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谐的马丁·路德·金是怎样诞生的？

撰文：Vann Newkirk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编者按：50年前的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刺杀。半个世纪后，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依然单薄，除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之外，人们对他所知无多，也对他身处的时代、面临的困境非常陌生。

《东方历史评论》推出系列纪念文章，希望通过这些文字去走近金，探讨他的非暴力思想来源，还原他生命最后时光广受排斥的激进运动，让他成为我们的向导，去认识那个交织着痛苦与荣耀的时代。今天推送的是系列文章的第二篇。点击阅读第一篇《马丁·路德·金遇刺50周年：我们对他依然陌生》。

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三天后，芝加哥爆发骚乱

“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而那些先知正是你们祖先所杀的。”2017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我走在华盛顿特区西波托马克公园里，脑海中突然想起耶稣斥责法利赛人的话。那个周一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华盛顿则因为更紧要的政治活动而喧闹起来。我站在金的纪念碑前面，望着这块从绝望之山雕刻出来的象征希望的碑石，陷入了思考。（纪念碑上镌刻的“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来自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原文为：“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hew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从绝望之山开采出希望之石。”——译者注）

耶稣的话有先见之明，那个杀死他的帝国后来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关于马丁·路德·金的现代传说也在被实时书写着。在向儿童讲述的官方故事里，金的被暗杀是悲剧，但是这个悲剧在这场胜利的斗争中有着变革性意义。但在真实的历史叙述中，金的被暗杀是这个国家为了反对这场革命而进行的一系列反动袭击之一，而且这些袭击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重新审视这些袭击需要有人带领我们回到金生命的最后时光，那是个充满动荡的年代。或许没有比詹姆斯·鲍德温更合适的人选了，意识形态主张各异的民权运动团体中都有他的密友。鲍德温和马丁·路德·金1957年在亚特兰大第一次见面，有着先知般心灵的鲍德温和金——鲍德温嘴里的“年轻的马丁”——一见如故。

马丁·路德·金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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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内心深处很懂得金接下来必然要走怎样的路途。1961年他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写的一篇文章中预言，“马丁·路德·金前方的路途危险重重”，另外还写道，金“需要承担重大责任，他要继续带领那些在他的鼓励下追随他的人们走下去。”鲍德温在文章中指出，金希望领导这场运动的方式是将这场他的追随者的斗争融进自己内心，成为他本性的一部分，在宗教意义上成为人们困境的化身。 “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做，”鲍德温继续写道，“但我觉得他最终将无法避免去告别自己过往的习惯、态度、策略和恐惧。”

1965年，“选举权法案”获得通过后，革命的重心向北移动，与“大迁徙”（the Great Migration，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约5百万黑人从美国南方各州迁居北部、西部和中西部城市谋生——译者注）中的掉队者一起，向事实上的，而非法律上的种族主义发起抗争。鲍德温在许多地方表达过的有关街头骚乱事件的预言开始成真。他在写于1966年的一篇题为“来自被占领土的报道”（“A Report From Occupied Territory”）的文章中讨论了城市贫民区中，由于贫困、失业和歧视而形成的“火药桶”，并警告这个火药桶“可能会爆炸；如果没有爆炸的话便是奇迹了”。当时的金也和鲍德温一样感觉到许多城市的贫民区处在爆发骚乱的边缘。1966年，金将他的非暴力抗议活动从南方转移到北方，在芝加哥发起了争取公平住房的抗议示威运动，他试图用自己的抗议活动来应对鲍德温所描述的社会、经济问题。这场运动引发了暴力的反抗议活动。

金称他的这场运动激起了“白人的对抗情绪”（“white backlash”）——这个表达因为他得到普及。但从现在回看当时，他所预料以及忍受的对抗力量常常被忽视。黑人儿童被水管喷射、被狗袭击的影像让白人中的温和派感到惊恐，他们的支持对于通过终结种族隔离法、保护投票权的法律至关重要。但到了1966年，许多白人很明显对持续的抗议活动以及对更进一步平等的要求感到恼怒。他们认为“选举权法案”已经是最终的让步了，而金则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根据盖洛普的民意调查，金的声望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下滑了许多；1966年他的反对率达到63％。与此同时，舆论对民权运动的态度转为坚决反对。

