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拷问格斗儿童背后的福利体系缺口

【财新网】（记者 黄姝伦 实习记者 樊朔）从贵州毕节五个孩子在垃圾箱中死亡、张启刚四兄妹“自杀”惨剧，到江苏南京饿死女童案，再至四川成都格斗俱乐部“收养”凉山“失依”儿童，困境儿童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次次面临着拷问。目前，来自四川凉山州越西县的17个孩子，已经被遣返家乡，安置上学。这些孩子未来何从，如何保障他们的生存、发展？

“或许大家热闹一阵就没有了，孩子弄回去了又没有人照看，可能比原来还要差。因为客观上，现在国家的福利体系还比较滞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财新记者表示。

他担忧，“格斗儿童”事件，反映了社会在讨论、处理“困境儿童”问题时，过于简单化的倾向。“我们依照传统的、非专业化的方法，以为仅仅凭借学校教育，就能解决现实中儿童发生的问题。把社会、家庭等功能都压到学校去，其实解决不了。”他认为，应该深究事件背后的原因，尊重孩子们的意愿，以及关注谁来长期观察返乡儿童状况等等具体化的问题。

虽被打上“格斗孤儿”的标签，这些参与格斗训练的未成年人，除孤儿外，更多的是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一位接近俱乐部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受训的孩子中，早期有民政部门送来的，后来有招募来的、亲属送来的，极大多数是失去家庭依靠的。”

在凉山州，由于毒品、艾滋、留守等原因，很多孩子并非父母双亡，但成为没有父母照看的“事实孤儿”。针对困境儿童，国家去年出台了全国性指导意见出台，凉山州内已确立了相关救助政策。然而，不少孩子仍然处于政策关照不足的角落。比如，一些“事实孤儿”的境况，可能比法律上的孤儿，更不乐观。

一些熟悉凉山情况的人士认为，凉山的乡村教育质量，也非常令人堪忧。

凉山“格斗儿童”的“两难”抉择，折射了贫困地区困境儿童生存和发展的困局。对这些“格斗儿童”的关注，不应止于回“家”。

法律孤儿与事实孤儿

“凉山困境儿童的类型很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没有做到应保尽保。而社会组织开展活动，受到重重限制，资源也有限，不可能做到全面。”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不愿具名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政府、社会组织的救助，很大程度上还是限于孤儿和“事实孤儿”这个范围内。

而“事实孤儿”，相比于法律上的孤儿，获得的保障又要少得多。

8月18日，在《新京报》旗下《局面》栏目发布的视频中，对着即将被遣返的孩子们，越西县的政府工作人员称，孤儿每个月有748元的补助；特困儿童，除了享受低保，每个月还有200元的特困补助，每月会按时、按数足额发放，“到年底，或者明年年初，这些标准还要提高。”

据2013年10月四川省政府公布的数据，凉山州共有“特殊困难儿童”19072人。2012年，凉山州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凉山州特殊困难儿童救助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将特殊困难儿童生活救助对象定义为“具有我州户籍的、非父母双亡，但事实无父母抚养的18周岁以下不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未成年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玉荣告诉财新记者，“四川省的特困儿童补贴是全国最先做的，资金的来源是省、州、县三级财政做下来的。政策走到了现在，人均按月也有400元左右的补贴，这在一个农村而言，已经不低了。”

前述知情人士则指出，“特殊困难儿童补贴是地方政府买单的，中央财政没有承担，凉山州咬紧牙关自己出台的这个政策。救助额度就差很多了。”

法律意义上的“孤儿”，其补贴有中央财政“撑腰”，标准要高得多。“孤儿”的最低养育标准，2010年开始逐步落实。当年10月，民政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孤儿，以月人均360元的标准，予以补助。

根据四川省民政厅信息，从2017年1月1日起，四川省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机构养育孤儿每人每月提高到1300元，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提高到810元，保障了该省近3万名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基本生活。

2009年，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广西调研过程中，发现“事实孤儿”主要来自三类家庭：爹死娘嫁人孩子不带走的家庭；重残无法履行孩子监护责任的家庭；父母健在但身份是服刑人员的家庭。同年，民政部据此开展摸底调查。结果显示，上述三类“事实孤儿”全国总量大约有72万。

全部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儿童，以及其他困境儿童，目前还未有权威的统计数字公布。难以忽视的是，政府及社会对这些儿童的关注，远远不够。

亦有一些学者提醒，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督“孤儿款”的发放，以及完善检查、评估实际监护人履行抚养义务的制度。有的监护人，拿到钱后，并没有主要花在孩子们身上。

