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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货币制度的根本改变:盘点近代外国银行在华发行的各色纸币

2018-01-01 来源: 克念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中国的货币制度的根本改变:盘点近代外国银行在华发行的各色纸币 - 1

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广大读者分享至朋友圈。

外国银行的纸币

中国自明代嘉靖朝进入白银时代以来,由于贸易经手者大多是日本商人,因此输入白银大多是银两。即使欧洲商人使用银元作交易货币,也会被日商熔铸成银块输入中国。这造成长久以来中国使用白银的习惯,并且在财务会计上一直用银两计量,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

明清易代之际,正好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以西班牙银元为主的银质硬币直接流进中国。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江宁巡抚慕天颜建议开放海禁,他回忆道:“犹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见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一禁海之后,而此等银钱绝迹,不见一文。”

几年后海禁解除,来自欧洲商人的美洲银元重新回到中国,使用区域从沿海逐渐扩大到东南,从江浙逐渐扩大到内地。每年四五百万元的输入量,也使得“洋钱盛行”在数量上成为可能。从此,一个新的货币量词进入汉语体系,至今还在我们生活中发生作用,那就是“圆”——原本指的是一枚银币的形状,代指银币数量;后又写作“元”,或在方言中称作“块”。我们现在说的“几元钱”或“几块钱”,都是最早来自对于银币的计数。

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颁行《国币条例》,然后铸造国有银币,即所谓的“袁大头”。中国的币制早就同世界金融体系融为一体,因此,因《江宁条约》而开埠的口岸租界中的外商银行反而无所事事,其业务来源是同洋行争抢后者兼营的汇票业务的份额。外国银行在各口岸发行纸币也不顺利。中国商人跟洋商的交易,原本就使用银元,无须借助纸币来兑换银码。至于华商内部的交易,小数用制钱,大数用银元,更大数额用钱庄开出的庄票,更没有必要支付纸币。所以,除了英国殖民地香港流通汇丰银行发行的港币外,其他中国的口岸城市,即便是租界内,外国银行的纸币也流通乏力。真正对于区域经济有决定性影响的外资银行纸币,一是汇丰银行在香港发行的港元,二是朝鲜银行在中国东北发行的“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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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英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伍圆

20世纪初,日本国内形成“三行鼎立”的国有金融架构。日本在其两大殖民地设立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经略东北,台湾银行经略苏沪浙闽。由于苏沪浙闽有着东亚金融中心上海,上海有着强大的外资金融机构,使得台湾银行在其间发展乏力。

朝鲜银行就不同了,在东北的业务占总业务量的六成以上。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非常特殊,于1917年就实行虚金本位制。也就是说,其发行准备并非金币,而是能够兑换金币的日元。换句话说,其本位币是金本位制的日元。因此,朝鲜银行的纸币,在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就被东北人称作“金票”,这名称后来也传到大江南北。所以,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提及日本钞票,就会想起“金票”,说的不是日元,而指的是“朝鲜银行券”。

由于日本政府规定,朝鲜银行的“金票”是该国于“关东州租借地”(即旅大地区)和满铁沿线的无限法偿货币,因此,具有“法币”特性。由于“金票”无须现金准备,所以头寸调拨容易,比如,在一次大战白银升值期间,朝鲜银行就在东北收购了3000万银币,于大连熔铸成银块后运到欧洲出售。

合资银行的纸币

当时的中国东北是东亚的地缘利益焦点,日本有朝鲜银行驻足其间,沙俄也有华俄道胜银行作为金融据点。华俄道胜银行其名称为“华俄”者,名义上是中国和沙俄合资的银行。该银行设立于1895年底,当时中国政府正试图合纵连横,在东北结盟俄国以抵制日本越来越猖狂的入侵,因此于9个月后注资白银500万两,并特许该银行能够在中国发行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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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天津改哈尔滨华俄道胜银行银两票伍百两一枚,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于光绪二十一年,名义上是中国和沙俄合资的银行,能够在中国发行纸币

这就是问题所在。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在中国,只能发行银元券,而无权发行英镑、美元,华俄道胜银行却能发行俄国金卢布——这种被东北人称为“羌帖”的纸币,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大量流散到商民手中。一战爆发后,卢布陆续出现信用问题。先是停止兑现,于是以10倍计贬值;接着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沙皇卢布停用,华俄道胜银行发行克伦斯基卢布;接着临时政府被列宁推翻,在俄国国内所有旧卢布停用,华俄道胜银行却伙同中东铁路又发行2000万卢布,试图套现。

据1926年召开的中俄会议筹备处专门委员会的总核结果,我国各机关、各团体以及私人手中,共存有俄国纸币12.6亿卢布,其中绝大部分是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当然,屡经贬值后实际损失没有面值那么大,但即使只是百分之一,中国商民团体的损失也要过千万银元了。

无独有偶,另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中法实业银行的滥发纸币也给中国商民造成了严重损失。东方汇理银行,创办于1875年,总行在法国巴黎,主要业务范围是法国殖民地越南。其所发行的纸币俗称“西贡纸”,在中国境内的云南等地有流通。该银行于1913年同中国政府合作,举办中法实业银行,承办法国政府对中国的铁路借款和实业借款。1921年,中法银行出现巨额亏损,据其巴黎总行统计,竟然有5亿法郎之多。

