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爱三俗 为何中国的民间艺术都这么污？

不论古今中外，普通老百姓所喜欢的艺术都跟三俗有关，这是他们的社会阶层所决定的。

曾几何时，老司机还是一个纯良的词汇，只是用来形容车技高超的司机。但现在，老司机早就和车技没有关系了，而是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擅长污术的人。在1024讨论区，乃至微博、朋友圈，“老司机”、“发车”等含义隐晦(或淫秽)的代称也频频可见。

当代中国的民间艺术，“污”处不在

但是，老司机是怎么变得那么污呢?这要追溯到一首云南民歌《老司机带带我》，通过露骨的歌词讲述年轻的小妹色诱老司机的故事。这种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歌曲在网络上爆红，迅速融入话语体系更新频繁的中文互联网，一时间满城尽是老司机，不会“开车”都不敢上路——网路的路。

很多人以为，“老司机”只是云南民歌的异类。不管是哪里，民风向来应该用“淳朴”形容，这么污的老司机只有立锥之地。然而，事实却是，包括云南民歌在内的民间艺术，向来都不淳朴，从古至今，从南到北，“污”处不在。

全国各地的民歌，比起污来，一浪高过一浪。西北民歌信天游，“白花花的大腿水灵灵的逼，这么好的地方留不住你”，直抒胸臆，直白得叫人尴尬。再如四川民歌，有唱到，“情嫂生得好威风，一对奶奶颤咚咚。拿给情郎摸一把，又香谷穗又香葱。不要玩来不要玩，奴家身子不安然。昨晚亲夫才来过，被条扯开得风寒。”流传于客家地区的民歌《十八摸》，在金庸的《鹿鼎记》和莫言的小说里也出现过，虽然全本已经失传，但从片段中也能看见中国老百姓的色艺双绝。

民间戏曲也不“黄”多让，譬如东北二人转，近年来一直被诟病低俗上不了台面，但究其历史，二人转就是靠低俗起家的。民国时期，二人转就以低俗下流著称。1948年，中国音乐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东北民歌选》，收录了生活类民歌107首，至少有46首涉及性事，单是引人遐想的小寡妇系列就有20多首，《小寡妇上坟》6首、《小寡妇观灯》11首、《小寡妇自叹》2首，单是“小寡妇”三个字，就足以叫人顾名思淫。

流传于皖北的安徽小调，也是极尽情色之能事。诸如《孬种儿媳犟公公》、《两个儿媳偷公公》、《烂眼子抱小姨》、《帅小伙泡富婆》、《老实公爹上错床》、《傻子结婚头一夜》。这种民间戏曲多由当地的文艺班子录制，刻制成光碟售卖，受众主要是当地的农民。

除了地方戏曲和民歌，相声这种已经登堂入室的民间艺术，在没有经过“社会主义洗礼”之前，也是一片糟粕。诞生于清季的相声一开始就是底层老百姓取乐的方式，如果不沾点荤腥，肯定没有受众。早期的相声，有很多三俗内容。相声作家何迟在《关于相声艺术问题三谈》一文中列举了相声的“糟粕”，比如“以占对方妻女的便宜为内容的：如《托妻献子》”、“以提倡乱搞男女关系为内容的：如《姐夫戏小姨》等”、“以渲染色情为内容的：如《打砂锅》等。”也难怪朱自清在文章中写道，“像在做双簧说相声，这种作者成了小丑，成了帮闲，有别人，没自己。”

当下的污，都是古人传下来的

如果把这些略显下流的民间戏曲和歌谣归咎于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着实不大公平。纵观中国文化史，如果说有什么一以贯之的规律，那就是底层老百姓永远对三俗热情高涨。自古以降，莫不如是，到元明清时代，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在元代，杂剧是深受普通老百姓喜欢的俗世戏曲，免不了沾荤带色，比如被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的《墙头马上》(另外三部名头更响，是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有一段唱词如下：“……情人睡，脱衣裳，口吐舌尖赛沙糖。叫声哥哥慢慢耍，休要惊醒我的娘。可意郎，俊俏郎，妹子留情你身上。床儿侧，枕儿偏，轻轻挑起小金莲。身子动，屁股颠，一阵昏迷一阵酸。叫声哥哥慢慢耍，等待妹子同过关。一时间，半时间，惹得魂魄飞上天。”

不用通文言，也能读懂“叫声哥哥慢慢耍 ”、“身子动，屁股颠”、“叫声哥哥慢慢耍，等待妹子同过关”的情色意涵。可以想见，饱受压抑的市井小民在听到这些唱词后的躁动心情。

