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青年团兴亡录：曾在战火中辉煌一时，最终消散于党团斗争

1947年，上海复员的青年军举着巨幅蒋介石画像游行

1947年12月下旬，三民主义青年团湖北支团的一百多名骨干在苦闷的气氛中最后一次以团员身份聚餐。几个月前团组织就已不复存在，唯有这些地方支团部因“党团合并”进度缓慢而续了几个月的命。这顿晚宴被称为“最后的晚餐”，团干部们不再有要与国民党一争高下的雄心，只是大发牢骚，倾诉不满，支团书记刘先云在发言中说到“今天人家黄狗子吃肉，我们黑狗子遭殃”时，不禁失声痛哭。此时，竟有个不识趣的团员在晚宴上高呼口号：“中国国民党万岁！”顿时点燃在场者怒火，其下场就是被一群团员揪住痛打。曾辉煌一时三民主义青年团，就在这荒诞而又略带凄凉的一幕中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1944年10月，蒋介石在重庆留影。照片中，他的左臂上佩戴有三民主义青年团专属的袖标

七七事变后，固然山河变色、国土沦亡，但全国军民也空前团结，尤其是青年学生士气高昂，对蒋介石而言，这是最坏的时代，亦是最好的时代，他希望能借这特殊时期争取全国青年，使青年团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份子之唯一组织”。同时，也能通过这个新组织来控制全国的青年运动，将其他青年组织都纳入这个系统。

1938年3月29日到4月6日，中国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党内不许树立派别与任何小组织案》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案》（陈诚、陈立夫、康泽三人拟就）。后者则确立了青年团的性质、领导核心及组织形式：青年团为公开之团体，团长由蒋介石担任，干部由团长指派，团内由评议长及评议若干人组成评议机关。

4月29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下令“本党以内再不得有所谓派别小组织，举凡以前种种小组织应即一律取消，以期统一意志，集中力量”。这等于宣告了力行社、青白社等秘密团体的终结，原本以拥护领袖为宗旨，长期从事情报、破坏、宣传、暗杀等活动的力行社解散后，分化为两个体系，以戴笠为首的特务处改为“军统”，正式挂牌成立。另一部分，如康泽、贺衷寒、刘健群等力行社核心成员皆名列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康泽回忆说，早在1938年3月初，他就向蒋介石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一，是不是可以召集一次复兴社大会，传达解散复兴社的指示。蒋同意了。其二，是否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蒋的回答十分肯定：“当然这么做。”第三，各地青年团成立时，复兴社成员是否可以率先加入？蒋也肯定地回答：“当然这么做。”其实蒋至少在一个多月前就已有此想法，他于1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组织青年团之时期，正式发表当在大会之后，而以力行社为基础。当从速准备，先派辞修（陈诚）、立夫为干事。”

6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正式公布，规定“年满十八岁至三十八岁之青年均可入团”。团章公布的这一天正好是黄埔军校建立的纪念日。青年团正式成立的日子，同样具有纪念意义，7月9日——北伐誓师12周年纪念日。成立大会当天，一些原复兴社分子仍称蒋介石为“领袖”，蒋未置可否，接着他在讲话中宣布，以后在团内一律称他为“团长”，同时宣布了青年团第一届临时干事会名单，指定陈诚为临时中央干事会书记长，这个职位仅次于团长，实际负责团务。

经过一年多的筹划，三民主义青年团总算正式成立了。虽然它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从表面上看，中央团部里容纳了各派人士，但实质上，这些原力行社的人采取了避虚就实的方法，在团部最高领导层中央临时干事31人中，复兴社只有康泽、贺衷寒、胡宗南、刘健群、陈良5人名列其中，但在11位副处长中，原复兴社成员就占了7位，各组组长这一级中，复兴社分子占的比例更大。而基层人员更是无处不见。正如康泽所言：“虽然受到陈立夫和陈诚两方面的压力，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在中央临时干事会中，复兴社在实际上还是占到最主要的地位。”从这个层面上看，青年团继承了复兴社的遗产，复兴社也可以说是青年团的前身。

1948年在襄阳之战中被俘的康泽，他曾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核心人物

1938年8月1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湖北省党部大礼堂举行首次入团宣誓仪式，康泽事先参照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的誓词为蒋介石草拟了一份《团长誓词》，由蒋介石率先入团。团长宣读完毕后，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和中央团部的182人集体宣誓。第二批入团者较多，为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期学员，共4000余人集体宣誓入团。

