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国使节过半超龄：中国外交人事老龄化与新趋向（组图）

北京时间4月25日至27日，中国再度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主场外交”——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计来自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近5,000名外宾出席，最终38位国家领导人与2位国际组织负责人缔结联合公报。近年，中国外交基调趋于更加积极进取，大规模“主场外交”年年皆有；而统计显示，习近平、李克强年外访均在七八次左右，显示中国外交事务极为繁重。加之，当下中国正处于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战略转型期，其全球利益拓展的现实威胁和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冲突，尤其是当不可避免地“挑战既有地缘格局”时，中国外交所面临的目标多元化和复杂化，都在考验着中国外事人才的决策和执行力。

也即是说，中国曾经是革命外交理想主义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如今中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路线越来越清晰而坚定。我们正是基于如下现实：其一、中国以“一带一路”为主的全球战略延伸和利益拓展；其二，潜在的国家利益冲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三、中国外交人事本身的结构性问题，来分析中国当下外事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的人事变化，而反过来，这种变化又是如何反映中国外交政策和目标侧重的再定位。

曾与王毅共事的程永华已被外放日本长达9年，年届65岁（图源：新华社）

今年5月份，“外放”日本9年之久的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返国，料彻底结束其作为外交官的职业生涯。9年前的当地时间3月1日傍晚，这位出身中日建交后首批官派日本留学生并三度出使日本的外交官抵达东京成田机场，随即用日语向一众媒体记者寒暄。彼时，日本亲华派的首位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刚刚上台不足半年时间。

在此后长达9年的时间内，中国超越日本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程永华见证了日本政坛乃至民间的急速右转，尤其是钓鱼岛争端让中日关系跌至建交以来的冰点；但他也以其不同于现任中国外长王毅的温和立场，重启了与安倍政权的关系缓和。如今，程永华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出席6月份G20大阪峰会前夕离任，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4月16日罕见地与一名外国使节进行了一场长达1小时20分的餐叙以感谢他的付出。对于主张对日温和的程永华的离任，日本舆论界似乎也一片“不舍”，盛赞其为在任最久的驻日大使。

程永华生于1954年，年届65岁，事实上这一年龄远远超过了中国最高级别（副部级）驻外使节的最高任职年限。而环视中国外派使节，程永华也可称得上“老将”。当然，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最重要的一点，它反映了中国今天外交人才一定程度的“青黄不接”，而追根溯源则可能与早年人才多语言类出身有关。但是在中国崛起与外界的矛盾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翻译人才”却未必是外交高手，而原有模式已难适应今日人才需要。

超龄服役究竟有多严重？

1、驻日本大使（1993年升格）：

孔铉佑（1959年7月），2019年以外交部副部长外放，亚洲司出身

程永华（1954年9月），2010年以驻韩国大使调任，亚洲司出身

2、驻朝鲜大使：

李进军（1956年5月），2015年以中联部副部长外放，中联部出身

3、驻法国大使：

翟隽（1954年12月），2014年以外交部副部长外放 ，亚非司出身

4、驻英国大使：

刘晓明（1956年1月），2010年以驻朝鲜大使调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身

5、驻德国大使（1997年）：

吴恳（1961年1月），2019年驻荷兰大使兼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调任，干部司出身

史明德（1954年12月），2012年以驻奥地利大使调任，中央外办、西欧司出身

6、驻美国大使：

崔天凯（1952年10月），2013年以外交部副部长外放，新闻司、亚洲司出身

7、驻巴西大使（2009年升格）：

杨万明（1964年3月），2019年以驻阿驻根廷大使调任，拉美司出身

李金章（1954年出生，2018年11月退休）

8、驻俄罗斯大使：

李辉（1953年2月），2009年以外交部副部长外放俄罗斯，欧亚司出身

9、驻印度大使（2009年升格）：

罗照辉（1962年2月），2016年以驻加拿大大使调任，亚洲司出身

附：

1、中国常驻欧盟使团团长

张明（1957年6月），2017年以外交部副部长外放，外交部非洲司、办公厅出身

2、中国常驻非盟使团团长

刘豫锡（1961年11月），2018年以驻多哥大使调任，香港中联办和驻法语国家出身

3、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王群（1962年8月），2018年以军控司司长外放，军控司出身