白人中的温和派弃他而去，金同时还面临着白人至上主义者中手段更为狠毒的力量的复兴。1966年1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在密西西比州福雷斯特县的领导人维农·达莫（Vernon Dahmer）遭到3K党燃烧弹袭击身故；同年晚些时候，路易斯安那州博加卢萨的民权运动活动家克莱伦斯·特里格斯（Clarence Triggs）被谋杀，同样怀疑是3K党所为。除3K党以外，美国各地一些较晚成立的组织自60年代后期气焰变得嚣张。比如，“全国州权党”（The National States’ Rights Party）在巴尔的摩煽动暴力骚乱，并将其组织扩展到南方以外的地区。1967年“选举权法案”通过后，美国纳粹党（the American Nazi Party）的知名度有所提高，直到其领导人乔治·林肯·罗克韦尔（George Lincoln Rockwell）被暗杀。在金领导的芝加哥抗议行动中，反抗议者没有戴常见的3K党尖帽子，而是佩戴着纳粹万字符。

到了1967年，多数白人对进一步变革的抵制已成定局，鲍德温谈到的“火药桶”引爆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变化：金之前还能将青年和学生运动团结在自己身边，如今他们开始反对金领导的以教会为基础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许多青年和学生运动的参与者被“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黑人民族主义和暴力手段所吸引（“黑人权力运动”：从民权运动发展而来。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遭到阻碍，许多黑人开始排斥运动中的改革派和和平主义者，转而投向主张采取更为激进行动的“黑人权力运动”。该运动早期领导人包括罗伯特·F·威廉姆斯和马尔科姆·X，但该运动的基石是黑豹党，其主要宗旨在于保护美国黑人的安全，在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暴力事件面前，他们主张黑人应当有更为积极的正当防卫权利——译者注）。在那一年“漫长的炎热之夏”，底特律爆发骚乱，几千座建筑物被破坏，43人死亡，其他至少六个主要城市也爆发了骚乱。（“1967年漫长的炎热之夏”是指1967年在美国爆发的159场种族骚乱。6月份，亚特兰大、波士顿和辛辛那提爆发多场骚乱，纽约州布法罗、佛罗里达州坦帕发生骚乱。 7月份，伯明翰、芝加哥、纽约、密尔沃基、明尼阿波利斯、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纽约州罗切斯特以及新泽西州普兰菲尔德发生骚乱。最严重的骚乱是7月发生的纽瓦克骚乱和底特律市的第十二街骚乱。之后约翰逊总统成立了克纳委员会来调查1967年夏以及前两年发生的骚乱——译者注）传奇记者埃塞尔·佩恩（Ethel Payne）那年夏天在黑人报纸《芝加哥保卫者报》（Chicago Defender）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在文章里称，“在许多大城市里，人们的焦躁情绪就像一枚枚定时炸弹，金在争分夺秒地拆除这些炸弹。”两个月后，金对《芝加哥保卫者报》表示，“这个时代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我们正处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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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政府成立了克纳委员会（The Kerner Commission），调查1967年动乱的原因，该委员会明确表示种族主义是主要因素之一。委员会成员的种族政治观点很主流，他们1968撰写的报告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国家正分裂为两个社会，一个黑人社会，一个白人社会——二者处于相互隔离、不平等关系之中。”但是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不相信这一结论，约翰逊在日后制定政策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份报告。一个虚假的胜利故事随之诞生。白人的对抗情绪，再加上约翰逊与希望推进变革的民权领导人之间的裂痕令白宫前进的步伐放缓。

从1966年开始，政府的破坏和阻挠已经对金领导的运动产生影响。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J. Daley）同年8月取得一项禁令，对金举行抗议活动的时间以及如何抗议进行限制。9月，一项重大住房法案在参议院中流产，这表明国会开始针对民权进行新一轮的抵制。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一直紧密关注金的一举一动，他试图通过散播金的桃色新闻和谣言来诋毁金，这些现在都已有了详细记录；据说，联邦调查局甚至给他寄了一封信，信中指控他有出轨行为，并且建议他自杀，否则就要公开他的丑闻。反间谍计划（“cointelpro”，Counterintelligence Program的简称）开展的各项行动也被记录了下来，该计划旨在“破坏黑人民族主义、仇恨组织的活动”（胡佛语）。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在金发起“穷人运动”（Poor People’s Campaign）之后不久，“反间谍计划”在1968年加强了对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监控。（为破坏美国共产党的活动，联邦调查局于1956年启动反间谍计划。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些其他国内组织，如三K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黑豹党也成为了该计划的打击对象——译者注）

