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律师开讲 | 收藏私房话:遗老遗少的

这几年中国有投资银行请我去讲投资收藏，也有一些客人拿着一些古董艺术品请我看看是否真。我对这些工作推托过很多次，但别人都会误以为是我不愿意帮他们，有的客人还将现金放在我面前，以为我不答应是故意端架子，为了要收更多的钱。

我在艺术品投资的讲座上多次讲，对我来说，收藏是完全谈不上的，只是机缘巧合看到过一些东西和一些人，听到一些人讲过一些话和一些事，这点知识都是凤毛麟爪，不成系统，所以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来讲艺术品的投资收藏，即便要讲，也只能够讲一些我所知道的事，只能作为讲故事来消遣，不能作为鉴定的理论。即使偶尔看出一件文玩的真假，也只是一时凑巧，或者是这件仿的伪文玩实在太差，普通人只要不在金钱的影响下冲昏的头脑，一般都可以发现。

图一

我当时和一些旧中国的遗老遗少在文革后期的接触完全是一个打杂或者叫“碎催”的角色，这些遗老遗少大都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许多跑腿打杂的事就由我这样的“碎催”来做。比如为他们送送字画，（如果当年快递如现在一样发达的话也就没我什么事了），平时帮他们挂画收画，（中国画要经常拿出来悬挂，久藏不挂容易受潮发霉）帮他们搅拌印泥（许多遗老遗少对印泥非常讲究，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印章不说，还用不同的印泥，印泥的颜色也有讲究，有些遗老遗少个人光印泥就有一百多缸）清洗印石（用棕毛刷将印章刷干净收好）折纸磨墨（一些遗老遗少每天有人来求字画写什么样的字折什么样的纸，磨多少墨，用什么样的墨磨都有讲究）写完会洗笔，洗砚台，然后将写好的字，画好的画送到求字画的人家里，这就是我少年时期的一门功课。当时这样做也不是因为爱好，只是感觉到这是老师要求我们做的，长者命不可违，所以完全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图二

随着时间长了，这些遗老遗少可能感到这个“碎催”用得还顺手，许多事情讲一遍就明白，长时间用童工，而且又是义务的，可能过意不去，所以会经常在让我给他们做事的时候教我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基本上和我做的事情相关，也没什么系统，可能是这些遗老遗少激发我兴趣而用的一些方法吧。当时有些遗老遗少送我一些字画，但当时都是出于兴趣爱好，哪像现在，字画是每方尺以万来计，一些所谓名家也已经到七位数一方尺的天价了，当时的书画是不值钱的，没有多少人在意的。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当时一位遗老遗少让我送两幅画去另一位遗老遗少的家，一幅是张大千（附图一）的，另一幅是沈迈士（附图二、附图三）的，而同时我又要去拿刚刚从邮局送来的中国书店出版的《钦定词谱》（附图四），《钦定词谱》大约是人民币5元还不知道是10元，但当时我对这四册《钦定词谱》是保护有加，而张大千，沈迈士的两个卷轴只是草草用报纸包了一下。现在《钦定词谱》的价格可能还是10元人民币，但张大千的一幅四方尺立轴再不济也得过百万吧。讲这个故事只是说明当时的书画是不值钱的，而且求字求画的人好像也从来没有送钱的做法，送钱是很侮辱人的。

图三

我当时在九十年代初期回国去见一位遗老遗少请他写稿，我开了一张支票给他，他当场划废了，退了回来，差点和我反目，所以那个时候对钱是很鄙视的，许多现在所谓的“艺术收藏品”是不值钱的。

在遗老遗少身边经常看这些东西，有时候也会问他们一些问题，然后得到遗老遗少鼓励的赞扬，那完全是因为小孩子的虚荣心在作祟。有时候为了讲清楚我问的问题，如果是关于书画的，那么这些遗老遗少会写出来或者画出来，讲完后就给我了。当时的这些得到的书画，实际上是课堂的笔记和回家的作业。严格一点来说，连课堂笔记也谈不上，只能算是答疑的涂鸦，许多书画根本就没有落款。

