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的再现：新疆问题为何引起国际两极反应（组图）

近日随着欧美社会22国驻联合国代表发出联名信，敦请人权理事会调查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状况后，旋即又有亚、非等地的37国的驻联合国代表联署，赞扬中国大陆“为国际人权事业作出的贡献”。明确的两派分野，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否又是一次“文明冲突”的体现？以及如果是的话，该怎么理解冲突的根源与看待冲突的未来？

世界各国最近因为中国新疆问题，再度掀起一波“人权”论战（图源：VCG）

两封信揭出两群国家的布阵

7月8日，一封由22国常驻日内瓦的联合国代表联署的信函寄给了联合国高级人权事务专员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与人权理事会（UNHRC）主席塞克（Coly Seck），内容提到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ERD）2018年报告表达了对中共任意介入维吾尔、穆斯林与其他少数民族社群的担忧，也呼吁中共坚持其国家法律与国际义务、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包含宗教信仰自由。信函并欢迎中国接受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与人权理事会特别机制（Special Procedures）的对中国大陆境内宗教信仰等自由的监督与调查。

上述信函于7月10日公开，签署的各国代表包含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冰岛、爱尔兰、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及英国。

消息传出不久，7月12日，又有37国常驻日内瓦的联合国代表联署了一封肯定中共治疆成效的信件给予同样的收件者。信中“赞赏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发展促进人权，取得了巨大的人权成就，也为国际人权事业做出了贡献”。内容并表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给中国新疆各族人民造成严重伤害，践踏人民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中国新疆采取一系列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包括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有效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基本人权”。内文举出一个例子是，新疆已近三年未发生暴恐事件，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据了解，上述联署信函签署的各国，包含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白俄罗斯、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科摩罗、刚果（布）、古巴、朝鲜、刚果（金）、厄立特里亚、加蓬、老挝、缅甸、尼日利亚、菲律宾、索马里、南苏丹、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委内瑞拉、津巴布韦、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多哥、柬埔寨、阿曼、卡塔尔、阿联酋、巴林、苏丹、土库曼斯坦、科威特、喀麦隆与玻利维亚。

同样重要的讯息还有7月1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通过中共代表所提案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The con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to the enjoyment of all human rights），重申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国际社会必须以公正和平等的方式，在同等基础上，以同样的重视程度，全面对待各项人权；且“认识到发展与实现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相互依存且相辅相成”，这项决议为本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的26个决议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所提的这个决议案，是以33比13票获得通过，虽然是压倒性多数，却也是本届会议最为激烈的一次投票，与其他投票率较低的议案相比，纪录显示无人缺席（no abstentions）；人权理事会的亚非国家也大大多于欧美国家。

6月25日，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中）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1次会议讲话，介绍新疆人权事业成就和反恐、去极端化情况（图源：新华社）

人权早已是文明冲突的争执点

上述以“人权”为切入点的一次交锋，隐隐约约凸显出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曾预言“文明冲突”的意涵。争执的两端，一方是欧美为主的西方板块；另一方则是亚非为主的非西方板块，对于以中国大陆为主的非西方板块而言，世界上是否有普世皆准的人权观，早已受到质疑。1997年亨廷顿出版《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时，即已就西方和其他文明之间有关人权问题的歧异，做出相当有前瞻性的论述。

亨廷顿当时指出，就联合国的投票来看，“1990年代以来，连续五年，中共都可以动员亚洲各国支持，来击败西方所提对其违反人权表示关切的议案”。双方阵营的较量，早在1990年代即屡见不鲜。这当中主要的争执在于，经济社会权与政治公民权，何者应该优先？巧的是，这恰好对应到联合国“两公约”的差异。

所谓“两公约”为《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系联合国为落实1948年之《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在1966年12月16日经由大会第2200号决议通过。中共1971年加入联合国后，相继在1997、1998年签署两公约，但其全国人大只有在2001年完成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而始终不能完成《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立法。

中共不仅未对《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立法，更着手于建构自己的一套人权体系。2018年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国家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特色人权观和人权理论体系”，强调人权事业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根据各国国情和人民需求加以推进，不能定于一尊，“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

就看谁能拿出成效说服更多

以新疆问题作为楔子来看，“人权”所引致的各方冲突根源不仅在于方方面面的人权项目孰轻孰重，更是包含社会和谐与进步要靠什么模式达成？西方这个文明板块认为，保障“个人”是极为重要的基础，人权的伸张必须依循由下而上的脉络，前提在于认同人人权利平等且互相尊重，并以法治来达成；以中国大陆为首的非西方文明板块则认为，与其讲究个人，更应重视的是整体，且着重整体人民的经济民生和社会秩序，认为由上而下、政府介入与主导才能发挥最大成效。 

文明的定义相当多元，但至少都与文化有关，且都触及了“价值观、规范、制度及思考方式，据此某个特定社会世世代代的人民都赋予根本的重要性”。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人权观念与实践，绝对是奠基在文明之上发展而成，上述两种人权价值观所反映的文明差异，不见得能有一槌定音的对错之分，例如亨廷顿早已针对西方人权观的优越印象批判地指出，“西方对人权看法有双重标准而且不断在变”，西方社会对于非西方社会移民问题态度的反复就是一个包含文化优越感的选择性人权实践。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五千多年来孕育了各种不同文明，也有不同的成就，但是在“人权”这个在历史长河中相对新颖可是又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概念上，还有许多探索与完善的空间，现在奠基于不同文明（或曰“不同国情”）的不同人权观，彼此相互竞逐，其实也是种完善全体人类权利的过程，毕竟“有竞争才有进步”。现在世界各国胆敢公然讲出反对人权的领袖极少，既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权的保障已是各国共识、难以倒退，在看待新疆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人权议题时，应该跳脱口水战的泥淖，以开放且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不同文明、不同价值在21世纪的竞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