到1968年，经历了一连串审讯的金对白人至上主义有了全面的理解，对其在美国之根深蒂固感到很绝望。当他发起“穷人运动”之时，他所面对的现实是：资金不断减少，公众支持一落千丈，处于美国边缘的民众陷入越发深重的绝望。鲍德温曾警告许多大城市将爆发末世般的动乱，而金很显然就是阻止这种动乱发生的最后一道防线。

1968年4月4日，一颗从雷明顿步枪射出的子弹打穿了金的脊椎。革命随着他的离去而终结，怒火烧遍整个国家。

毫不夸张地说，金死后的全国笼罩着末世般的气氛。“圣周起义”（Holy Week Uprising）期间，在100多座城市贫民区，成千上万悲痛欲绝的黑人青年走上街头。警方逮捕了2万多人，起义给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造成了达数百万美元的损失；据估计，巴尔的摩的损失超过1千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7千多万美元）。在全国范围内，警察和民众在街头对殴，狙击手的袭击以及吞噬了许多商店的大火造成了至少40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这是美国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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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重大变故已经给黑人知识分子发起的精神运动造成了不小的破坏，金的被刺又带来了重重一击。鲍德温此前一直在写一部关于他的朋友马尔科姆·X的生平以及他被暗杀的电影剧本，这个写作过程让他满心焦虑，因为他希望去探索在马尔科姆·X死后种种盘根错杂、挥之不去的种族问题。金的被暗杀让他无法再继续写这部剧本，也让许多其他依然在民权运动中活跃的知识分子与黑人行动主义渐行渐远。鲍德温自己差点也在1968年离世；他有一次过量服用安眠药，他的传记作者大卫·莱明（David Leeming）暗示那是一次自杀未遂行为。

金死后所发生的一切让所有美国黑人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场多么深重的剧变。金被刺杀后三天，尽管全国许多城市街头的骚乱还没有平息，鲍德温和金的朋友妮娜·西蒙（Nina Simone）在长岛举行的韦斯特伯里音乐节公开露面。西蒙的演出很早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但如今它有了新的含义。

西蒙坐在钢琴面前。“我的国家会挺立还是会倒下？”她唱道。 “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否为时已晚？”她的声音时而透着怨恨，时而悲伤。 “马丁·路德·金的死有意义吗？”

这首歌的歌词是她的贝司手写的，演出当天下午她和她的乐队首次排练这首歌。西蒙借这首歌表达了自己痛彻的悲伤，也哀叹于世界的残破。西蒙停止表演，她想到最近几年消逝的生命，尤其是诸多黑人的死亡，向台下的人们发问，“你们意识到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吗？”

1968年韦斯特伯里音乐节上的妮娜·西蒙

民权运动的殉道者包括乔治·李（George Lee），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梅德加·艾弗斯（Medgar Evers），伯明翰的四个女孩，密西西比州的三位“自由之夏”活动者，吉米·李·杰克逊（Jimmie Lee Jackson），瓦莱斯特·杰克逊（Wharlest Jackson）和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三名学生。从1967年“漫长的炎热之夏”到“圣周起义”爆发的种族骚乱中，有超过120人遇难。1963年W.E.B.杜波伊斯在流亡中去世。1965年洛林·汉斯伯里（Lorraine Hansberry）死于胰腺癌，不久之后马尔科姆·X被暗杀。约翰·柯尔（John Coltrane）1967年7月死于癌症；同年12月，奥迪斯·雷丁（Otis Redding）的飞机坠入威斯康星州的莫诺娜湖。

密西西比州的三位“自由之夏”活动者

这一连串生命的消逝让人们在情感上难以承受，金的被暗杀则几乎是致命一击。1968年之后，非暴力抵抗便不再是全国范围的变革战略。1968年7月，鲍德温在对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发表的演讲中讲述了这一转变，他提及包括黑豹党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在内的民权运动的领导人已经“厌倦了向漠然的民众发出请求，实际上他们表达的意思就是所有革命者常常说的一句话：我一再向你们发出请求，我可以一直这样请求下去，很久很久，但是这时候请求者便不再是请求者，而成了乞讨者。”