困境儿童保障体系刚起步

在法律孤儿、“事实孤儿”之外，还有更庞大的其他困境儿童。

几次留守儿童惨剧发生后，201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根据国务院的定义，困境儿童大致包括三类，一类是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一类是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还有一类则是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

王振耀认为，对于“困境儿童”的官方定义，应该更具体、更通俗易懂，方便地方操作。他表示，目前，地方在识别需要救助的儿童过程中，“基层整体掌握‘偏严’，政策还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据财新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24个省（直辖市）对外公布了意见的具体实施意见，拟从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保障困境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基本权益，建立由县级政府、乡镇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社团组织组成的困境儿童保障网络。

其中，一项重要制度设计是，村（居）民委员会设立由村（居）民委员会委员、大学生村官或者专业社会工作者等担（兼）任的儿童福利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

这来自于一项社会实践的推广应用。201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与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共同开展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在五省十二县的120个试点村中，设置“儿童福利主任”。项目的良好反馈，直接推动了意见的出台。

根据凉山州民政局披露，2016年凉山州在金阳、昭觉、布拖30个村开展了“百县千村”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高玉荣是“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的设计者之一。她告诉财新记者，“我们在凉山看到，有很多小家庭，可能兄弟姐妹三两个都是‘孤儿’。大部分是由于有家庭成员吸毒、贩毒、死亡、服刑等，导致只有‘孤儿’自己在家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儿童主任’会经常巡回这个家庭，来帮助他们。”

但目前在凉山州等地的贫困农村，基层儿童福利体系建设无论是官方、民间机构，都还停留在试点阶段，未有大范围推进，覆盖率远远不够。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副主任葛均泊告诉财新记者，“（从意见出台）到现在一年的时间，全国总共有2.2万名立儿童福利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其中安徽省是全省覆盖，有1.7万名，其他的省份在零散地试点。”

高玉荣表示，“文件出台后，没有一个具体的实施办法，资金怎么来？”

“国务院的政策是针对全国铺开的，但没有配套经费，因此地方推行的积极性可能会弱一些。”葛均泊说。

在服务困境儿童的人力资源方面，葛均泊认为，儿童福利督察员需要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可目前这个职位的设立存在着行政化、人员不具备专业知识的问题。就“凉山儿童”失学一事，他认为，目前，政策在保障学龄儿童就学方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到位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差异。比如，孩子自己因为某种原因辍学，缺少专门人员讲解、疏导、分析利弊。“政策不太可能解决这些个体的心理问题、同学关系问题、师生关系问题，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去开导，让这些孩子回归校园。”

高玉荣认为，“儿童主任”应该由熟悉当地语言、风俗习惯、人情关系的“本地人”担任，再培训成合格的“社工员”，这是最快速且长久的方法。她所在的研究团队，正在负责设计针对当地“儿童主任”培训的网络课程。

“通过30节-40节课的教育，让他们掌握基础的专业社工知识：怎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怎么跟儿童打交道；最基本的儿童权利要明白；最基础的和儿童接触的方式、方法要懂等等。”她向财新记者介绍。

葛均泊建议，“未来几年，设立由中央到地方的专项基金，保证儿童福利督察员有相应的补贴；其次，让他们接受专业的培训。”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严仲连认为，促进“儿童福利督察员”发挥其作用，还需要有配套的公益组织参与。

不过，目前服务于凉山的社工机构依然短缺，社会组织未广泛参与公共服务。前述知情人士认为，政府应增加对贫困地区社会服务的购买。

国际上，儿童投资所带来的高社会回报率，早已被许多研究反复证明。

举例而言，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研究，在儿童免疫方面，每投入1美元，回报最高可达60美元；在儿童营养不良方面，每投入1美元，回报最高可达45美元。另据UNICEF资助的一项研究成果，2010 年儿童身体虐待后果令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 0.84%（即 500 亿美元）；因童年情感和性虐待造成的损失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0.47% 和0.39%。

农村教育质量堪忧

早前，恩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苦孩子”接受了格斗训练后，得以拥有一技之长，解决生存就业问题，一些成为了现役MMA选手，一些则成为了教练、武警战士、安保人员。

反对格斗儿童重返凉山的观点认为，孩子们参与格斗训练前就已经“失学”了，选择格斗是为了改变命运。此前，在《局面》的采访中，一些孩子也表示，不愿意回去。“我读书也不是很好，回去成绩什么的，以后找工作也难嘛。所以在这好好练，出个好成绩。”12岁的阿杰称。

高玉荣告诉财新记者，在凉山彝族地区，家庭对于接受义务教育的态度不是很“强悍”，“只要孩子愿意上就让他上。存在双语教育的学校，孩子听着听着就不爱去了。有些小孩，自愿地退学了，跟不上了，并不是学校不要他了。”