当时的生活节奏太慢， 这批遗老遗少在文革被打倒后基本上是“声名狼藉”没有象现在稍稍出名就天天被粉丝团围着转的情景出现。而这批遗老遗少在政策宽松的大环境下，他们身体中的几个本能会慢慢复苏，一种本能是希望重拾和他们大半辈子已经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的画笔或者是学问，另一种本能是压抑了十多年，一腔热诚和学问在压抑已久后的喷勃而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虽然是个孩子，但是却是他们复出舞台以后的一个唯一观众，我有幸看到了许多遗老遗少再次华丽转身的一面。

图四

当时见到这些遗老遗少更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对于我，只是“某老师”而这批“某老师”基本都是大同小异，有较为相似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名字不象现在有网络可以百度一下，而且有的遗老遗少还不用名字，只用他们的“号”，比如有一位遗老遗少就用“退密”的号来代替名字，取“退而密之”的意思，表明要与世隔绝，所以当时和这些遗老遗少的接触，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根本不知道他们曾经的辉煌，和他们接触是没有任何的功利之心。

而对于我个人的这一面来说，当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游戏，甚至连好的书都是从内部发行的渠道获得的，没有玩具又有大把的时间，帮自己老师打打杂完完全全是应份的所以也不存在有多么高尚的道德或者理想。

后来随着接触时间增加，加上这些遗老遗少开始复出，逐渐在电视，电台和报纸上看到他们的身影，有时候外出旅游，在游览景点看到他们题字书画才隐隐感觉到他们可能确实不一般。

再随着出版业的欣欣向荣，介绍他们的报章杂志也越来越多，所以慢慢开始对他们有了一些比较全面的了解。

因为和他们接触多了，有些随便，有时讲话会比较随意，有时因为比较熟他们讲一些不可拿到台面上的私房话也不避开我，有的干脆就是把我当作唯一听众讲的私房话，其中不乏劳骚以及同行相轻的评判。

在这些评判下，使我在当时对一些遗老遗少的看法不是仰视而是平视，而且同行高手之间的批评虽然尖刻但往往一语中的，所以当时对许多大名家的书画特征，尤其是他们的缺陷会记忆非常深刻。

图五

这些经历原本只是消磨时间的副产品，因为是消磨时间，有时候会和遗老遗少有互动，遗老遗少经常对我说的一句玩笑话就是“小朋友在考我了”，我在摸清一些门道了以后会经常出一些我自以为的“难题”考他们，而这些所谓的“难题”对于他们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但是正因为当时在真正的外面社会是没有人会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和他们对话，去“考”他们，（他们在外面社会是被人仰视的，被人赞美的），而许多事情都是相对的，有时赞美多了也会厌倦，偶尔有人“考”一“考”他们反而会引起和激发他们的兴趣，尤其是他们在后期也听厌了许多赞美之辞。

在这样的“考试”下，我往往会看到一些遗老遗少的另外一面，比如有一位遗老遗少不会写简化汉字，（但他的钟鼎石鼓当时在中国独步天下，他的学问对于许多学者都是深不可测的），他为我一本书画纪念册题签的时候我特意要“考”他简体字，他终于被我“考倒了”。现在他存世的书法作品从来没有简体字的，我的“收藏”变成了“孤品”，尤其是有故事和记忆在里面，这样的“收藏”对于我是一种感情的记忆，和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类的“收藏”才是真正意义的收藏。别人即使买去，也是得到一幅一半简体字一半繁体字的“次品”，所以“收藏”和人和事是紧密联系的，一旦变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的“鉴定”有时会“准”，这是因为许多事架不住熟悉，现在许多鉴定家占便宜的也就是熟悉，比如瓷器鉴定，有的专家在故宫里摸了大半辈子的明清瓷器，一上手，不用看，光手感就八九不离十。书画也是同样的道理，看了多了就会大概知道某个名家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每个人的作品都带有自身很深的烙印，仿作或者伪作，就会感觉不对，有时候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就感觉不对。我在当年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至少过手上万件书画，而且是相对集中的近代名人作品，所以在看这些人的作品时会有旧友相逢的感觉，会比别人没有看过的占便宜。

