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扫描｜农业运动与日本左翼政党的兴衰

整理、编译：黄佩映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日本农村选民往往被称为自民党（保守派）的票仓。然而，无论是农地改革使得佃农获得土地，还是改组战时的农业会，抑或是建立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推进有机农业运动，都与已经解散重组的社会党，以及依然坚持左翼路线的日本共产党等政治力量息息相关。若把日本农村地区左翼政治走向衰落归咎于农民固有的保守倾向，那就遮蔽了党派斗争的复杂性。而日本农业在打破昔日土地所有权的禁锢后，生产、流通和销售环节的变革议题亦走进了公众视野。此时，有一批在动荡的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中青年，搁置了传统左翼的论述和新左派的激进取向，试图建立一个在地的草根合作网络，立足农业，与广阔且多元的社会议题对话，用他们的语言去重新定义日本政治，社会和文化价值。

本次外刊扫描将带来两篇关于二战后日本农业运动的文章，通过展现具体的政治举措和组织行动，看日本的左翼政党如何推进农地改革，以及不再拘泥于党派认同的基层民众如何打造出被视为范本的农业产销网络，并进而一窥日本战后各种意识形态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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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必然保守吗？

整理自：James Babb, Making Farmers Conservative: Japanese Farmers, Land Reform and Socialism

来源：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Vol. 8, No. 2 (Oct., 2005), pp. 175-195

有学者提出土地改革因解决了弱势的农民的不满，反而会侵蚀左翼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的力量。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一书中便指出日本是这一假说的例证。日本战后的农地改革，因其带来政局的稳定，常被人们视为最全面和成功的土地改革案例之一，并且为其他国家所学习和沿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改革不仅得到盟军总部（同盟国军事占领日本时期为1945年8月至1952年4月—编者注）的支持，而且大部分内容是在社会党执政期间落实的（社会党首任委员长片山哲作为第46任首相在1947年5月24日至1948年3月10日组阁—编者注）。可以说，只谈农地改革所致的稳定性呈现了保守的本质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日本社会党代表佃农和贫农的利益，是农地改革最热衷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而且左翼和右翼阵营之间的激烈竞争贯穿了日本农地改革的开展，而左翼阵营在参与过程中，在诸多方面都有所得益。

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与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安部矶雄

占领的早期，盟军总部的首要目标是去军事化和民主化。所谓的民主化，意味着所有的政治团体，包括日本共产党，但是“超国家主义者”除外（ultra-nationalism，是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政治理念—编者注），都允许自由组织和争取民众支持。其时，盟军总部亦期望培育新一批诞生于民主组织和制度的日本领导层。1946年4月，日本举行了战后第一次选举。当时，由于维护战时体制的日本进步党的力量已被大幅削弱，保守派组建了自由党参政。虽然1946年选举后，自由党成了最大的政党，但也仅能维系一个少数党政府。其时，社会党已成为日本第三大的政党。

随着美国主导的盟军总部在日本推进政治参与的自由，大量的佃农和工人得以在政治领域发声。盟军总部最高司令麦克阿瑟重点推进的另一项民主化措施是农地改革。以前日本广大的农村住民受制于地主，容易被极端分子鼓动，寻求激进的社会变革。战前，主要是改良派和社会主义运动分子组织起来的佃农倡导农地改革。与之相对，哪怕盟军总部于1946年末提出农地改革立法，保守的自由党亦坚持反对这一项改革。

在1945年末到1947年初，日本社会党已然受益于盟军总部的制度改革。战前，社会党的成员已经通过组织诸如农民和工人工会积累了不少经验，而战后，国家重组，试图回应农民和工人阶层的需求，让社会党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当麦克阿瑟将军在1947年初提出要选举的时候，社会党跃升为最大的政党。数据表明，社会党在1937年的选举中（日本战前最后一次基于政党的选举）只获得7.9%的选票，而到了1947年，得票率已经增至30.7%。