4、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新任未明

俞建华（1961年12月），2018年以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商务部国际司出身

5、常驻联合国代表

马朝旭（1963年9月），2018年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调任，新闻司出身

程永华的故事仅仅是中国驻外使节超龄服役的一个缩影。

按照国际通例，大使（全程特命全权大使）是一个国家在派驻国（或多边国际组织）所任命的最高职级代表。而作为国家公务员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外派大使级别一般按照派驻国的国际地位和与中国的关系分为4级，依次为处级（已不存在）、副司（局）级、正司（局）级（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最高级别的副部级。

事实上，随着派驻国地位和国与国亲疏关系的变迁，中国驻外大使的行政级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本刊记者统计了中国副部级驻外使节的资料，这其中包括9个国家的驻外大使，以及5个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分支组织）的中国代表。其中，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原本由中国外交系统官员充任，但2018年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俞建华（1961年12月）接替调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马朝旭，意味着这一职务转由商务部官员充任。

结果显示，9名副部级大使（不包括驻国际组织代表）中，最年长的为驻美国大使崔天凯（1952年10月），现年67岁；最年轻为1964年3月出生的驻巴西大使罗照辉，现年55岁，平均年龄约为61.6岁；而按照副部级官员63岁的退休年限，驻朝鲜大使李进军（1956年5月）、驻法国大使翟隽（1954年12月）、驻英国大使刘晓明（1956年1月）、驻美国大使崔天凯、驻俄罗斯大使李辉（1953年2月）共计5人，超过一半为超龄服役或达到退休年龄。

事实上，中国外派外交官遵循严格的“程序”。2018年至今，中国政府的确进行了新一轮驻外官员的新陈代谢，不过即使如此，如新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那样的大龄“外放”也不是孤例。

从语言出身到国际关系出身

1949年迄今，中国大陆政权共历经11任外交部长（其中包括政务院或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兼任情形）。一般认为，1998年复旦大学英语专业、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出身的唐家璇继任中国外长开始，历任中国外长的人选开始由“革命家”转向语言科班出身。其中，李肇星曾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进修；而杨洁篪除早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学习外，还曾受外交部委派与之后的外交界明星如王光亚、沙祖康、周文重等人赴英伦求学，但之后也是从外交部翻译做起；现任外长王毅则是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不过参加工作后“补课”不少国际关系。 

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培育外交人才梯队上的显著逻辑——注重语言功力。不可否认，它在相当长时期内，尤其是在中国急需在改革开放后与外界产生联系的信息饥渴时代是非常有效的。不过，中国在快速成长，与世界产生越来越多联系甚至摩擦的今天，外交战略的重心已不仅仅是满足沟通世界与中国联系的单一作用。 

一方面，中国成长必然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的复杂反应，不适应甚至猜忌敌视不可避免，中国必然试着让世界理解和接纳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全球拓展，包括传统的主权争议，需要外交配合，捍卫国家利益；第三方面，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新型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和第三世界外交、“一带一路”等中国战略目标的推广，中国政府必须在公共外交有所建树，遂行国家战略意图。从某种意义上说，从“韬光养晦”重心前移至“有所作为”，中国外交迫切需要准备把握中国外交战略意图、洞察各国实力消长和国际关系变局的“通才”。而这并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所以唯有借重经验更为丰富的老将。 

此外，作为履行国家对外交往职能的国家机器，拥有29个内设组织的中国政府第一大部外交部是外交政策的执行机构，也并非外交人才的唯一来源。事实上，真正掌握外事大权的为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2018年前为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处于外交决策的顶层位置，目前其办公室主任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担任。而第二层面，则是包括外交部在内具体担负对外职能三大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国务院外交部以及份量越来越重的商务部），第三层面则是中国外事的延伸，包括中央的国台办、港澳办、侨办，以及地方的中联办、外交部特派员公署等。 

事实上，在上述各大机构中，因为外事业务层面的关联度比较高，所以外交人才流通也是比较频繁的。比如现任国台办主任刘结一之前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而负责中共党际外交的中联部高层则通常是中国驻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大使的“出产地”。这些都有可能改变中国驻外人才的年龄和知识素养结构。而同时，中国外交部人事任免也在强化专业素养的考量，比如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便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北京大学国际经济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