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甩锅”和“背锅”（图）

北京围攻李嘉诚，是不满自己在香港问题上的替罪羊角色？（Reuters）

不同于4年前，“李超人”此次并不是偶然才沦陷在中国大陆舆论场中的。连日来，面对中国大陆官方人民日报、政法委等的批判，作为香港“地产霸权”的象征，李嘉诚们的反应都显得颇为引人注目。

在过去长达数月的时间内，包括李嘉诚在内，地产起家的六大家族总是躲在窗户后紧张地倾听着香港街头的喊打喊杀场景，静观着事态的发展。可是，如今他们再也无法置身之外了。

先是“8•31”百万人上街后，李嘉诚模棱两可的姿态（甚至暗喻褒贬的“黄台之瓜”比喻、“因果由国……”藏尾诗），让北京很难满意；而9月8日慈山寺所发表的“网开一面论”则更是将自己推入火坑……

事实上，北京早就有声音认为自己不该为香港的民怨四起埋单，六大家族垄断地产、能源、交通、零售等才是让香港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并进而一再走上街头的根源。然而，近年每每撑普选、反德育课、雨伞运动、反修例，北京都沦为一切不满情绪宣泄的对象，而赚得盆满钵满、跻身全球富豪榜的巨贾却隐身在这股股怒潮身后（仅在2014年反地产霸权才成为香港市民街头运动的矛头所向）……这锅北京定然是不愿意背的。

相反，北京心里有把“火”，在最需要香港各界政治忠心的时候更无法接受李嘉诚们的暧昧——又岂能一句“我只是商人，在商言商”而便能置身之外？

逻辑是这样的逻辑，但是李嘉诚们也自有自己的商业道德——他是要营利的，不是做慈善的。孰是孰非？“地产霸权”究竟是北京祭出来的香港乱局“替罪羔羊”，还是他们咎由自取呢？

7月底，《纽约时报》即曾在《高房价、低收入、“棺材房”：香港抗议的经济根源》一文中中描述，香港的贫富差距达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是世界上最明显的贫富差距之一。它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工作时间和最高的房租。房租在过去六年上涨了近四分之一，而工资跟不上房租上涨的速度。过去10年，房价上涨了两倍多。房价中值是家庭年收入中值的20多倍。

文章引述支联会秘书长李卓人的话说，“整个体制完全被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所控制”。而吊诡的是，作为反对派代表，李卓人的指责与北京官方媒体的思路竟然如出一辙，拥有如此高的认同度。当然，他们所指的既得利益是指六大家族为代表的地产霸权。

实际上，多维新闻早前在多篇文章中揭示香港社会在过去的22年间（甚至更早之前）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泛政治化的，其核心意思即英殖时期崛起的地产商人们在香港回归后的特区政府中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在“官商共治”模式下对港府供地分配形式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远不是香港地产建设商会9月13日以供地程序复杂、有关囤地指责是误会的反驳所能尽言。2012年《三联生活周刊》转述《南华早报》的报道称，六大地产商的董事在政府各个法定咨询组织里担任总共54个职位，比1998年时的16个有大幅上升，地产商在政府法定机构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更早前，2005年《地产霸权》（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为新鸿基地产开创者郭得胜担任私人助理长达8年、熟悉香港地产内幕的潘慧娴披露了这些地产商是如何崛起，并垄断香港的未来的,“有种说法曾流行，控制香港的不是政府，而是马会和汇丰银行，其实不然。”

她说，过去数十年，香港经济被地产大亨操控，与教科书的自由经济相去甚远。“高地价政策源起于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当时中央政府担心港英政府在交回香港之前会将香港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大量抛售，导致未来的特区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储备发展，也不能有足够的卖地收入来支撑财政。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也希望香港的楼价上升，这样可以营造出一种香港人对香港经济很有信心的氛围。于是从1984年开始，香港每年的土地供应限制在50公顷。”此后的12年，香港市民一直生活在政府、开发商共同构建的买楼紧迫感中。

只是，香港市民的体悟如此真切，外界的观察洞若观火，但是“官商共治”的传统惯性太过强大，它排挤一切可能冲击其既得利益的政策改变。于是，港府所能做的当然会有限，而经济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便只是迟早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