前述知情人士表示，在他的观察中，凉山州的乡村教育质量非常堪忧。“大多数孩子基本上不能升高中，不能上大学，小学、初中毕业就去打工。”有不少学龄儿童只是“混个文凭”，认为“不如我就现在去打工”。

来自凉山的未成年童工，出现在珠三角世界工厂的“流水线”上，并非“新闻”，2008年已有过媒体曝光，仍屡禁不止。据《北京青年报》2014年1月报道，凉山州布拖县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在路上拦截了35名正欲外出打工的少年。该事件发生不久前，刚有一批年幼童工从深圳被遣送回大凉山。

《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披露，在中国部分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不到70%，连片贫困地区甚至不足50%。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下称REAP）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贫困农村地区，假使有100个学生进入初中，会有31人在初中期间辍学，初中毕业后又有23人辍学，随后46人进入高中（包括中职和普高）读书，最后只有约37人能够坚持到毕业。这项研究于2007年至2013年间，在四省份的262所农村初中、46所普通高中和107所中职开展，跟踪了约2.5万名学生。

为什么在政府大力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和巨额财政投入下，部分地区还伴随着高居不下的辍学率呢？

凉山州作为四川省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在教育扶贫方面，近年来投入力度颇大。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作业本，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从2016年春季学期开始，凉山州还对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免除学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普通高中学生提供国家助学金，享受比例占高中学生总人数的36%，每生每期享受资助1000元。

“教育质量不是硬件的问题，学校修得很好。”在前述知情人士看来，贫困地区教育质量较差的症结所在是，一方面乡村老师队伍的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在教职人员管理上，缺乏严格的教学水平、效果评估办法，以及激励机制。

他建议，进一步开放社区办学，让社会力量参与教学的监督和管理。“我的观点是把学校还给社区，让社区自己来办学，设置校董会来管理学校，公开招聘校长、老师。”

他也坦言，“大家都想‘逃离乡村’，这是农村教育普遍的情况，凉山更严重。

“觉得学校教不好，没有希望，愿意自己选择一条路，不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这个行不行？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是有强制性，但是孩子、家长看不到在这个学校受教育的希望，能不能选别的路？”他表达了对现行政策的困惑。

发展多样化教育

“如何更好地去安置这些十几岁孩子们，也许他们过段时间会偷偷跑出来，回到那个地方，这是有可能的。”高玉荣认为，不管政府还是民间，都要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去解决“格斗儿童”的教育问题。

毕竟，格斗训练后，能拿到“金腰带”的孩子是极少数，学业是将来发展的可持续保障。“应该给他们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教育？如何让他们更多地去学习文化，同时其他方面给点择业空间。”

葛均泊表示，地方可以通过提供特色教育的方式，解决一部分孩子的发展问题。但是，“现在这些孩子大部分都在乡镇或者县上学，目前来说，在每个县办这样的特色学校恐怕是有难度的。”

特色学校“跨县招生”或存在门槛。8月19日，最先曝光“格斗孤儿”的梨视频发布微博称，一位越西县政府工作人员证实，同属凉山州的冕宁县艺体特色学校泸沽中学的三位专业拳击教练，已经赶到越西县，一些有拳击等体育特长的孩子，有望进入泸沽中学，接受正规文化课教育和拳击训练。

不过，冕宁县政府招生办副主任吴建华曾对财新记者表示，“学校招生是根据县招办规定的分数招收，跨县招生是违规的。”他称，泸沽中学招收越西县的“格斗孤儿”是如何安排的，他并不清楚。他也无权作答。

王振耀认为，不少地方政府拨出财政资金，发展学校中的特色教育，但是有些效果并不好。“钢琴买了，但是教钢琴的老师呢？并且，应试教育体系又把特色教育‘排出去’了。好多学校里琴房的门都是锁着的，锁都上灰了。”

除了普通中学教育，2014年，四川省还启动实施了彝区“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凉山州已先后输送12610人到30所内地（三州和乐山市三个彝区以外）中职学校就读。

葛均泊认同，一些贫困地区的困境儿童读完初中后，走不通“考高中、考大学”的路，“这个时候，这些孩子如果能多一些选择，多一些职业培训，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就可能对他们日后的生活有帮助。”

不过，目前，中国的职业教育质量也非常堪忧。一些学生沦为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并没有获得帮助他们在未来立足的技能和知识。

困境儿童福利体系和贫困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千疮百孔，欠账颇多。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强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应该在儿童领域有更大的投入。”■

(财新记者陈少远、刘佳英、盛梦露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