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的小岛“金东庠”

10-16 16:01 | 拍摄：梁莹菲 剪辑：陈玮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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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一座小岛，讲述渔业和渔民的生存现状

前往小岛东庠乡的方式只有一种，乘坐从平潭县流水镇码头开出的渡轮，船行5公里，不到20分钟便可到达。从早上7点到下午4点，共有七班船开往东庠。每到渡轮即将靠岸的时刻，岛上的交通便被猛然激活，公交车和三轮车掐点到达码头接载客人，渔船赶在船只离开前将渔获交到收鱼人手里。小小码头如东庠的心脏，牵动着岛上所有人的作息脉动。

等到轮渡离开，小岛便又松弛下来，岛上居民大多上了岁数，走路慢悠悠，没事喜欢聚在一块谈天说地；打渔的人比从前少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不再甘愿承受风吹日晒，纷纷离开小岛到外面寻求更安全舒适的工作机会。曾经因渔业资源丰富而繁华一时的“金东庠”如今重归寂静。

离开的人各奔东西，留下的人各有活法。

东庠岛面积4.46平方千米，比杭州西湖还要小，但正是陆地资源的缺失，让当地人踏出了往外探索的脚步。作为与台湾距离最近的岛，从80年代起不少青壮年男性开始去台湾打工，赚取近一万人民币的月薪，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现在岛上有一些水泥立面的老房子，据说就是当时最早一批打工者衣锦还乡后修建的。他们还为东庠带来现代化的娱乐方式——卡拉ok，最红火的一间就叫做“宝岛 KTV”，随着小岛空心化，这些娱乐场所早已统统消失，宝岛KTV在2003年关闭，被改建成村委办公室。

90年代后期岛上又兴起集资造船到远洋捕捞。村民张雄金记得那是1997年，26岁的他借了三万元高利贷，与其余54个村民一起合资造了一艘船去印尼。结果海况不好还碰上鱼价低迷，两年后终于支持不住回到东庠，算下来总共亏了五万多。

张雄金最终回归“脚踏实地”的工作，在岛上的中心街开了全岛最大一家超市，供养孩子们上了大学，到外地谋生。他年轻时逃离小岛的心愿终于在下一代身上实现了，而他却早已不愿离开家乡。

午后在岛上保留完好的石头厝（一种石头盖的传统民居）间穿行，常常一个人都碰不见，偶尔路过一些敞开的门，里面往往坐着安静织网的老爷爷或是在电视机前瞌睡的老奶奶。孙远安（化名）是岛上难得一见的年轻面孔之一，他在岛上找不到什么事情可做，偶尔借别人的板车干点杂活。2015年他因不堪远洋作业的枯燥和劳累而回到老家，一呆便是两年。孙远安家里三代都是渔民，爷爷摇着最原始的“腰子桶”在近海捕捞养育了一家人，父亲改用更先进的机动渔船，而到了孙远安这代，则乘着数百吨的远洋渔船去印度海域捕鱼。

“陆地上再苦都比不上海上苦。”孙远安说。他工作的船只使用灯光围捕，只要有鱼就不能停止干活，他试过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尽管这样，每次他给家里打七块钱一分钟的卫星电话，也从未抱怨过一句。

几代人的生计系于大海，到了远安这里似乎即将划下句号，他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再局限于“靠海吃海”。但海洋对他永远是一种需要敬畏的存在。他记得八九岁时，每到冬天风浪大的日子，常看到母亲在门口徘徊，心里牵挂着海上作业的父亲，口中念念有词“怎么还不回来，怎么还不回来……”

习惯了船上的颠簸，就会发现摇晃着的反而是稳固的陆地。正午时分，50岁的郑木境结束近十小时的海上作业后，低着头摇摇晃晃地回家了。他是南江村一艘笼捕渔船上的船工，在此之前在远洋船上工作了20几年，去过台湾、关岛、日本、印尼等海域。郑木境矮小而结实，脸孔因长期暴晒而变得黝黑和干枯。看他在船上干活时会有种错觉，仿佛他是一团影子。

2015年，印尼废止与中国的渔业协议，中国渔船撤出印尼海域，郑木境也随之结束了长期漂泊的生活，回到家乡。他在近海的渔船上谋了一份工作，与另外两位船员一起合作将一千个笼子从海里拉出来，倒出渔获，放入诱饵，再抛回大海里。每天凌晨四点出发，工资按日结算，每天两百元。

这种工作和流水线作业一样机械重复，唯一变化的是每天的风浪。撒下的笼子由麻绳一个接一个系在一起，经过一晚上海浪的推搡早已乱作一团。船员要在上下晃动的船只上将纠缠的绳子理顺，再将笼子一个个拉上来，极其费时费力。

好不容易将一千个笼子放回原位，船工们早已疲惫不堪，郑木境将甲板清理完毕，便结束了今天的工作。回到家，妻子已准备好饭菜等他。

“虽然近海的工作没有比远洋的轻松很多，但起码离家近一点。”郑木境说。

但对渔民来说，“离家近一点”渐渐成为一种奢求。据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过度捕捞的现象已持续20余年，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陈大刚在14年前就表示中国近海90%以上水域基本已成“海洋荒漠”。在“靠海”却难以“吃海”的今天，东庠人是时候重新思考未来该何去何从了。

文/梁莹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