而学界往往低估社会党在1947年急剧增长的支持度，认为这只是“短暂”的现象。其中不乏有人认为农地改革是个悖论，“创造了一个小地主阶层支持那些一开始反对改革的保守党派”（夏勒, 1988）。 日本学者亦多赞同农地改革清除了战前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一些“不理智”的因素，推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助力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利益（霍斯顿, 1986）。大岛清（1961）就曾指出，“农地改革乃是统治阶级的政策，其目的是通过摧毁寄生的地主阶层，让农民变成垄断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这样一来，“既可以平息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又能创造保守的改良主义的农民。”此外，大岛清认为正是农业运动的“失败”导致日本农民褪去其激进性。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吸取战时盛行的的社团主义的教训，战后转而认同个体成员可以自由选择政党隶属的原则。因此，农民组合在理论上并从属于任何党派。而对日本共产党而言，这些阶级组织本来就有大量社会党支持者，自身只是作为少数派，因而他们执意贯彻此项原则，并且相当迅速地指控社会党违背这一信条。这样一来，依赖于诸如农民组合这些辅助机构的社会党发现不能再和它们建立直接的联系，自身发展便受到了限制。此外，战后的农地改革经常覆盖一个地方村落的所有成员——包括佃农，兼职佃农/兼职地主，有时甚至包括地主自身。地方的社会党组织充其量也只是建立在松散的隶属关系之上，而且它们往往与地方的阶级组织，诸如工会，佃农组合，生产者合作社等联合起来。

更大的问题是社会党内分裂日趋严重。不少农民运动中的左翼领袖自身也是社会党的领袖，比如野沟胜和黑田寿男。但问题是，农民运动中偏右翼的领袖例如平野力三（曾任片山内阁的农林大臣—编者注）亦是社会党的领袖之一。事实上，在二战前，社会党的成员相当分散。而战后，意识到组织脆弱和公众舆论方向不确定，以及担忧失去权力，才让不同政治取向的社会党人能够走在一起，共同奋斗。这种非共产党的左翼组织的团结，被认为是防止保守派霸权复兴、夺取运动成果的必要条件。但是保守派还不是社会党的主要对手。日本共产党在战前被严重打压，但是在战后，它很快便尝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与社会党竞争共同的潜在支持者，譬如佃农和工人。社会党内的左翼倾向于与日本共产党合作，常常联合起来反对社会党内的右翼。哪怕他们与共产党在很多重要议题上有分歧，但是一旦社会党尝试撇掉共产党，直接控制大众组织，党内左翼都会与其他成员产生分裂。战后第一次全国农民组合统一年会上，“日本农民组合”、日本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左翼联合起来谴责社会党的右翼，而平野力三首当其冲。结果，平野力三和他的支持者被驱逐，他们亦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全日本农民组合”。

从地方政治的角度来看农地改革，其重要特征就是它由一个民主选举的农地委员会所执行。该委员会成员原则上包括两位地主，四位佃农，两位独立自耕农的代表。从1946年末进行的农地改革委员会的选举数据可以看出，佃农代表的候选人的党派背景基本是社会党。但是在部分地区，日本共产党与社会党为争席位引发激烈竞争。不过，整体而言，得益于这一选举的成功，社会党为盟军总部发起的1947年初的大选做好了准备——这次大选表面理由是新宪法的批准，实际更可能是因为在麦克阿瑟制止了一场酝酿在1947年2月1日进行的大罢工。而流产的罢工计划令掌权者不信任日本共产党和其他极左的激进工会的运动分子，相对地，社会党则显得更温和以及有能力应对劳工骚乱。新的选举其实是盟军总部亮起的信号，它对时任自由党首相吉田茂处理劳工问题的表现以及故意拖拉农地改革并不满意。

麦克阿瑟

社会党上台后，因为有了清晰的命令和开明的改良派政府，农地改革的开展也就顺利多了。尽管如此，农地改革并没有为社会党带来更多的选票。实际上到了1949年大选之际，农地改革亦趋向尾声，而社会党的得票情况并不如意。不过，这并非就应验了亨廷顿的观点，毕竟社会党的疲弱表现并不意味着保守派因此得势。事实上，这一轮大选，左翼在众多农村选区的得票有了显著增长，只是其中很多选票转投给了日本共产党。

人们普遍认为佃农一旦得到了土地就不会再对社会党抱有什么兴趣。这一解释可能过于简单了，毕竟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他因素，包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之间持续的竞争所带来的影响，社会党内部的分裂，制度改革的重心从农地转移到农业合作社，新兴的可替代社会党位置的非左翼公职团体等。

事实上，日本共产党早已在好些方面与社会党主导的政府斗争，并且借大米征收的议题分裂农地运动。1948年初，社会党的左翼因日益不满掌权的党内右翼，很多人选择离开，另建劳动者农民党，其领导人是黑田寿男。与此相对，平野力三也带领社会党的右翼另立门户，在一些县的选区和社会党竞争选票。可以说，社会党选票的流失与土地产权转移的关系可能并没那么大，甚至不及在农地改革完成之际这些政党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影响。这一年，日本左翼政治最显著的变化是日本共产党的力量在增强而社会党在分裂和衰落。农民组合成了他们的争夺对象。但是实际上，这一潜在核心支持者所占的份额也在萎缩，党派的竞争也就愈加激烈。尽管在一些非常保守的社区里，升级的竞选活动也许会多拉一些选票，但是就其他的案例和长远来看，农民可能会因此不再对左翼政党抱有幻想而转投他者。