到了明清，毫不避讳宫闱之事的世情小说迎来爆发时刻，《飞燕外传》、《金瓶梅》、《肉蒲团》等情色小说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小说毕竟还有门槛，不识字的底层民众无缘得见，但不代表他们就“不入污池”。明代作家冯梦龙收集了当时吴地民歌，辑录成《山歌》，现存三百八十首。这些民歌反映了明代吴地的民风，其中不乏一些淫词艳曲。比如有一首描写偷情的山歌，“结识私情弗要慌，捉著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虽说写的是偷情，但隐约有一股刚烈之气。

这冯梦龙是污术界的一把好手，他编纂的“三言”系列(《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撷取了民间的故事“精华”，通奸、偷情、狎妓乃至乱伦，比比皆是。当然，以中国明清小说的惯常套路，作者在一番淫词艳曲之后总要升华一下主题，弘扬一下社会正能量，告诫大家不要学故事里的主人公，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用茅盾的话来说，是“描写极秽亵的事，偏要顶了块极堂皇的招牌——劝善。”《肉蒲团》的结尾，作者李渔煞有介事地说道，“总是开天辟地的圣人多事，不该生育女子、设立钱财，把人限到这般地步。”为了说明这短短的一句话道理，作者恁是写了一本书。

如果把目光从中国放眼到全世界，就会发现，底层民众爱三俗几乎是宇宙定理。18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杜飞 ( Thomas d'Urfey )收集了六卷本共计1000多首民歌民谣，取名《解忧药》 ( Pills to Purge Melancholy ) 。其中低俗的民歌俯拾皆是。后人将其中的低俗民歌撷取出来，编纂成书独立发行，叫《十八世纪英格兰的下流歌曲和低俗民歌》 ( Lewd Songs and Low Ballad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wdy Songs from Thomas D'Urfey's Pills to Purge Melancholy )。其中有一首歌叫《孤男寡女》 ( A Young Man and a Maid )，歌词唱到，“我希望我的脖颈和胸脯(全都进来，全都进来)，都向你敞开胸怀;年轻男子燥热难耐，女轻女子香汗澎湃。再深一点，全都进来，全都进来……”

老百姓爱三俗，是社会地位决定的

如果仅中国一国底层民众喜欢三俗，以国情来解释倒也合理，但如果举世皆浊，恐怕就是人之本性在作怪了。为何被社会主流所抛弃的三俗文化在底层如此受欢迎呢?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大众阶层对三俗的喜爱，是由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社会学家赫伯特·J·甘斯将社会分为五个阶层文化，高级文化、中上层文化、中下层文化、低层文化、类民间低级文化。每个阶层的文化口味是不一样的。在甘斯的设定里，高级文化是顶层文化，与其他阶层的文化都不一样，它是由文化的创造者和批评者所把持的，如作家、艺术家之类。中上层文化则是由中上阶级人士享有，诸如受过良好大学教育的商界人士、经理人等等。中下层文化是主流文化，吸引了较低层次的职业人士，他们对于中上层文化不甚感冒，甚至对文化本身也没什么兴趣，他们更看重的是物质，是形而下。底层文化则是更低层次的工人或农民，他们也对文化不感兴趣，甚至有一点仇视。类民间低级文化则处在社会最底层，在另一位社会学家保罗·福塞尔的划分里，他们是赤贫乃至看不见的底层。

尽管甘斯是以美国社会为基础划分的，但移植到中国语境下，也解释得通。三俗的民间艺术多为中下层、底层民众享用，他们没有所谓文化观念，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实际需求而已。社会学家布迪厄比较了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文化品味差异，工人阶级注重生活必需品，而上层阶级更注重形而上的高级品味。掌握话语权的上层阶级在将自己的文化品味拔高到审美层次，将工人阶级的生活需求贬低至粗俗层次。

换言之，我们之所以把底层民众的喜好标签为三俗，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是三俗的，而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中上阶级，将生活必需品(不仅是衣食住行，还包括性等基本情感需求等)统统斥为低级。而社会最底层与最高层往往是道德感最弱的群体，他们最无视社会规则，没什么条条框框，用保罗·福塞尔的话说是，顶层和底层的酷肖证明了一个经久不衰的原则——“两极相通”。

说到底，民间艺术只是底层人民为数不多的发泄渠道而已，非要以卫道士的姿态去审视其低俗与否，未免有咸吃萝卜淡操心之嫌。这仅仅只是满足最基本的需求而已，至于附加其上的文化与审美意义，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