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同盟，斩杀关羽，真是东吴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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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权背盟偷袭荆州一事，其是非、得失一直聚讼纷纷，本文从东吴本身的战略、东吴与刘备的关系、东吴的社会结构和军制等方面着眼，务求将荆州之争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

东吴的两个战略

很多人认为，孙权夺取荆州是东吴早早确定的基本国策，并举鲁肃、甘宁的话为例。鲁肃最出名“榻上对”就建议孙权“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甘宁则建议孙权消灭为荆州镇守东面门户的黄祖，之后就可以“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在实际操作中，孙策、孙权确实多次进攻黄祖，在赤壁之战前攻灭黄祖，染指荆州；赤壁之战后，周瑜又经过一年多苦战，击败曹仁，夺取南郡治所江陵；后来周瑜也曾试图穿过荆州，攻克巴蜀，实现“天下二分”，由孙权、曹操平分天下。

因此，他们要不就认为孙权从借南郡给刘备那天起就没安好心，要不就认为孙权夺取荆州是必然之势，不会因为刘备、关羽外交得当就停止。

但是这种看法与实情不合。因为除了向西进攻荆州之外，江东孙氏越过长江，向北进攻的次数也不少。

建安二年（197年），孙策本欲与吕布、陈瑀（下邳陈氏）一同进攻袁术，得知陈瑀试图联合山越，夺取江东后，转而攻击陈瑀，江东军队渡过长江，攻打陈瑀的根据地海西（今江苏东海），大破之。

建安四年（199年），孙策又试图与曹操联合讨伐袁术。袁术死后，其部众被刘勋接收，孙策忽悠刘勋进攻上缭，自己则又渡过长江，趁虚夺取刘勋的根据地皖城（今安徽潜山），尽俘其众。此后，孙氏在江北经营庐江郡，作为深入中原的触角。

同年，孙策乘夺取皖城之势，派孙权率大军攻打徐州，若非下邳陈氏的陈登守御有方，孙氏有可能一举夺取徐州。

陈登在教孙权做人方面贡献甚大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爆发，孙策又有意乘袁曹交战，从背后袭击曹操的根据地许都，把天子劫到手中，进而夺取中原。虽然此举难度很高未必能达成，但说孙氏有进取中原之心是没问题的。

同年孙策遇刺身亡，孙策委任的庐江太守李术有自立之势，孙权即位不久，立足未稳，但仍冒险出兵围攻李术，经苦战后夺取庐江，保住了江北的桥头堡。

孙家的基本盘原是淮水、泗水流域的武力豪族，因为孙坚曾在淮河流域担任县令，孙策少时又留居淮上，着意结交豪杰，遂捏合成服务于孙家的军事集团，陈寅恪先生称之为“淮泗集团”。淮泗集团希望打回家乡，孙家虽是江东人但出身寒微，在乡里受大族鄙视，也不想只窝在江东，所以孙氏政权上下在初期都有很强的向北打的意愿。

只不过，向北打，也要看自己的实力允不允许。

东吴为何北进乏力

影响东吴北进的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部队的战斗力，二是江东士族北进的意愿，三是山越的牵制。

东吴的部队，无论是淮泗集团的部曲，还是江东大族的私兵，都与“吴人”“越人”关系甚大。江东曾经是吴、越两国的大本营，两国虽然上层人士有周人和越人之别，但人民都以越族为主，淮南是淮夷的地盘，后来被吴越统治，其民间习俗与越人近似。

当时的越人，可不是今天的江南人那么温文尔雅，今日江南人的气质是六朝以后接受中原士族文化熏陶的结果，古代的越人则更加类似于《赛德克·巴莱》里面的猎头者，虽然在两汉与汉人已有初步融合，但依然相当彪悍，古越人的遗风后世在浙西一带尚存，能征善战的戚家军就是浙西兵。

越人士兵作战的特点是“剽轻”，就是十分剽悍，但是缺乏组织力和韧性，顺风仗锐不可当，逆风仗则一败涂地，这是江南军队直到东晋仍然有的毛病。吕思勉先生评价中古以前的军队是“南方军队以勇猛胜，北方军队以节制胜”，但论勇猛，曹军的部队虽有乌桓等北族成分，但未必在越人之上，但中原的军略、操练胜于南方，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骑兵，因此吴军在陆战中处于明显的劣势，难以与曹军争锋。

随着淮泗集团的凋零，东吴北上的意愿也在下降。淮泗集团虽然多数也出身豪族，但脱离乡土之后没有了根基，难以像江东大族那样野蛮生长，除去鲁肃、诸葛瑾、步骘等少数家族以外都没落了，于是东吴政权不可避免的要本地化，统治集团从淮泗集团转向江东大族，施政也更多的体现出江东大族的意愿。

江东大族本来跟孙策结了难解的冤仇，好在孙策的死给了孙权化解冤仇的机会，不过即使得到孙权重用，江东大族也无意北伐，那是损失自身实力为孙权火中取栗，所以他们对北伐颇不热心；但是西取荆州有利于控制上游，保障江东的安全，所以他们对西进的热情更高。