社会党在改组战时“农业会”（“农业协会”）为“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过程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农业合作的立法在吉田茂内阁时期一度停滞不前，但是社会党一上台就推动建立这一新的农业合作系统。农业合作的立法意在将战时用于征收和分派大米以及其他农产品的农业组织（“农业会”）民主化，使其成为由农民组成且为了农民自身的批发合作社。简言之，前述的“农民组合”是战后日本市民社会自发形成的，而“农业协会”则有一定的官僚色彩，乃是战时状态的遗产。

虽然社会党积极参与到农业合作运动，但大部分的地方政客并不隶属社会党。1948年夏天，人们已经看到联盟发出了正在崩塌的信号，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拒绝加入某个特定的政党。农地改革过程中不断涌现出农民组合，而通过众多的地方政府团体选举也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参与者群体。不过，这些人的政党隶属是游移的。当社会党失去了势力，这些参与者自然就离开了社会党。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参与到农业合作社的个体或者地方官员都声称自己是无党派。1949年大选到来之时，日本社会党，右翼社会党，左翼社会党，和共产党已经打成相对的平手。激烈的宗派斗争导致了农民组合领导的流失，大部分农民对于农民组合和左翼，整体上亦抱有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在农业运动主导权上的纷争损害了民众对左翼的支持。另一方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保守派赢得了大部分农民的支持。新建的民主自由党调整了部分关键的制度，同时改变自身政策以迎合新的选区，毕竟诸如农地改革这样的倡议已经不可逆转。整体而言，民主自由党很好地利用了农业合作系统。1949年，尽管日本处于经济紧缩时期，很多农业合作社走到了破产边缘，这些自由党派亦伸出援手，在它们重组时给予贷款和补贴，把它们牢牢地置于被控制和依赖保守派的位置。同时，民主自由党也对农地改革委员会的相关法例做出调整，减少佃农代表的席位，增加独立农民代表的席位。这显然是试图减少左翼发挥的影响。而农地改革委员会后来的作用亦不再是改革，而是监督，确保改革的成果不会被逆转。1952年，委员会终被废除。但同年，自由党否决了昔日地主选民想要复原农地制度的请求。内阁颁布了《农地法》，大体上接受了农地改革的成果。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党虽然意识到需要把活动重心转移到合作社上，但是它已疲于应对党内左右派系的斗争以及与共产党的竞争。因此，社会党错过了扩张选区的机会以及利用农业合作系统打下基础，争取支持者。而保守派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在1955年合并为自由民主党（自民党）。虽然6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都市化进程如火如荼，但是由于选举制度不合理的选区分配，自民党卖力地争取事实上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的支持。尽管地主依旧向自民党施压，并且在1965年得到了失去土地的额外补偿，但这种补偿更多只是政治的行动，从未足以弥补地主的损失，亦没有真正影响新的土地所有制度。

到了70年代，城市地区出现的反对力量让保守派更依赖农村地区的选票以维持自己的势力。于是，保守派加强对农业的补贴和在农村地区开展公共工作（尽管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摩擦以及高涨的本地食物价格让部分工业地区的民众开始质疑对政府农业的保护）。而政府给予农业和农村社区的补贴也让日本农民变得彻底保守。但是，日本农地改革的成功和政治后果并非源于日本农民的固有保守主义或者简单的改革影响。应该说，日本农民保守的政治取向是政治竞争和制度建设的结果。

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党同样急切希望保护农业，维系对农业的补贴和保护主义的政策。这倒是成了两者的共同利益。难怪在1994 -1996年间，自民党和社会党可以结盟。但是1996年社会党彻底分裂之后，就剩下保守派自己去把握农业保护、贸易利益、工业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平衡。日本农村今天在寻求一位救世主以免遭受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但这位救世主已经不太可能，如二战刚结束时那样，来自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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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组织重构“左翼”价值

整理自：Darrell Gene Moen, Grassroots-based organic foods distributors, retailers, and consumer cooperatives in Japan: Broadening the organic farming movement.