所幸当时中国的华人金融界已经成熟稳健,既有丰富的业务经验,也有充沛的社会责任心。当一听到中法银行破产连带纸币停兑的消息,上海银行公会和北京银行公会立即磋商,该银行在全国发行的钞票应由当地华商银行公会代为兑现;没有银行公会的城市,则由中交二行代为兑现。代兑款项由国务院财政部担保,在应付中法实业银行的款项中扣除。财政部同意上述决定。

据统计,中法实业银行尚在外流通纸币二百余万元,主要在京津沪三地,由29家华资银行分担兑付现金。这是华商金融界第一次携手拯救同业危机,非但维持了本国的金融信用,避免随之而来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而且还是对当时北洋政府滥予纸币发行权的一种严厉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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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在上海设立的俄国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大楼,华俄道胜银行其名称为“华俄”者,名义上是中国和沙俄合资的银行,能够在中国发行俄国金卢布——这种被东北人称为“羌帖”的纸币,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大量流散到商民手中

自此之后,中国华商银行界的信用日益卓著。无论基于越来越蓬勃的爱国热情,还是越来越稳固的金融信心,全国商民对于华资银行的纸币愈加信任。当然,外商银行的纸币发行量,也就逐年下跌了。以上海为例,到1931年,汇丰、花旗、麦加利等银行所有纸币发行量,仅相当于总发行量的2%——事实上,这个数字还在每年以五六十万元的幅度稳步下跌。外资银行的纸币地位,在中国已经微不足道了。

客观来说,外资银行的纸币衰落,还有业务原因。国际汇兑是外国银行的在华主业,当华商银行纸币的信用日益巩固,外资银行的发行业务就一定会收缩。所以,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外资银行发行的纸币,基本上就在除香港外的中国大地上绝迹了。

英美银行对纸币毫无兴趣

以汇丰、花旗、麦加利为代表的英美资本银行在近代中国开展业务的时候,对发行纸币并不感兴趣。这一方面是准备金问题,另一方面,也跟当年他们来沪港设立银行的基本目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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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新丽如银行(1884年丽如银行倒闭后再行改组成立)股票棕色100股

前面已经说过,首先在中国出现的外资银行,是英商丽如银行。其1845年在穗港开设分行,两年后来到越来越兴盛的上海,遂以其地作为在东方发展的大本营。丽如银行创办的目的,主要是为那些进行英华贸易的洋行代理结算和划汇。由于其敬业专业,因此在英资洋行中享有很高声誉,到开业20年后,一张面值25英镑的丽如股票,市场价格高达38英镑,升水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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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汇理银行1914年西贡版紫色壹百元,印“高绵六省”等中文,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纸币俗称“西贡纸”,在中国境内的云南等地流通

正由于此,丽如银行对存款并不感兴趣,甚至规定,储户存钱需缴纳手续费,后来,手续费固然不收了,但利息还是不愿支付。既然缺乏存款,当然也不可能有放款的资金额度。至于贴现业务和证券市场,也就更加没有实力和能力了。

汇丰银行最为卓著的本土化表现,是任用华人买办。当时为了同中国商行、钱庄作业务交易,每家洋行和外资银行都有华人买办及其负责的中介机构“买办间”,但以汇丰银行最为竭诚笼络、推心置腹。

汇丰银行重用华人买办,刚开始的用意不过是华人钱庄手续繁复而古怪,比如其开出的庄票花押每份都不相同,不是行业中浸淫已久的“老法师”,根本难辨真伪。但后来,尤其是席正甫上位前后,汇丰银行决定对清政府进行政治借款以后,才发现,某些“潜规则”,还真需要华人来细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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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正甫,江苏吴县洞庭东山人,少年时期就跟随其做洋行买办的舅父闯荡上海滩,先是开设传统钱庄,然后进汇丰的买办间当助理,后于19世纪70年代成为汇丰的第二任华人买办

汇丰银行的英国大班借助其华人买办席正甫长袖善舞,才能居中折冲樽俎,处理妥当。这些交易中,汇丰银行得了利润,左宗棠得了粮饷,胡雪岩得了“手续费”。至于吃亏的到底是谁,已经没人去关心了。不过,后来列强有鉴于此,也不再支持由银行直接同地方实力派发生关系以从事政治借款,就是生怕其中的腐败和挥霍,以及军头们拥兵自重造成内战。所以,到清末,由列强驻华公使监管,汇丰银行等只能参加进“四国(或五国/六国)银行团”,才能向清政府及后来的北洋政府进行铁路借款和善后借款。美国的花旗银行成立得晚,要在1902年为主理庚子赔款事才进入中国,因此,30年前那种密室中两三人就能敲定几百一千万两白银借款并从中收取“手续费”的“盛况”,花旗银行是遇不到了,他们只能中规中矩跟在列强银行团后面,真诚而踏实地以资金来支持中国的近代化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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