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竞争之下 中国宣示深圳模式与社会主义胜利（图）

当地时间7月24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求深圳“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机遇，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城市范例”。

中南海对于深圳的这一新定位似乎是在2018年10月习近平对广东省和深圳市的考察中提出的。但在当时官方有关报道中，并未见到习的有关表述。最早透露这一消息的是，在2018年11月“深圳市正局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指，学习习在广东考察的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深圳需“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深圳的这个新定位此后又在2018年12月由习的一个批示而再度被强调。7月25日《深圳特区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去年（2018年）12月26日，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赋予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新的历史使命。”

深圳是中国知名的经济特区，中共高层赋予这座城市的新定位暗示，这个经济特区将同时发展为“中国模式”的试验场。

香港这座世界排名第一的自由贸易港正在日益政治化。（Reuters）

深圳被明确为粤港澳融合核心引擎

根据《深圳特区报》7月25日的报道所透露的《意见》内容，深圳将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扮演核心引擎功能。这首次挑明了粤港澳三地在未来的融合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预示深圳的作用将超过香港。

曾经，深圳只是香港这个“东方之珠”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在香港经济腾飞的时代，深圳只是在中国大陆逐步解冻的政治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经过40年闷头发展经济，2017年，深圳GDP超过香港，成为粤港澳三地城市圈中的经济老大，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在深圳经济发展的同时，香港经济却越来越畸形，并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迷失方向，而其内部议程已经几乎完全被政治所占据。

在香港这个区域动能正在为内部事务所困扰的情况下，这次会议的信号显示，中共高层并不仅仅指望深圳在经济领域中发挥超越香港的角色，更希望在体制机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程度上能够成为区域的榜样，起码也要大大缩小同香港目前的差距，在经济和软性制度环境的双重意义上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

从经济试验区到模式试验场

但从实际情况看，在关键的司法和执法体制等制度环境上，香港仍具有优势。香港运作良好的司法体系，在程序正义和处理民商事案件时仍比中国大陆要有序有效，并且较少受到公权力的干预；而香港公职人员在服务意识、文明执法和人员素质方面仍高于中国大陆的一般水准。

由于香港和中国大陆在司法体制和社会治理水准上的不小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陆港两地民众心理距离，因而，当中共高层提出旨在融合粤港澳三地的大湾区时，在香港民间其实遭遇不少不解和阻力，许多香港人除了在经济上“被融合”的无力感外，在更为棘手的政治领域，同样没有太强的意愿推进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融合。从近来香港反修例游行来看，原本一个只是涉及到逃犯移交的司法合作条例修订，便在香港引发持续的动荡局面，有分析认为，这归根到底是因为许多香港人内心深处对中国大陆司法体制的不信任感。

因而， 深圳的新城市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并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政治意义上的。在中共话语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本就是一个统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概念。这个定位意味着，这座以独特的经济改革角色为外界所知的城市，将要在中国政治运行的体制机制探索中同样扮演先锋角色。加之，这次会议也称，深圳需“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城市范例”，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际上一直是习近平改革的核心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一目标实际上涵盖两个层面，一个是器质层面，即在中共党政组织架构上进行职能梳理和重构。这个器质层面的改革实际上近日已经大体完成，早前，7月5日，中共已经召开党政机构改革总结会，标志着这场改革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到位。

而在另一个更为深入，也更具挑战性的层面，就是如何让这些重构的组织架构“起化学反应”，也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如何发挥决策和执行的合力，以及如何改变中共官僚系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使其更具有现代色彩。对于这个层面的深度改革，由于地理毗邻，深圳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

深圳是中国经济开放的窗口和标杆城市。而如今，中南海给深圳这个经济先锋城市的新定位，预示着中共将在深圳提炼“中国模式”，如同深圳在世界经济上的意义一样，兼具经济实力和软性制度环境的深圳也将具有世界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