三青团成立于武汉会战之际，8月上旬，保卫武汉的战斗已打响，中央团部接到蒋介石的手令：“在战时本团应以保卫武汉为中心工作。”无数勇敢的年轻团员也与战士一样，奔赴前线，他们在宣传、劳军、动员民众的战线上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10月21日，武汉危在旦夕，中央团部奉命撤离，但组织处长康泽、宣传处长黄季陆一直留在武汉指挥工作，直到25日才最后一批撤离。战时民众工作总队常备队队长张孝扬率领500余名队员，帮助军队运送高射炮撤退。25日，日军登陆汉口，向市区猛烈射击，正在带领民众撤退高射炮的张孝扬不幸中弹身亡。张牺牲后，被誉为“本团团员壮烈捐躯之第一人”。此外，川汉分团团部干事冯克松、团员殷申洲、青干班女学员吕纯、陶衣云等，皆为保卫武汉献出生命，“综计斯役，团员死伤者计八十余人”。

武汉沦陷后，中央团部迁抵陪都重庆，随之为抗战建国发起了一系列活动，并组织中央青年剧社，扩大文艺宣传，发起各界劳军献金运动。在这过程中，青年团成员也成几何数增长，1938年底统计，青年团共有团员9207人，5个支团部筹备处、8个区团及40个分团。整个1939年，团员突飞猛涨，全国各省支团增加至21个，区团17个，分团172个，1940年底，团员已达259147人。这些支团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建立在沦陷区，这些团员在日军刺刀下与敌伪明争暗战，风险极大。

三民主义青年团在烽火中诞生，也在战斗中成长，从武汉会战后，团的组织便迅速地向四方展开，团的工作已布满到前方后方甚至敌伪的心脏。然而，当这群基层团员在沦陷区与敌伪生死相搏时，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毒瘤却在青年团的高层病变扩散。

20世纪40年代初在赣南的蒋经国。蒋经国到江西后，大力开办青年团的夏令营活动，训练青年，并形成了自己的“赣南派”，为其在日后的政治角逐奠定了基础

这些问题蒋介石亦有耳闻，早在1938年12月6日的日记中，他就记下了“严禁青红帮有关人员加入青年团”之语，显然非空穴来风。1939年7月，青年团成立一周年之际，蒋介石以团长身份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外界对于本团一般观感与舆论，都不很好”，随后蒋对团进行改组，中央团部日常工作重回书记长陈诚手中，至1940年9月，因战事繁忙，陈诚辞去团部一切职务，书记长之职改由张治中担任，这几年中央团务总算中规中矩，而形形色色的地方团部也在各自发展，素质良莠不齐，有投身抗日壮烈成仁者，也有劫掠扰民，与土匪无异者。 

抗战胜利后，团员仍在迅速增长，1946年一年就发展了30万人，团内“独立建党”之呼声日益高涨，并鼓励团员干部参加民意代表竞选。1946年9月，青年团在庐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团内正式提出《团务改进方案》，要求“团员之年龄不加限制”。这是个铤而走险的提案，若通过，青年团就极有可能达到脱离国民党，独立建党以参加竞选之目的。很遗憾，这个提案被蒋介石泼了冷水。尽管之前蒋介石也考虑过青年团独立建党之诉求，但由于党团矛盾对国民党的政权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团方过于狂妄，以至他的态度又开始倾向于党方。

三民主义青年团老物件

1947年上半年，根据团长蒋介石指示进行团员大甄核。当时解放战争已爆发，而青年团与国民党之间矛盾也白热化。这次大甄核，主要是将不可靠的团员淘汰出去。全国原有155.25万团员，仅有60.87万参加这次甄核，损失团员近六成。尽管团方已失去蒋介石的信任，但党团矛盾却一点也没消停，湖南地区甚至发生了暗杀与武斗的恶性事件。这种种情况引起了居正、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的震怒，进而也使蒋介石下定决心合并党团，实行“党团根本改造”。1947年6月27日，蒋召见青年团书记长陈诚，正式告知他将实行党团统一。

1947年9月，一个存在了9年，影响波及全国的新兴政治团体烟消云散，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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