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一幅作品，作品尚未打开我就摇头，因为我闻到了气味不对，墨的味道不对，该名家以前的一段时期的书画的磨墨都是我磨的，而且该名家对墨包括文房四宝特别讲究，而眼前这幅作品的墨不是“香”是有点“陈腐”气，不是我记忆中的那种清香，（许多陈年的好墨里面通常有冰片、麝香等药材，气味芬芳），所以我怀疑，在有了这个疑点以后再看其他细微之处就会更加仔细，所以有时会侥幸看出伪作。但即便如此，也只是对某一特定名家的作品有分辨能力，况且假如在某一天这位名家因为种种原因，正好用了其他墨代替，或者体力不济，有一两处败笔，如果因为这个缘故，被我这种“半瓶醋”“二把刀”错判一个无期徒刑，买家的数百万打水漂，这就是罪人了。

所以“鉴定”是假，原本认识是真，就如同以前见过这个人，现在冒一个假的出来就比较容易认。

图六

我现在讲藏品绝对不讲价钱。我通常建议，艺术品收藏不应该靠买而得到，得到它应该靠缘分，对收藏品的评判标准不应该以金钱来衡量。现代许多时候艺术收藏品只是变成金钱的一个载体和体现，这是错误的。收藏家和艺术家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收藏家本身应该至少懂一点艺术，以前许多大艺术家大画家，比如吴湖帆，本身就是大收藏家。收藏家懂画懂艺术，必定会对艺术家有要求，而这种要求常常会使得艺术家会有突破，（当然也有例外，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山水画家八十年代后的作品想要变革，但香港画商因为经济利益不允许他变革，所以该名画家的画风从七十年代后就定型到死，他现在在世的几位弟子也抱着老师的画风食古不化，这也是一个金钱害死艺术的例子。）而这种突破会对整个艺术氛围起一种促进作用。

现在的收藏，动辄以“量”来计，更可笑的是将“量”和金钱挂钩，比如坊间盛传的齐白石画虾的故事，多少钱画多少虾，给一半钱就画半只，这是将艺术庸俗化了。其实什么都不画在绘画上叫做“留白”，在绘画布局上“留白”也是非常见功底的一项学问，以前的“夏一角”（夏珪）、“马半边”（马远）均以构图险峻“留白”地位奇特而著称，这实际是功力，有时“不画”比“画”更高。现在有些所谓“收藏家”希望画家画得密不透风，多多益善，这些“收藏家”不应该买画，他们应该去菜市场买烂菜。

我曾经见过高剑父先生的一幅二十平尺的巨制《残荷图》，画上稀稀疏疏几根冬日残荷茎叶，但其气势万千，这幅巨制留到今日给那些以数量来评估价值的“收藏家”手里恐怕连及格的分数都会拿不到吧。

收藏其实看重的是艺术家和收藏家之间的友谊，收藏家对艺术家的知音之情，比如一个画山水的名家，为收藏家专门画人物，而且人物又画得精美绝伦，那么这样的交情就不一般，这样的艺术品是有故事有感情的，值得收藏的。

数年以前我发愿想请一批尚在世的书画家为我专门制作一些精美小品，我曾经被书画家们戏称为“有要求”的 “收藏”家，因为我对书画的内容有具体要求，对题材有具体要求，对用纸、墨、印章、印泥都有具体要求，我认为，能够被“收藏”的东西一定是有故事在背后的，而且是书画家精心制作的精品，如果无法实现，只是贪图书画家的名气拿一些应酬之作，那么我认为这样的作品宁可不收。

图八

现在中国的货币以天量发行，在没有更好的投资市场的前提下收藏艺术品变成了一个另类的投资品市场，书画已经不再是艺术品了，而只是金钱货币的一种载体。所谓的“收藏家”根本不在意书画的优劣，只要是名头大，尺幅大，根本不在意其他东西，而正是在这类市场下面催生了许多艺术水准和道德品质极其低下的书画家，他们画的不是艺术品，他们画的是钞票。

此次《今日悉尼》的主编马小龙先生希望我就“收藏”为《今日悉尼》写些故事，我就结合我以前年少时候的一些实在不能算是藏品的消磨时间的东西来讲点可能会使人昏昏入睡的老故事吧。

