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贸易战带来的治理风险 中共必须努力避免（图）

除了像华为这样的个案，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经济运行方面，二是在社会信心方面，三是对产业链可能造成的挤出效应，四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层面。

在经济运行层面，贸易战虽然也有影响，但影响其实非常有限。中国经济和一些中小经济体不同，体量大，产业门类齐全，农业主粮基本能保持自给自足，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厚实，互联网新经济蓬勃发展并已经依托国内市场自成体系，在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具有强烈的风险与主权意识，外汇管理上实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尽管也会受到贸易战影响，但其耐受力和抗风险能力却远非一些完全信奉自由市场的开放性中小经济体可比，美国人想通过贸易战或其它什么战搞垮中国经济，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美国想通过贸易战搞垮中国经济是不可能的(图源：VCG)

社会信心风险

社会信心风险，是北京需要关注的第一个风险。现代经济运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信心和预期之上，贸易战虽然对中国经济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但因为中美客观存在的实力差距，加上西方媒体的渲染造势和中国在国际主流舆论市场的话语权缺失与能力不足，不少人对中国经济未来确实信心不足，会多少感到有些迷茫。

这是在面临强敌或社会剧烈变动时的一般大众心理。普通人和政治领袖不同，你不能要求一般民众从一开始就有必胜信心，或是将信心不足简单归为懦弱和投降主义。一般民众的信心是需要引领和鼓励的，政党或政治领袖的价值就是在此期间制定恰当的政策应对强敌和剧烈变动，掌握并逐步扭转局势，并对一般民众发挥引领作用，鼓励他们看到光明，帮助他们建立并坚定对未来前景的信心。拥有抗战和内战以弱胜强经历的中共对此过程不会陌生。

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稳定市场预期，让市场恢复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有几个方面尤其需要关注，一是要真正采取措施激发中国经济内在活力，这是至关重要的根本；二是要对市场，尤其是对资本市场短期内的大幅波动保持敏感，在必要时候果断介入；三是对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变动保持高度敏感；四是在文宣上要把中国经济的耐受力和抗风险能力讲透，把人们对未来的疑虑说透，在这个过程中喊口号没有问题，喊口号也能激励人心，但必须认识到文宣工作光喊口号是不行的，中国文宣的这个短板不克服真的不行。

产业链挤出风险

贸易战在对中国产业链可能造成的挤出效应，是北京决策者要关注的另一大风险。

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发展的成果，是中国人努力奋斗拼搏的结果，也是中国融入世界产业链并不断在各产业链条上向上攀爬的结果。经过四十年发展，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产业链条，并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在高科技领域也越来越具有全产业链竞争力，甚至威胁到美国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这也是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的重要原因，他是想让美国经历一个“再工业化”的过程并保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都决定了美国想要把中国从产业链上剔除是不可能的，而美国因为其自身的内在原因想要“再工业化”也不会那么容易。

但贸易战确实会对目前在中国的国际产业链形成一定挤出效应，其效果可能还会相当明显。这是因为，其一，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快速攀升，在某些领域已经追平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要素成本，同时周边一些后发国家，如越南、印度等和中国相比，在要素成本上已经形成明显级差优势；其二，中国近年来的一些政策设计太过理想主义或流于粗糙，没能充分考虑到企业主体的承受能力，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在产业替代升级和环保治理等过程中用力过猛，而且经常因为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影响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大幅抬升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得企业主体对政策的不确定担忧上升；其三是和中美关税战直接相关的刺激，特朗普在一年多时间内，先是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之后又对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而且又启动了对其它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调查，对相关企业，尤其是制造类对美出口企业经营带来极大压力。25%的关税不比10%，已经超过绝大部分企业的自身消化能力。这些因素形成的合力，使得在降低成本和规避风险的双重考虑下，制造类企业，尤其是以对美出口为主的制造类企业和跨国企业迁出中国的意愿在短期内明显加强，以后也可能成为一个趋势，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并进而对就业市场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政府近期加大了对宏观就业的重视，将“稳就业”放到第一位，要求各地“守住不发生大规模失业的底线”，防止回乡潮，即是未雨绸缪和准备打持久战之举，也显示出就业市场面临的巨大压力。

