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成杰最后的亲笔信:23.8亿资产被非法处置

　　

　　曾珊（右）和哥哥曾贤（中）在父亲的葬礼上。依照风俗，第一天的开孝仪式逝者的亲人要围着棺木转圈，一直到凌晨（图/赵赫廷）。

　　原标题：救父

　　曾珊很少回新邵。这次回家，她和哥哥曾贤捧回了父亲曾成杰的骨灰。

　　湖南省新邵县杨世坳村位于湘中一片山水间。村口通往县城的路，曾成杰修了一半，已经被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取代。村里的“成杰幸福大道”，是一条水泥、石子铺就的山路，一直蜿蜒到曾成杰家门口。帮助村里通路、通水、通电是曾成杰1986年出门创业时的目标。

　　百米红地毯通向一栋三层小楼，金黄的充气拱门上方挂着黑底白字的悼词。葬礼保持了起码的场面：第一日开孝，第二日追悼，第三日出殡。支撑起这场葬礼的是曾珊兄妹俩。此时，母亲邓友云还有一年即满5年6个月的刑期，姐姐的刑期是7年，她们在曾成杰被带走后一个月相继被刑拘。

　　 葬父

　　7月19日，葬礼结束第二天，曾珊兄妹到长沙见了狱中的母亲和姐姐。曾成杰被执刑一事，狱中妻女是否知情，兄妹俩不确定。安葬父亲之后，两人决定到狱中试探。

　　“妈妈血压高，姐姐容易急躁，”兄妹俩一番纠结，决定想办法对她们隐瞒父亲的死讯。两人同时会见，按监狱规定是不允许的，“我们找了点关系，最后还托狱警帮忙一起隐瞒。”至于她们出狱之后如何面对，兄妹俩尚未想明白：“说生病？或者找个别的原因。”曾珊一直在思量，曾贤想的则是如何尽早让她们情绪稳定地获知。

　　这一日是曾珊始料未及的，“像梦一样，不真实。”之前遇见的每个人，包括最高院主审法官康瑛在内，都让她笃定父亲不会死，“最坏的打算也是死缓，法律专家学者都说前有吴英，死不了。”

　　死讯在7月12日突如其来。中午曾珊刚结束北京的救父之旅回到长沙，曾贤的电话随之而来：“他在电话里转述亲戚中传来的父亲被执刑的消息，他也难以置信，我也不信。那一个下午一直在打电话问。”曾贤托认识看守所的亲戚打听，得到的确认消息是：“法院早上6点把人带走的。”

　　翌日一早，兄妹俩来到长沙市中院，穿过一条巷子，在法院侧门边看到了白底黑字的布告，父亲的名字排在抢劫犯、故意杀人犯后面，在同一日执刑。鲜红的下划线，确认无疑，曾珊“脑海一片空白”。

　　在1989年出生的曾珊眼中，父亲像是被另一个世界召唤的人，“整日泡在工地上，我早上6点起床，他已经出门了，我晚上十一二点睡觉时，他还没有回来。中午有时让我妈送饭，有时就着盒饭在工地吃。”和妹妹一样，曾贤只觉得父亲有他的理想。

　　这对降生在吉首的兄妹，大多数时候在母亲的管教下长大，父母都忙的时候，大妹妹一岁的曾贤给曾珊做蛋炒饭。父亲总是偏爱女儿，因为曾珊学习比曾贤好许多。

　　融资案发前的2007年，曾成杰决定送女儿去加拿大读书。交了100万保证金后，曾珊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出国班学英语。“出国是父亲提出的，我不想去，我觉得一个人背井离乡去那么远，太可怜了。但他希望我在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长见识，开阔视野。”这是曾成杰在家人身上花费的最大开支，“汶川地震捐钱他不眨眼，我们买件好一点的衣服，他不允许。”

　　曾珊隐约记得父亲曾经有过坐牢的经历，“但他说被冤的，我相信他”，果然之后几年时间里，父亲的冤情得洗。

　　即将读大学的曾珊再次得知父亲被带走的消息时，她依然觉得如多年以前一样“很快会没事的”。一个月后，母亲将她送到湖南农业大学报到，然后到广东佛山探望正在服兵役的曾贤，从此失去联系。

　　“妈妈被带走，姐姐是去自首后就没回家，”从亲戚那里得悉消息的曾珊手足无措。她不敢告诉服兵役的哥哥，“怕他结束兵役，父亲希望他完成服役。”怀有同样想法的曾贤在父亲被带走后没多久即已得知家中情况，正纠结着要不要中途结束兵役。

　　 救父

　　曾贤的救父之路是从一年后服役结束开始的。“找律师，找关系，四处凑钱给看守所里的家人。姐姐的费用高一些，妈妈比较节省，加起来每个月两千多块钱。有的亲戚去探望他们直接在里头就给了，我不知道的。”