来源：Hitotsubashi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 32, No. 2 (December 2000), pp. 55-76

70年代初，日本有机农业运动的扩张达到了现象级。它的成功离不开基层民众建立的有机食品分销、零售，和消费者合作社网络。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参与到购买和销售有机食品的组织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日本共产党和新左派团体的意识形态影响（蓝平儿曾在《日本的绿色政治》中指出日本共产党与消费者合作运动有长期的联系。如由共产党员建立的神奈川合作社经常购买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及其在神奈川县的发行的通讯《新神奈川》的广告版面，新年和劳动节亦会通过这些媒体向公众致以节日问候。尽管大部分的神奈川合作社成员不是日本共产党的支持者，但是很多合作社的职工是党员、日共后援会成员或者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地方选举的时候，日共候选人也会在合作社的商店外面做巡回演说，争取城市中的家庭主妇的支持。不过，合作社的共产主义色彩已经稀释。而且，神奈川合作社也会与自民党和社会党建立联系以求保护自身的利益。而日本新左派是一个亟需谨慎区分的类别。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日本新左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学生群体，著名事件包括反美日安保条约，东京大学全共斗的安田讲堂事件等，但是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新左派内部撕裂，斗争手段激进化，发生血腥暴力事件，造成社会创伤。—编者注）。而左翼的身影，使得日本有机农业运动在整体上被赋予了一种激进性和社会变革潜能，并且在全国范围吸引了颇为多元的参与者。

60年代反美日安保条约

日本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以下简称“生协”）是日本最大的消费者合作社。1951年成立之时，生协得到日本共产党，其时的日本社会党和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的强烈支持。随后涌现的新式消费者合作社，以及受到新左翼浪潮影响的有机零售商和分销商，基本上都强调以草根阶层为本，由草根阶层发起行动。同时，这些组织也试图回应70年代初在日本爆发的各种文化、环保、女性议题。尽管这些人在选举策略方面并没有达成共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亦有所分歧，但是他们共同支持有机农业运动，而且与其他的社会运动的一道构连出共同的平台，允许他们参与到建设性对话中，通过交流思想而获益。

日本的消费者合作社，参照了19世纪末英国人罗虚戴尔（Rochdale）沿袭欧文理念所创的合作运动的模式，主张开放会员制度，民主管理，公平的经济剩余分配，公众推广和教育，合作社之间的协作。它们是非盈利组织，会大批购买消费品，其会员既是顾客又是资方。而且日本有着世界范围内发展最好之一的、积极参与政治的消费者合作运动。1990年，674个初级生协（JCCU）食物合作社覆盖了全国约1414万户会员。日本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大众会员组织。这一生活协同组合雇佣着47000名全职的工会工人，运营着2400个零售店。相关数据显示，它在1990年的营业额就高达2.78万亿日元。除了零售店，它还建立了每周一次的小组订购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被称为“班”。生协有超过一百万个“班”，涵盖了五百万的会员。“班”的重要功能是保证每位成员可以在例行的“班”会上发表意见，在合作社内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例如，他们可以讨论合作社内应该卖或者不应该卖什么产品，或者合作社是否应该参与某个政治议题，而且这些意见都会传达到上一级的组织。

自60年代起，日本的消费者日益关注杀虫剂的使用、食物安全、洗涤剂所含的磷酸盐对环境和身体健康的影响、过度消费、环境恶化、农村和渔村的消亡等问题。这也促使生协更加注意为成员提供直接从农场购买的有机种植作物以及没有人工添加物的食品，自己制造一些可生物降解的皂类产品，与农民、渔民的建立直接的买卖关系等。更重要的是，生协在和平运动，环境运动，妇女运动，有机农业运动等议题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生协甚至派了代表团参加1982年和1988年的裁军谈判会议，而且每年都协办在广岛和长崎举行的国际性的反核武会议。

不过，很多在60年代参与到新左派运动或者受这一浪潮影响的日本人并不信任生协，认为它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商业机构，过于在乎扩张组织，增加收益，而且过于同情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不反思自身消费文化，只侧重销售廉价货物。这些前激进学生成立了被武藤一羊（亚洲和平联盟创始人之一，活跃的评论家——编者注）称之为“另类生活合作社”的组织。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令生协在过去这些年里为顾客提供更多安全而不只是便宜的食物，天然的皂类产品而不是人造的洗涤剂，并且展示了一种可行的另类消费文化。这些另类组织的迅速成长也促使日本共产党支持有机农业，视其为日本农民的生存策略。此外，这些组织更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城市里很多对共建新社会感兴趣，但是又不信任现存的左翼政党以及他们论述的家庭主妇得以投入其中。