然而，即使是方兴未艾的“黑人权力运动”也无法抵挡美国现状的强大力量。1969年，芝加哥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枪杀了黑豹党的副主席弗雷德·汉普顿（Fred Hampton），人们本来寄希望于弗雷德·汉普顿能够成为一名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然而这个希望也破灭了。联邦调查局持续开展破坏计划，白人舆论对民权运动的敌对情绪日益强烈，另外“法治和秩序”政治（“law and order” politics）兴起，到了1970年，作为合法变革力量的“黑人权力运动”实际上已经被破坏。此后，黑人活动家被边缘化，且名声受到很严重的诋毁。

当权者决定，他们不想要马丁·路德·金遗产的任何部分，也不希望那些追随金的人能够有任何影响力，他们通过暴力、破坏、政治边缘化以及激发公众的反感情绪来达成这个目标。这些当权者包括白人至上秩序中的每一个行为者，从反对族群融合的示威者，到监禁街头游行的黑人的警察，再到如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这样的政客——乔治·华莱士挡住校门阻止黑人学生进入。金的一生成就了伟大的事业，然而白人至上的秩序非常强大，而且也很灵活，它能够适应公众舆论的变化，从法律上废除种族隔离，迎来反歧视行动，但从来未曾完全放弃权力。

在一篇刊登在1969年《纽约时报杂志》的文章里，鲍德温反思了这种灵活性是怎样成为了金死后的世界的一项标志。“如果白人为了维护他们父辈的信仰，这种给黑人戴上镣铐的信仰而准备运用任何极端举措，”他写道，“那么他们肯定愿意让黑人出现在电视、舞台和银幕上。对白人来说，只要能延续他们的支配地位，这些代价都不算什么。”

白人身份和国家合谋让金和革命成为历史，将这个事实与美国的价值观念进行调和也是代价的一部分。对于美国白人来说，对民权运动的敌意变成了选择性地去赞颂革命所取得的胜利：革命战胜了种族隔离，战胜了南方那些很容易被丑化的大豁牙种族主义者。人们欣然接受了金，是因为人们可以用金的言论证明白人没有过错，而且还拥有了为取得胜利而欣喜的机会——尽管要忽略那些没有取得胜利者的呼告。因此，从1965年中到金遇刺的三年在今天很少被提及，因为那是他与反对他的公众舆论斗争的激进岁月。

1983年里根总统创立“马丁·路德·金日”，此举标志着这一精选版本的历史被牢牢确立。不言而喻的是，里根和金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巨大。里根在城市建立起新的一整套针对黑人的界限，这一点鲍德温几十年前就预见到了。里根塑造了一个和谐、安全的金的形象，这是一个能够被白人所接受，同时也安抚黑人的形象。里根在宣布创立“马丁·路德·金日”的演讲中提到金支持“不分种族”的正义，并且引用了“我有一个梦想”中最经常被引用的部分。

但里根没有提到金的葬礼当天他作为加州州长发表的讲话，他当时这样说道，“当法律与秩序受到破坏，当人们开始选择他们想破坏的法律的时候，一个巨大的悲剧就发生了”。他实际上是在说金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导致了他被暗杀。里根也没有提到大多数白人和当时的自己有相同感受，并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讨厌金。他自然也没有提到金在生命的最后三年发生的事情，除了他的被刺杀。

在1978年的一篇回顾金的文章中，鲍德温追忆了他的朋友生前的时光，以及自金遇刺以来这个国家的变化。鲍德温写道：“为了试图改变和解放这个国家，我们已经倾注了大量的爱与信念，激情，还有鲜血。这不是一块自由的土地，只是不甘情愿地、间或地成为勇敢者的家园。至于我们大多数的政界人物，如果他们没有比以前变得更糟糕，那么也肯定没有变得更好。”

从1978年到今天的40年里，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政治家有变好吗？如果金今天还活着，他会沉浸在成就的辉煌中，还是会再次做好走上街头抗议的准备？

那个一月的早上，这些问题让我想了很久。就在几天之后，美国民主每四年一次的盛况将要在华盛顿举行，修剪整齐的国家广场将迎来众多的围观者。这一次，一个得到3K党支持的人将成为美国总统。我想了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胜利？

范恩·纽柯克（Vann R. Newkirk II）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主要撰写政治、政策相关文章。

本文选自《大西洋月刊》“MLK特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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