　　曾贤的努力无法阻止一审死刑的到来。此时，曾珊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觉得不可置信，怎么会死刑呢？一直觉得家里好像没做什么犯法的事情，又没有拿了人家的钱跑路，我爸的工程都有在修。”

　　曾珊想做点什么，但是使不上劲来：“自从我哥退伍出来，都是他在跑，我一直想加入，有时写信给我爸，他就说，他本来也不想我哥去跑，但是没办法，我哥非要跑。可能我哥不跑，也没有人来跑了。”

　　曾珊寄望于二审，“二审查清楚了，应该会改判。”面临毕业去向的曾珊从父亲的信中了解到，“他希望我好好学习，要考研。”曾珊在学校待了下来。

　　二审让她的期望落空了，曾珊坐不住了。那年暑假，她瞒着狱中的父亲和四处奔波借钱的哥哥，只身到了北京。在找到律师看了案卷，同时了解吴英案之后，她知道舆论的重要。她为自己定了在北京的目标：找律师，找记者，找一切可能的人帮助。

　　用在学校做托管老师积累的微薄收入，她在北京的地下室租了一个铺位，“每天阴沉沉的，晒不到阳光，心里压抑得慌。”曾珊喜欢阳光，直到最近，她终于换了一小间地上的房子，早晨时分有些阳光投射进来，“那样会有点希望。”

　　最初到北京时，没有太多人理她，找到一些媒体，也很少发出声音。她与律师做了一个“湘妹救父”的网站，渐渐有网友指点她开 微博，“记者们都爱用微博，还可以求助‘大V’。”

　　此外，曾珊一所所高校去堵这些“大V”。听说徐昕、贺卫方在北大演讲，她想：“他们俩粉丝多，要是他们能帮忙呼吁就好了。”曾珊拿着资料到北大礼堂外面堵他们。未出校门的湘妹子，并没有想象中的“火辣”，起初她并不敢上前，礼堂里面人已经满了，她站在门口一直等着。结束时，凭着海报头像，她认出贺卫方，鼓起勇气递上了材料。“第二天他们就帮我转发了一下！”关注她的人也随之多起来。

　　并非一点勇气就能带来收获。有人通过网络告诉曾珊，认识某某中央领导，可以帮忙。起初怀着一点希望，曾珊带着律师也去见，但这些人“总是狠夸海口，说自己认识谁谁谁，说到最后就要我卖房，要我出多少钱。”好在律师陪同，帮助曾珊甄别真假。“我们没有钱了，家里的房子都被封了，只是还能住，他们没有换锁。”

　　贵州小河案开庭时，曾珊听说那里汇集了很多大牌律师，又只身从北京坐火车赶到贵州；听说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在某家律所讲课，曾珊在那里候着他，让他在自己写给最高院的免死呼吁上签了字……律师和学者安慰她时，都提到了吴英案，曾珊也因此怀抱希望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没有再更新微博，也没有做什么努力。在父亲被执刑后，曾珊愧疚地想起这个月。

　　端午节，曾珊从亲戚那里得知父亲的死刑可能会核准，她再度进京。这一次，在律师的安排下，她见到了主审法官康瑛。她天真的询问直击要害：“湖南方面有没有给你们压力，影响你们判决。”康瑛说，如果湖南那边能影响，这个案子我们早就核准了。

　　曾珊追问：“周强会不会影响你们？”康瑛说：“周强是院长，不负责拍案，是3个合议庭合议出来的。”曾珊还是不放心：“那你们判了那么多死刑，看多了喊冤枉的，会不会麻木？”得到的回复是让她“放心”：“我们不会麻木，一定查清楚所有的细节和证据。”

　　“他这样说，我就比较放心，因为如果查清楚了，我爸肯定是无罪的。”事后曾珊从官方消息获知，在康瑛跟她说这些话的同一天，最高法院核准了她父亲的死刑。

　　 “理想”与官司

　　父亲被判刑之后，在律师从狱中带出的自述书中，曾珊第一次了解到父亲的抱负。

　　曾成杰高中毕业后，对家乡的父老立志发誓“自不成名不回家”。他承诺：一旦事业有成，定将无私奉献，尽全力捐资把农村面貌彻底改变。“一是捐资修公路，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让老百姓告别肩上的扁担那种肩挑手提的负担，我要修房子，要买小汽车，把马路修到家里来，将小车停进自己家的院坎里；二是要捐资安装自来水，让村里人都能喝上干干净净的自来水，告别那用水桶去井里挑水的情景；三是捐资架电，解决农村照明问题，告别煤油灯。”

　　他找来村里的泥工曾德位、木匠曾开凡，合伙成立建筑队，取名“新邵县土桥乡建筑公司扬世分公司”。通过在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姨父帮忙，曾成杰得到了县乡镇企业局开出的几张介绍信，前往贵州、重庆各地联系承包工程。3个合伙人由曾成杰出资，开始外出承包工程。但是，大半年后，一无所得。