在面对这一问题上，中国企业家应该发挥与国同克时艰的精神，要认识到只有国家好企业才能更好，企业家才能更好。但与此同时，政府更要体量企业家的难处，要在继续坚守“不愿打，不怕打，不得不打”的基调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注意、体谅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担心，管理好市场和心理预期，切实改善营商环境，尽快想办法降低企业税费和成本负担并将扶持政策尽快落到实处，让企业感受到来自国家的有力支持。中美贸易战是贸易战和科技战，但考验的却是各自内部的经济承受能力，考验的是各自的内在经济活力和经济治理能力，中国执政党和政府要在激活内在经济活力与经济治理能力上，让市场主体与民众感到信心。

最近以来，面对贸易战，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明显加大了对国内经济的调整力度，从习近平到李克强都在围绕如何激发中国经济内在活力做文章，相关政府部门也表示要加大宏观与产业政策对经济的扶持力度，这些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应该尽快落到实处。但坦率说，因为这些问题非一日形成，也因为贸易战的突袭效应，企业家的信心恢复尚需时日，还需要执政党和政府持续努力，认为有了这些政策企业家信心就能很快恢复也是盲目自信。在此过程中，对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来说，尤其要注意政策出台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不要再让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折腾，让一些太过理想性却缺乏实践性的过激政策，摧毁民众和企业家对经济未来的信心，影响到经济的内在活力。

最关键——国家和社会治理风险

上述贸易战对经济或民众与市场信心的影响，只要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妥善应对，只要中国的社会活力不被消灭，都可以基本得到解决。贸易战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潜在风险，其实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层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最近在微博上发表的一些观点，对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尤其是某些具体领域的官员而言，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所以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绩，国家安全和稳定作为极端重要的公共产品，在期间其实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在一段时间之内，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片面认识也窒息了民众的正常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窒息了社会言论活力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活力，甚至反而成为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大潜在诱因。在具体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上，因为执政党宁左勿右的政治文化缺陷和一些官员的专制主义偏好，经常上演粗暴、僵化的“一刀切”、“一窝蜂”和层层加码行为，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被严重扭曲。为此，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并将之定义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终极目标。但这些年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那些不够“现代化”的行为还是经常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僚们身上发生，已经发展成为执政党今天不得不严肃面对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面对贸易战带来的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必须认识到当前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具体说就是美国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所以，中国有必要把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作为国家安全考量的中心和主线，一方面打破长期以来束缚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框的认识，摘下对非体制组织、个人或市场主体基于有色眼镜审视下的制度性与心理性歧视，通过对内大胆改革释放一切可能的经济活力，放开一切不必要的管制；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今天中国已经是个多元社会，有多种意见表达是这个社会的必然特征。贸易战必然会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会影响到民众信心，因为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和失业影响，还会影响到一些具体民生，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严厉管控后，社会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弹与牢骚意见，对这些听起来不悦耳的声音，要予以包容，要给他们发牢骚、提意见的机会，这即是对社会和多元的尊重，也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应对外部挑战的必要之举。 

在经济社会的治理上，中国政府要尤其注意对民生的关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养活14亿人口，不可能都搞高科技，搞那些光鲜靓丽的东西，大部分人还是生活在一个庶民的社会，要解决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日常生活问题。这些年以来，一些地方在发展中流露出明显的“嫌贫爱富”现象，粗暴地划分出“低端人口”和“低端经济”，甚至用暴力手段予以驱除，成为新时代“低级红”和“高级黑”的典型象征，也背离了执政党的政党性质和执政精神，这些问题，在贸易战背景下绝不能再发生。 

因为中国发展的阶段特征，也因为庶民经济的特性，在城市或社会治理中有些“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乱”反映的是微观经济的活力，是民众具体而微的幸福与随性，是政府对庶民生活的关心和关注。不能容忍这些“乱”，容不下这些烟火味，反而脱离了中国发展的阶段特征，脱离了群众，也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在治理中用粗暴和僵化手段压制，更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专制残余的象征和真正的无能。 

在贸易战压力下，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对自己的体制韧性、对自己的人民有充分信心。我们说中国不会走回毛时代闭关自守和政治高压的老路，也不会走上前苏联专制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对今天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有信心，相信它能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信它对现代政治与国家治理的认识，不会错误地把美国带来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对内部高压管控的压力，不会在不断增加的外部重压下，让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陷入持续加压的恶性循环。 

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让中国社会充满活力，这是在贸易战下，一条颠扑不破的治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