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曾国藩为何说“有德于我”

曾国藩从30岁以后，就有了坚持写日记的习惯。

1862年5月7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么一段话：

“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锯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这里的“十年八月入京”，指的是英法联军于1860年（咸丰十年）攻入北京的事情。在这段话里，曾国藩指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没有损毁清廷的宗庙社稷，以及帮助清军围剿太平天国运动，这两件事有德于中国。中国不应该忘记这些大德，而怨恨很小的恶行。

回顾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他们在占领北京的近一个月时间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滔天罪行。更有甚者，英法联军抢劫并焚烧了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造成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为什么这些在法国作家雨果看来都是强盗行为的滔天罪行，在曾国藩眼里仅仅是很小的恶行？

不仅如此，由于英法联军没有攻占紫禁城和太庙，就是没有侮辱清朝皇帝的列祖列宗，动摇清朝皇室的统治，所以叫做“不伤我宗庙社稷”。于是，在曾国藩看来这是“有德于中国”。事实上，西方列强哪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严重损害到中国的主权？

曾国藩为什么要将英法联军的滔天罪行，美化为“有德于中国”呢？这与曾国藩的外交理念有关。

曾国藩本是一个苦读圣贤书的传统知识分子。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后，他阴差阳错“投笔从戎”，组建了湘军。期间，曾国藩了解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对西方列强的力量有更充分的认识。他知道中国与西方列强实力悬殊巨大，靠武力与西方列强硬碰硬，是不智之举。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萌发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理念，提出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这些主张，被以后的洋务派人士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得到了发扬光大。所以，曾国藩堪称中国洋务运动的首倡者。

然而，如果西方列强在国人脑海里还是一幅“罪恶滔天”强盗形象，那么怎么说服国人向西方列强学习呢？因此，不妨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那些行为进行美化，让国人在感情上能够接受。然后，才有向西方列强学习的可能性。

为此，曾国藩还有一番说辞：“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在曾国藩看来，中国不妨对西方列强委曲求全，只要中国学到了外国科学技术，变得更加强大起来，那么做什么事情都有道理；假如中国依然像以前那样弱小，那么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

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很是惊世骇俗，不过在落后挨打的晚清时期并不奇怪。在曾国藩之后，洋务派人士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活动基本没有脱离这个范围。后来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更是身体力行地执行了这种理念。只是下场有些不妙——他从万人敬仰的“中兴名臣”，一夜之间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子”。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参考资料：《曾国藩日记》《清史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