和志愿者组成的事故善后工作人员，有个共同的名字——清理人。

他们主要来自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大部分都很年轻，年龄介乎18~22岁。

据切尔诺贝利基金会统计，“清理人”中的20%于2005年前在三四十岁的壮年逝世。“清理人”中到底还有多少人活下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但超过90%的“清理人”都有辐射引发的健康问题——甲状腺癌、心脏病、呼吸问题和消化道问题等等。

收获无数荣誉 抗议政府冷漠

65岁的谢尔盖·克拉西尼科夫是“清理人”中的一员。克拉西尼科夫认为，“清理人”保护普通民众免受核辐射毒害。当年，他们都为之自豪，但没人意识到核辐射的危害如此大。它看不见、摸不着，而“清理人”毫无保护措施。但如今，“清理人”已从英雄变成了被丢弃的一代。

目前，他和妻子娜塔莉亚挤在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栋楼梯楼五楼的狭窄公寓里。客厅里挂着至少两打荣誉证书以及克拉西尼科夫与一些显要人物的合照。

几年前，克拉西尼科夫参加了一个为期53天的绝食罢工，抗议政府冷漠，忽视像他这样的“清理人”。他召集了一个组织，为周边患病的“清理人”筹款。目前这个组织已经有1586名成员。

1986年，克拉西尼科夫35岁，在基辅建筑工程学院读书，摆在他面前的是康庄大道——当时建筑行业地位很高。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当时接到的任务是帮助疏散普里皮亚季的居民。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当天下午2点，当局开始了对普里皮亚季的疏散，3天的时间里，约5万民众全部撤离。乌克兰各地的公共汽车纷纷抽调过来。克拉西尼科夫的职责就是调度这些公车。车子很多，大概有1200~1500辆公车，还有差不多数量的卡车和军车。

喇叭不停地播报着：“关掉家里的水和煤气，关掉窗户。这是暂时的撤离。”但事实是，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民众很恐慌，可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很可能再也无法回到家园，他们试着带走尽可能多的东西。

核电站事故一年后，克拉西尼科夫接到命令返回普里皮亚季，后来，他又返回切尔诺贝利。

中风偏瘫 微薄养老金只够医药费

1994年，克拉西尼科夫中风，左半边身体瘫痪，从此要依靠轮椅。医疗报告上写着，他的中风和瘫痪是担任“清理人”的直接结果。但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拿到伤残补助。他抱怨，“知道我的健康换来了什么补偿？只够买700克黄油！那就是政府对我因切尔诺贝利健康受损的估价。”

后来，克拉西尼科夫拿到了养老金。他如今每个月能拿5000格里夫纳（乌克兰货币，约合人民币1300元），但光医药费就得花掉3500格里夫纳。

非法居民

无惧核辐射

重返已成禁区的家园

30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禁区依然被严格限制进入。但一些老人怀念故土，无惧核辐射和政府禁令，在核事故发生不久后陆续偷偷返回家乡。

这些“非法居民”的平均年龄达到75岁。他们要忍受隔离、无边的安静和被污染的土地。

管理禁区的机构后来接受了这批老人重返家园的事实，他们定期派医生到访，也会带来食物补给。

不惜在禁区上班

“只想生活在切尔诺贝利”

78岁的前教师叶夫根尼·马尔科维奇是选择回到禁区的158人之一。“我只想生活在切尔诺贝利”，马尔科维奇的家人从1945年就搬到切尔诺贝利，那时他才8岁。

1986年4月26日，即核事故发生当天，马尔科维奇正在给学生上课，完全没有想到附近的一场爆炸会永远地改变这个城镇以及这里的人们。

马尔科维奇与其他大约11.6万名生活在这个区域的民众一样，被迫离开家园。但他一直想回到已变成禁区的家乡，并为之编造出各种借口：“有一次，我假装成海员跑回来，另一次我自称是巡视石油运输的警官。”

在其中一次偷偷返回时，马尔科维奇结识了核辐射监控站负责人，求他给份工作做。他当场被聘请，从此再也没离开。

虽然吃了多年被污染土地里长出的蔬菜，但他自夸从未生病。同时他也承认，“这有几分冒险。”

为了留下不惜威胁

“你可以开枪打我们”

84岁的加奈·扎沃罗特亚和姐妹桑娅、玛丽西娅一同生活在切尔诺贝利禁区的一个小村庄里。她们自己种蔬菜，去森林里捡蘑菇，自己养鸡，用斧头砍柴取暖。

1986年，加奈和丈夫（6年前去世）被迫离开，但9个月后就回来了。加奈笑着回忆：“我跟当局说：‘你可以开枪打我们，但我们就是要留在这里。’当被问到我是怎么回来时，我会说搭直升机。”“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禁区是无法取代的故土。”

辐射值很高？

“我们老家伙还有什么好怕”

77岁的瓦伦蒂娜·库哈连科则对家人要出示身份文件才能来看她并且最多只待3天的举措，表示很失望：“他们说辐射值很高。可能辐射会影响到外来人，影响到那些从没来过的人。但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希望孩子们的笑声能再度出现在这里，即使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1999年，一个名为玛利亚的女婴出生在切尔诺贝利，她是第一个出生在禁区的孩子。但由于一出生就罹患贫血症，玛利亚在一年后跟着父母离开了切尔诺贝利，不知道如今身在何方。