最后则是山越的牵制。东吴初期统治的所谓江东六郡远没有地图上地盘那么大，实际上只控制了平原地带，山林里面基本上是以越人为主融合汉人的山越部落，时不时出来造个反杀个人，东吴发动全社会之力，几十年如一日的进攻山越，到孙权晚年才基本解决山越问题，不过那时东吴的政治也随着孙权变成独夫而陷入混乱，军事上依然难有作为。

北方人士从陈瑀开始，就熟练的运用策反山越的策略，来迟滞东吴的扩张步伐。东吴在历次大胜如攻灭黄祖、赤壁之战、江陵之战、石亭之战后，试图进取时，都因为北方鼓动或者山越自发作乱，而不得不停止前进。

因为这些因素，东吴北伐是很难获得胜利的，一再受挫之后，他们在两个战略中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就是西征——夺取荆州。

荆州之争的是非得失

赤壁之战前，曹操夺取了除江夏以外的荆州，刘备退避江夏，向孙权求援，两家合兵打赢了赤壁之战，随即东吴开始反攻曹操的地盘，孙权自攻合肥，周瑜则与刘备合兵攻打荆州要地——南郡的治所江陵。

不过这一次分兵出击也预示了日后东吴的战略方向，孙权在合肥被吓跑，而周瑜则经过长时间苦战之后击败曹仁，攻克江陵，在此期间刘备军为东吴阻挡曹军的援军，虽不是攻城主力，但也是有贡献的，同时，刘备也趁曹军北撤，攻下了长沙、武陵、零陵、桂阳等荆南四郡。

曹操虽败，但实力仍然强大，怎样抵御曹操是这一阶段江东的战略重心。东吴如果直接统治荆州，恩信不够，有可能立足不稳，而且东吴的驻守部队会夹在江北的曹军和荆南的刘备军之间，一举一动会非常尴尬。如果利用在荆州有恩信的刘备，让他统领荆州，能够更有效的调动荆州的军政力量，帮东吴分担曹军的压力，这样东吴可以在东边集中精力防守或者进攻，因此鲁肃力主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刘备也主动到江东求借南郡，孙权就同意了。

不过，这个联盟的基础，是孙刘分别从荆州、扬州出兵攻打曹操。当刘备放着曹操不打，却夺取益州成功，就让孙权很不满意了，尤其是在这之前刘备诡称要保护同宗刘璋，阻止了周瑜西进益州，在夺得益州之后面对孙权索取南郡或次而索取长沙、桂阳等荆南诸郡的要求又完全无视，已经让联盟很难维持了。而孙权自己屡次北进又在合肥城下打出太多可歌可泣的战绩，致使刘备开疆拓土、野蛮生长的同时东吴几乎没什么发展，对刘备的怨恨就更甚。

战略态势的变化是孙刘破盟的主因

当刘备在汉中硬碰硬击败曹操，而关羽又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时候，强弱已经在悄然发现变化，刘备已经超过曹操，成为孙权最大的敌人。这个时候刘备集团如果外交得力，或许联盟还能维持一段，但是刘备耍横在先，关羽傲娇在后，联盟就提前破裂了。

虽然刘备迫于曹操的压力，归还了湘水以东的长沙、桂阳两郡，但一来那本来是东吴自己打下来的，刘备只是承认既成事实，谈和后东吴还吐出了自己已经攻克的零陵；二来南郡是江南雄郡，其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就算长沙、桂阳两个郡加起来也完全无法相比，所以在东吴看来自己还是吃亏的。关羽在水淹七军之后，不顾东吴嫉妒，擅自夺取东吴湘关存粮来养活降兵，则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影视剧中的关羽

东吴最终出兵袭荆州，杀关羽，又在夷陵之战中大败刘备的报复之军，这一系列战斗让双方元气大伤，刘备早年聚集的能征善战的部曲损失殆尽，蜀中统治不稳，孙权也损失惨重，在接下来曹魏的三路伐吴之战中颓势尽显，若非朱然、朱桓等名将发挥出色，被曹魏一举攻灭也不是没有可能。可以说，从东吴偷袭荆州起，吴蜀两国被曹魏吞并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事后复盘，从是非来看，刘备在赤壁之战和南郡之战中都有出力，借走南郡后也有力的帮东吴分担了防务压力，可以说久占南郡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刘备借此阻挡孙权西进，并且借助占据南郡的便利夺下益州，又不愿采取妥当手段安抚孙权，尤其是任用的荆州主帅关羽对孙权百般欺凌，可以说刘备一方对于联盟破裂还是有很大责任，而孙权的北伐战绩太感人，背盟偷袭在操作上引起后人鄙视也是正常的。

王夫之认为，只有鲁肃、诸葛亮能够看清天下大势，坚定不移的主导孙刘联盟，而刘备一方的关羽、孙权一方的吕蒙等见不及此而贪图眼前小利，刘备、孙权自己也不具备鲁肃、诸葛亮的战略眼光，不能信任鲁肃和诸葛亮的战略，最终导致吴蜀被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吞并，是历史的悲剧。

从得失来看，东吴在北进和西进战略中，因为自身陆战乏力和刘备崛起导致战略形势改变，最终从最优的北进战略改变为次优的西进战略，虽然这一举动令曹魏的统一几成定局，但控制荆州尤其是三峡一带也确实有意于东吴的国防，日后刘备攻吴的夷陵之战和西晋攻吴的西陵之战，都因为东吴掌握三峡而惨败，可以说荆州延缓了东吴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