五凤砚拓片

书斋中有一幅五凤砚拓片，是钱定一先生（附图五、附图六）在二十四年以前布置我做的一次回家作业，而他在拓片上的题识实际是在我回家作业上有感而发的一段论述，该回家作业的完成是在蛇年，在蛇年即将过去的岁末，我就将这段故事与同好分享。

五凤砚是西汉一块刻有“五凤二年”年号的砖制成的一方砚台。“五凤”是西汉的年号， 西汉砖留有年号的极为稀少，这就是为何有年号的汉砖珍贵的缘故了。

清末李一徴曾经将一方刻有“五凤三年”的汉砖送给曾经任两广总督的阮芸薹，当时的大学士翁方纲还为之作“五凤三年砖考”，可见此砖之文化价值在清朝已经获得了认可，而五凤砚所用的砖是五凤二年的，比那块清大学士考证的砖还要早一年。

图九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四川北路钱先生的狭小的寓所里向他请教的情形，而那狭小的书房的墙上悬挂着王遽常先生手书的“五凤砚斋”的章草匾额，钱先生的斋名不止一个，比如“壮云楼”比如“夷斋”但钱先生独独悬挂了“五凤砚斋”这足可以见到钱先生对五凤砚的喜爱和五凤砚在钱先生心中的地位。

当时我在向周退密先生学拓片，钱先生是退密先生的好友（苏州虎丘山门最大的一幅对联就是钱先生撰句退密先生书写的）（附图八、附图九），他们会经常督促我这个书僮学一点国学的皮毛，可能是怕我将来不学无术有辱他们的清名，他们在书信往来之间也会常常提到我这个书僮。

那次拜访正好提到我在学拓片，因此钱先生就将他的珍藏五凤砚让我做一个拓本，这也有点布置回家作业的意思，我按照退密先生的传授将五凤砚拓了下来，钱先生看后在拓本（附图十）上题了这样一段话： 

图十

五凤砖砚

此汉宣帝五凤二年砖制砚余得之于戊寅岁迄今已逾半世纪西汉之砖有年号者至为稀见清李一徴曾得五凤三年砖赠阮芸薹翁方纲为作五凤三年砖考足见其名贵此砚曾失于十年浩劫己未重归敬箧宝爱逾他物今寒冰遇我喜此拓本因持赠之时己巳冬夷斋识

钱定一先生倘若现在仍然在世也近百岁了。五凤砚拓片对于我是一件少年时期的回家作业，在回家作业的背后是一位博学的儒雅之士的教导和督促，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每当睹物思人，我总会感谢他们至少教会了我一门手艺，将来实在潦倒了还可以到西安碑林门口靠拓片混口饭吃。

钱定一小传

字夷斋，号五凤砚斋主人1915年生，原籍江苏常熟，出身世家，早年担任苏州美专教授。

在中外艺术极少交流的上世纪40年代，赴美国威期康辛州玛迪逊市举办个人画展。即使到了耄耋之年，还于学术、艺术上取得累累硕果。

对于夷斋先生的绘画，著名金石篆刻家韩天衡先生所撰《夷斋先生印象》一文中谓：“夷斋先生的绘画，是以厚实的传统打基础的，也是深邃的文学打底子的，他认为特别是文学的修养是最关键的。因此在他的画作中无处不透露出这种文学的内涵。他是山水、花鸟、人物兼擅的画家，他的山水画漾溢的是诗味，花鸟画里弥漫的是文气，人物画渗发的是雅趣。实在是可圈可点，抓人感人的。”

作者简介：

沈寒冰，教授、太平绅士、律师、澳大利亚新西兰国际公证师学院院士。

早年专业从事商业诉讼，2009年代理的维多利亚楼花案“ 被澳大利亚最大最古老的《悉尼晨锋报》评价为“改变澳大利亚房产运作”的案例，该判例被收录进《澳大利亚联邦法学报告》并且入选各类法学教科书。近年专业从事并参与大型投资项目的规划和法律工作。

国民党元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先生亲自为沈律师书斋两次题写“听雪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