生协的店铺

另类生活合作社中最为活跃且多方面参与社会改革的组织团体是东京的生活俱乐部（生活クラブ）和九州的绿色合作社（グリーンコープ）。两者都投身政治，地方选举中有自己的候选人，并参与其他的社会政治议题，包括与第三世界住民组织共同抗争等，而且两者的成员和领袖大多是三四十岁的女性。跟其他的生协组织不同的是，生活俱乐部没有零售店，全体成员都依靠“班”的制度去获取她们共同购买的物品。俱乐部亦鼓励成员在班组的会议上表达自己对个人问题或者社会议题的想法和意见。可以说，这一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赋予了女性自信和参与政治的力量。到了1993年，约3000名生活俱乐部的成员已经创立了逾150个工人合作社。俱乐部还出版自己的刊物《社会运动》，提供不同的理论、观点、信息和意见。它甚至资助了一个社会运动研究机构出版这一刊物。这一机构实行开放会籍制度，吸引了逾12000位兴趣各异的会员加入。众多运动分子，左翼知识分子和学者为这个刊物带来了各种新的思想，题材包括美国非裔和亚洲的女性运动，对日本霸权的新葛兰西学说的分析，新社会运动理论，关于核电站事故或者热带雨林破坏的经验研究等等。1979年，生活俱乐部的政治候选人成功选上东京练马区的代表。1987年，生活俱乐部在东京地区的选举取得了31个席位。而到了1993年，包括在东京在内的神奈川地区的镇、市、县级选举，共有75个生活俱乐部的代表且全部是女性。尽管她们各自回应自身代表的地方住民所关心的议题和利益，但是她们都支持和平运动，倡导环境保护，都声称要建设和平、公正的新社会，并且否认自己隶属任何党派。

在日本南部地区，绿色合作社亦经历了类似的成长。绿色合作社源于两个学生激进组织，关注的社会议题包括对性别、种族和残疾群体的歧视，环境污染、农民的未来，和平问题、日本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团结。类似的组织还有1975年在东京成立的守护大地会（大地を守る会），创始人都参与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校园抗争。他们会去派发蜡纸油印的宣传单张，告诉人们杀虫剂如何危害环境和各种生命体的健康；花时间和生活在低收入公共房屋或者私人屋苑中的家庭主妇交流；证明给农民和该区的家庭主妇们看，他们是确确实实在建立直接的生产者-消费者关系，从而赢得彼此尊重。一步步地，这些昔日的学生激进分子争取到了他们的常客。随后他们也组织妇女参与“班”群，方便物品发放，同时让这些彼此隔绝的家庭主妇得以见面和讨论一些日常或政治的话题。

另一个例子是“波兰广场”（ポラン広場）。这一组织在不到20年时间里帮忙建立了80个有机食品店。创建者狩野参与过学生抗争运动。希望实践反主流文化并且重新思考社会价值的他曾经和四位嬉皮士一道参观了伯克利的彩虹食物合作社，随后在1972年回到日本，在东京的市郊西荻窪成立了一个有机食物合作社。但是他的朋友并没有什么政治动机，只想维持那种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而狩野更想搬到东京都国立市，因为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当地政府有较强的影响。一年后，狩野离开了西荻窪，从开始拉车兜售，到后来在国立市开了有机食物店。波兰广场也刊发每周通讯。除了关于组织自身的内容、农夫和店主成员的介绍，通讯亦报道社会上进行的各种抗争，例如反对核电、修宪、美国在日本的军事行动、高尔夫球场的兴建等。

像生活俱乐部和绿色合作社这样的组织，其主要成员是三四十岁的家庭主妇，而她们的活跃也让很多职业女性直接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其中很多人其实在六七十年代也有政治参与的经历，但由于对选举政治感到失望而淡出，这些新的消费者合作社其实给了她们机会去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参与其中。而且她们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派系界限，不需要表明自己是否（前）社会党或者日本共产党的身份来参与社会变革。这样一来，她们的精力得以释放，创造全新的草根组织结构，去改变旧有等级化和商业主导的体制。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另类生活组织的积极分子投入巨大的精力到日本社会的变革中：不断地建立工人合作社；成为候选人参与到地方政治；与第三世界的有机农夫和消费者运动建立联系；重构文化价值和设想，重新定义社会关系；与日本其他活动组织建立联盟……而且他们认同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拒绝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新左派或旧左派）站台，吸引了很多已经厌倦了左翼政治的陈词滥调和咄咄逼人的论战修辞的新成员。在这些新的合作社中，“班”的制度变成了互助的支援系统，同时也提供一个政治的平台，成为女性充权的机制。而随着这些合作社增长，有机农夫也扩展了他们的销售渠道，终于有了底气拒绝传统分销系统不容商量的要价，而且与消费者之间有长期的直接联系，也让他们可以建立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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