　　父亲规劝曾成杰在家种田一样可以谋生，他却嫌父亲“是个没文化的老实人，谨小慎微，哪敢冒什么风险呢？”于是瞒着父亲，请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姐姐帮忙，找大队信用社借来一万元。他心里的底牌是：新疆的亲戚，“万一没搞成，跑到新疆去住到他们家里，帮他们做事。”

　　在他心里，最初的誓言远比能否还债重要。

　　这一点曾贤要比曾珊了解父亲：“我父亲就是有这个缺点，他重名不重利。”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他和合伙人重返贵州。几个月后，一万元花完，仍无进展，再度返乡。

　　此后几度往返，他说服父亲帮忙从信用社继续借得2万元。他们在贵州施秉县人民法院承包了一项办公楼加层改造工程，紧接着又承包了施秉县公安局消防大队办公楼工程和施秉县税务局综合楼工程……工程接踵而至，眼看步入正轨时，3个合伙人之间的不信任隐患终于一发不可收，直至散伙。

　　这次矛盾给曾成杰带来了第一次牢狱之灾。他被举报贪污公司公款，并被收容审查，关押到县看守所，第一次遭遇抄家搜查。关押3个月后，曾成杰被保释。他认为其间存在“诬告”、“冤枉”，他再三要求还他清白，最终不了了之。

　　这次“冤狱”被曾成杰认为是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坎坷。此后经人介绍，1986年，他首度进入湘西吉首承包工程。这次他吸取教训，不再与任何人合伙承包工程。

　　在吉首的起家比贵州顺畅，但也官司不断。1993年底，他再一次被人以行贿罪告发。吉首市检察院立案查处，以收容审查的名义把他关押半年后免予起诉。

　　曾成杰在当地大多做着“垫资工程”，纠纷也多因工程款导致。他第三次身陷囹圄也是因垫资纠纷的官司结下的梁子。

　　官司败诉方朱建华，妻子被泼硫酸毁容，怀疑幕后主使是曾成杰。1995年，曾成杰因此锒铛入狱两年。事后多年申诉，直至2007年才由湖南省高院责成原审法院重新审理，两次开庭改判无罪。曾要求对方赔偿1元，并登报道歉。

　　 与曾成杰合作十多年的工程技术人员曾金（化名）参加了葬礼，感叹：“他一辈子上了无数次当。死了还在上人家当。他的棺木，买的是一个假家伙，买到才发现都是板子镶起来，用钉子钉起来的。农村里的风俗习惯是，棺木里不能有钉子或带铁，不然下辈子也出不来。”

　　 “天问”

　　7月13日，曾成杰被执刑后第二日，曾珊在微博发出“天问”：“我父亲曾成杰被捕3个月后，法院还未立案，他的三馆公司资产就被湘西政府拍卖，这合法吗？！两审法院都未出具三馆公司的资产评估，就以集资诈骗判处我父亲死刑，这合理吗？！父亲于昨日（7月12日）上午被执行枪决，到现在都没有官方通知，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剥夺临终告别权，这合情吗？！”问题直切要害，但至今未得回复。

　　曾珊手捧父亲骨灰坐在开往家乡的车上，沪昆高速路上高频率晃眼而过的民间借贷巨型广告嘲讽着她的泪水。湘西非法集资事件虽已过去5年，一路却有迹可循。这场民间集资风潮最初由政府鼓励，公职人员大规模参与，以城市基础建设和矿产为由头，泛滥成一场政府难以控制的涨息融资危局，公职人员和消息人士连本带息撤资后，融资企业资金链断裂，最终导致接二连三极端群体性事件。曾成杰被献祭于收拾残局的祭台。

　　曾成杰身后，谁又是这场风波的最终获益者？曾珊的叹问中包含了答案。从曾家资产的最终流向清晰可见。

　　在曾成杰被带走后3个月，2009年1月7日，湘西自治州州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通报《吉首地区非法集资企业资产拍卖情况》：2009年1月6日上午9点半，湖南省拍卖行、湖南省拍卖公司在长沙市华雅国际大酒店三楼雨花厅联合对湘西州16家涉案企业资产包进行公开拍卖，经过竞价，16家企业资产包全部竞拍成功，除承担5.4692亿元债务外，成交额达34.985亿元。据媒体获悉，买方俱为国有独资企业。

　　取得三馆公司资产的主要是湖南民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湖南省财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根据律师取得的资料，前者股东是湖南省财政厅，后者股东为湖南省政府。两家公司均是国有独资企业。

　　法院回应媒体的质疑称，本案已经进行了司法鉴定评估，对于曾成杰以转移财产或者挂账方式设立的企业，当地政府根据处置湘西非法集资案件的需要，采取行政措施处置并无不当。

　　2013年6月1日，曾成杰在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亲笔信中写道，“我们的23.8亿元的资产“被”趁人之危，在我们被关押后不到3个月就非法处置了，所以导致本案至今无法公正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