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经连环失衡后 埃尔多安如何在中国力挽狂澜（组图）

北京时间7月2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终于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大阪20国集团（G20）峰会之后的又一次中国之旅。

对很多分析人士来说，这位土耳其总统的访华活动在启程之初就显出了极强的目的性：土耳其近期已陷入经济衰退，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麾下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在地区选举中也遭败绩，其麾下要员甚至要结党叛离。加之土耳其在北京语境中到2019年时才重新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埃尔多安的北京之旅因此就显出了几分狼狈。

但从埃尔多安近期的一系列动向来看，他在前往中国之前似乎已胸有成竹。此前，他已经在大阪顶住了此前美国前防长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及现任防长埃斯珀（Mark Esper）等人“威胁取消交付F-35战机”的压力，确认了土耳其将在“10天内”正式取得俄罗斯S-400型防空导弹的现状，美国非但不会就此“实施制裁”，土耳其甚至还有可能将按原计划取得F-35战机。

这样一来，当外界以为土耳其有可能会在2020年前后出现政局更替时，埃尔多安就再一次于大国间展示了他平衡术的手腕。当他逐渐开始推动政治、经济的转寰时，这位土耳其首脑的中国之行似乎也将成为其重建信心与秩序的开始。而埃尔多安此前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更将随时提醒他自己在未来要少犯错误。

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局势变化，让埃尔多安（左）的北京之行显出了特别之处（图源：新华社）

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

对熟悉土耳其政治环境的分析人士们来说，以埃尔多安为首的政要似乎一直在中、美、俄等大国间寻求政治、经济与军事等要素的平衡。相对于已经博弈几十年的美俄传统关系，埃尔多安当局近两年来在北京面前就颇有些局促。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中、土高层自2018年3月后的一系列对话。这一系列接触也让土耳其对中国的诉求和手段有了最鲜明的认识。也让土耳其在如何避免关系失衡上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的确，埃尔多安在2018年4月19日先行向北京通了电话，还从北京处得到了要做好中国“一带一路”和土耳其“中间走廊”倡议的对接的提议。到7月金砖峰会上时，双方也确认过共建“一带一路”等信息。

加之中国工商银行还在同年8月土耳其金融危机发生后提供过支援，向土耳其提供总值约36亿美元的借贷额，用于能源与交通基建等建设。这使得外界一度以为埃尔多安当局在当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似乎得到了来自北京的帮助。

土耳其近两年来在大国间的纵横捭阖存在部分可圈可点之处，埃尔多安的行为也难以被简单描摹

遗憾的是，土耳其难以摆脱他与美国之间的传统政治联系。该国在中国新疆问题上也长期扮演不光彩角色。这让埃尔多安当局在2018年10月后积极响应了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同期谈及中国新疆问题的演讲。

为此，土耳其就在此后阿根廷G20峰会期间遭遇了可想而知的局面。当埃尔多安专门向习近平谈及要共建“一带一路”时，中方便有意回避了这一内容。

此后，中国工商银行的土耳其子行与土耳其进出口银行也只落实了3.5亿美元的信贷协议。直到2019年6月15日埃尔多安和习近平重新在亚信第五次峰会期间会面后，土耳其才重新从中方处听到加强“一带一路”框架内互利合作的建议。而这点保证或许也将成为土耳其渡过难关的关键一环。更不用说土耳其近期的政治、经济危机或许也都与其特定环境下的失衡分不开。

土耳其的危机也许是暂时的

根据土耳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在2018年8月后的金融危机中损失巨大，以至于其2018年三、四两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连较之上季度下滑。这标志着土耳其自2009年以来首次陷入经济衰退。此外，土耳其还面临高通胀问题。2018年10月该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高达25%，创15年来新高。到2019年3月份时虽降至19.71%，但这一数值仍然不低。 

必须承认，土耳其的经济困境，除了受地缘政治影响外，根本原因是经济结构长期失衡，对国际资本依赖度较高。此前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是建立在国际热钱快速流入的基础上的。随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下行风险加剧，结构性弊端暴露无遗。这种不稳定性也会反馈到土耳其的政治环境上。譬如埃尔多安麾下AKP在3、4月间地方选举中的“惨胜”就是如此。 

根据4月时的初步结果，AKP失去了对首都安卡拉、工业重镇伊兹密尔、旅游胜地安塔利亚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伊斯坦布尔等多个大城市的控制权。 

尽管埃尔多安此后以“选举违规行为”和“计票错误”为由，要求重选伊斯坦布尔的市长。但6月重选后的结果甚至比前一次选举更糟。当安卡拉还因为购买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问题与美国频生龃龉时，埃尔多安就由此遭遇了罕见的内外承压局面。 

不过，根据土耳其官方2019年6月上旬公布的数据显示，土耳其一季度调整后的GDP增速已达1.3%，与市场预期相符，虽然这一增长率较之2018年同期相比仍下降了2.6%，但这一信号仍然结束了近十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风潮。这与渣打银行等权威机构的判断也相似，即“土耳其工商业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埃尔多安在政治领域上的窘困也同样只是特定环境下的失衡结果。当前，土耳其的政治版图正在加速“碎片化”，各大反对党如“共和人民党”（CHP）、“好党”、（IYI）等虽然结成联盟，但其意识形态各异，只是因为“反对埃尔多安”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 

加之新上台的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Ekrem Imamoglu）也表示自己要与埃尔多安精诚合作，“解决伊斯坦布尔的环境、就业、交通与叙利亚难民问题”。这就意味着即便前副总理阿里·巴巴詹（Ali Babacan，又称巴巴坎）、前总理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等人已率众从AKP出走“另立新党”，但埃尔多安的基本盘并不会因此被轻易撼动。 

同理，习惯了在美俄间随时调整平衡的埃尔多安当局也没有被S-400防空系统与F-35战机的取舍所难倒。在五角大楼威胁要取消战机合同时，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防长阿卡尔（Hulusi Akar）以及埃尔多安的发言人卡林（Ibrahim Kalin）等人曾先后与美方特使展开对话，强调美、土“有共同关切”、“立场趋同”。 

在长达一个月的软硬兼施后，随着美方防长人选在此期间再次旁落，特朗普又强调土耳其为其“大贸易伙伴”。这就让埃尔多安在6月29日强调“美国预计会交付土耳其所订购的美国F-35隐形战斗机”后，随即在7月1日宣布“S-400”将在10天后运到土耳其。事已至此，埃尔多安的北京之行似乎就成了土耳其在2019年下半年时来运转的某种标志。宦海沉浮几十年的埃尔多安也将有较大可能为自己与土耳其找到一点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