27岁的斯特潘内茨（左）偷偷潜入切尔诺贝利禁区一间被废弃的公寓，与朋友一同庆祝2015年新年。

潜入者

探险猎奇

多次秘密潜入禁区

除了思念故土而执意返回的老人，还有一批不顾政府禁令、非法秘密潜入禁区的人。

早期，第一批偷入禁区的潜入者是要逃离警方追捕的杀人犯及其他犯罪分子，这里是他们躲藏的极佳场所。

但近年，一批年轻人来了，他们为的是探险、猎奇。

不惧辐射：潜在风险被夸大

在乌克兰经济部工作的23岁青年奥列格·沙拉索夫是其中的一员。他们通常组成10~15人的队伍，假装成军人，静悄悄避过关卡潜入。

在沙拉索夫看来，切尔诺贝利禁区让他很放松：“那是个安静的地方，思绪能飘到无边无际，任何问题都会变得无足轻重。”

沙拉索夫会对禁区好奇是有原因的，他的父母都曾做过与核电站相关的工作。

他第一次进入切尔诺贝利时是跟着父亲的朋友去打猎。当时，他被告知要去一个到处都是动物的地方。当他坐着小船穿过一条河到达目的地时，看到的是许多没有灯的建筑。

那时他才16岁，但这并没有让他觉得困扰，“没有健康问题”。

对27岁的基里尔·斯特潘内茨来说，切尔诺贝利禁区的诱惑力太大了，他造访了50次之多，其中40次是非法潜入。他曾与朋友一同在禁区被废弃的公寓里过夜，吃东西庆祝新年。斯特潘内茨也不惧怕辐射问题，并认为潜在的健康风险被夸大了。

不怕被抓：最多收张罚单

目前，这批潜入者的数量，并没有一个具体统计数字，斯特潘内茨估计约有100人。他认识好几位潜入者，他们定期从俄罗斯飞过来。

如果被抓到怎么办？斯特潘内茨很淡定：“只要离开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没有偷猎，没有采集辐射蘑菇，没有偷走废弃建筑材料或其他东西，那么，如果被抓了，也只是收张罚单，就能走了。”

观光客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去那里看看

有人认为，可以将禁区变成生态旅游区招揽国际游客，为此官方开办了切尔诺贝利禁区“极限旅游”。借此，普通人可以“有条件地”出入这片禁区中的一部分区域。

每天限20~30人 着装拍照有限制

要注意的是，乌克兰政府推广的这种“一日游”还不是完全开放的。旅游公司需要拿到政府有关部门的专项资质，每天进入禁区的游客人数有严格限制。据观察，每天在“景点”的全部游客大约也就20至30人。

游客参加这样的旅游项目必须签订特别协议，主要内容是承诺不从禁区带走任何东西，严格听从导游安排，任何人必须在导游视线范围内，不能擅自离队，拍照需在规定区域等。

游客的着装也有要求，需要穿长袖衣服，尽量少暴露身体皮肤，尤其不能穿凉鞋和赤脚，因为土壤是受污染最严重的。

尽管这是一种具有探险性质的旅游项目，但如果抱着不切实际的猎奇心理，想邂逅什么核辐射形成的怪兽等，那会很失望。

核事故发生时，遭到大剂量辐射的动物以及人类都会在很短时间内死亡。核事故波及地区确实出现过不少新生儿畸形和动物畸形的情况，但禁区里并不像有些媒体报道的那样出现了动物大量繁殖、野兽和怪物横行的情况。

记者带着核辐射计数器

不敢吃当地的食物

在乌克兰政府指派的“导游”、30岁的安东·尤西尼科的陪同下，美国记者吉姆·杰姆嘉德在切尔诺贝利禁区游览了三天。

尤西尼科带着杰姆嘉德走进普里皮亚季。市中心文化公园的游乐场原定1986年5月1日劳动节、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几天后开放，却再也没有迎客的机会了。游乐场内的碰碰车停在那里，似乎等待着孩子们跳进去，但它上面的漆已脱落、制动已生锈，不可能再跑起来。

在一所废弃的学校里，到处是厚厚的尘土和破烂的课桌椅，课本、教具和碎玻璃散落一地，有一间教室的地上满是被遗弃的防毒面具，据说当时“清理人”曾把这里当仓库，救援指挥部设在不远处另一栋楼里。学校旁边有一个体育馆，里面有室内篮球、足球场和游泳池。

尤西尼科带着杰姆嘉德来到这个废弃的干涸的泳池，尤西尼科称这个游泳池在1997年还被使用过——一些“清理人”曾在这里运动。

杰姆嘉德纳闷了：“他们在里面游泳？无视周围的辐射？这难道不冒险么？”据说他们中的很多人为此健康受损，甚至早早过世。

据说，事故发生后的最初10多年，在普里皮亚季一直有“清理人”驻守，他们负责控制污染扩散和清理污染土壤的危险工作。

杰姆嘉德随身携带着记录辐射值的盖格计数器，当计数器的数值攀升时，杰姆嘉德会念出来，而尤西尼科的回应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会先拍拍口袋里的盖格计数器，然后给杰姆嘉德一个挫败的表情：“你那个坏了”，因为“这里的辐射值并没有很高”。

当杰姆嘉德去探访住在禁区的乌克兰老奶奶加奈·扎沃罗特亚时，他带了一包米、食用油、糖、一条面包和一盒炼奶作为礼物，但却没敢吃加奈提供的腌菜和蛋糕。

这是因为，在杰姆嘉德探访禁区前，许多科学家都提供了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吃任何那里产的东西，尤其是老奶奶提供的。她们在被污染的泥土里种蔬菜、采蘑菇，如果吞食了，可能会非常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