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可畏不可亲”人设 中国需要做到什么（组图）

“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得到了很多积极响应，意大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合作备忘录的G7国家。（Reuters）

建国70周年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止于一个安排大规模阅兵的整数年份，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一时间节点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了历史性的交汇。面对中美贸易战、多边主义退潮、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等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外交也到了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前瞻未来趋势的时候。特别是10月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再次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主题，中国外交又将如何向现代化的目标演化？多维新闻记者专程采访了多名中国学者，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国际合作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外交70年”的相关话题展开对话。本篇为第二篇，访谈对象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

记者：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很多西方媒体，都采用“经济奇迹”一词来描述中国这四十年以来取得的成绩，可以说中国“富起来”这个阶段赋予了中国人民极大的信心，同时也因为国力增强，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思考，那么，当下的中国距离你提出的“仁智大国”还有多远距离？

王逸舟：如今与未来的中国，需要关注与过去不一样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足够大，但国家实力还称不上强，可以说将强未强。从全球产业技术金字塔来看，中国制造还处于中低端，玩具、家具、水泥、钢材以及玻璃板等商品占据了中国输出商品的大多数，占据中高端的比例不多。

“两弹一星”是过去中国拥有的为数不多的高科技，当下的高铁技术、国家电网的特高压技术、第三代核电技术等等都是在引进发达国家的相关基础上进行中国式改造。总体来说，中高端（科技）偏少，且原创性不够。一个例子，中国的国防工业中，有一个明显短板就是发动机技术不够先进，普遍涉及远程、大规模的动力装置，中国更多地依赖于进口。

在芯片技术上，中国的华为等企业还在努力，取得了不错成绩，华为的5G技术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整体来看，中国的芯片技术、高端研发仍然不是大国中最领先的，很多比中国体量小的国家都有着比中国更大的优势。尤其与德国制造对比，与日本尖端机器人对比，与美国的芯片设计、军工实验室和航天技术对比，与英国在发动机、医学制药、生物育种和微电子方面的某些领先对比，哪怕与 以色列、瑞士、瑞典、荷兰、芬兰这些发达小国的特有优势对比，中国总体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由大至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在检视自身与别国差距的时候，另一种极端也不可取，比如很多人头脑中差不多形成思维定势的“处处学习美国”，同样也是需要反思的。我们有时把自己绕进去，仿佛只有美国才代表现代化、好日子、好国民的标准。其实并不尽然，大多数国家并非如美国那样。我们想创造比美国更多的G、更大的军舰和航母，但在这种发展中有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短板，以至有时在别国看来像“暴发户”。又如美国人均住房面积一百多平、每个家庭拥有几辆车，一个国家的能耗量占到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四十，这种生活与其特殊的地理、资源有关，但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是不可持续的。很多认知落后于国际,把一些需要淘汰的发展方式当作自己特色，对此沾沾自喜，甚至塑造“神话”。

记者：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也逐渐发生变化，但是，如果要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发挥作用，把握话语权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在这一方面发力？需要关注哪些新问题？

王逸舟：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中，引领、决议、制定方案的话语权近些年虽然有所提升，但是还是偏少，也被联合国认为是话语权偏弱的大国。

我有一个不那么精确的说法，在联合国重大决议中间，不管是关于气候变化、难民问题、贸易规则，还是关于海洋保护、极地公约，全球100项最重大的公约、制度、安排、决议，基本都是美国起草，或者是美国与盟友一块推出，比例占到70%以上，也就是美国把控了大多数的话语权。那中国呢？虽然经济上是第二位，体量大、规模大、发展速度快，但是从国际话语权、从国际政治上来讲，在全球的影响力实际要差很多。

目前为止，中国在很多方面发声较少，留给国际社会的印象也并不深刻。反映出一个事实，在世界各国看来，中国更像是一个积极干活、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国家，而在科技发明创造、全球重大危机的解决等多方面中国并不活跃，且影响力有限。

前段时间，我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有记者问到，博鳌论坛与达沃斯经济论坛相比，有哪些特点？其实，如果将博鳌论坛和达沃斯做简单对比，也会看出我们的强项和不足。博鳌论坛在交通、接待、安保上做得很好，但让人看到的还只是经济优先、发展第一的各种招商会、推介会等活动，能感觉到中国政府的强力推动、中国和亚洲经济的强有力脉动。

但博鳌对很多国家尤其老百姓来说未必知名，与中国有合作的政要和经济学家才知道它。相比之下，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关于世界经济的展望、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想象则是全方位的，甚至可以看作是某种最前沿的“指南”。它更是思想风暴、创意集聚的世界级高水平论坛，是各种新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思想方式交汇之地，充满了对人类发展和人生意义的前沿思索和展望，花样之多令人难以想象。

例如哈佛大学在那里有专门的实验室，一批顶尖科学家向 人们展示未来人类生活状态；在那里看不到瑞士政府的招商行为，却能看到扎着马尾辫的年轻部长给人们讲安乐死、同性恋、新药物。人们在那里探讨设计新的生活领域，例如未来如果每周工作一天就足以创造所需物品，剩余时间如何更有价值？到达那里并不方便，路途辛苦，但仍挡不住各国领导人、智库、经济学家的热情，他们的某些新观念就与在那里的交流有关。

达沃斯这座小城所在的瑞士还有很多引人深思的例子。瑞士的医药种类十分丰富、医疗器械也十分先进，众多的国际组织也都在瑞士落地。更重要的一点是，瑞士有很多创意，甚至可以说，瑞士的国民能够依靠创意生存。从传统思维来看，瑞士的资源并不丰富，是一个看上去十分平静的地方，然而它却是全球收入最高、文化程度最高以及国际组织公民比例最高的国家。瑞士出产的国际决议，引领整个人类发展的公约最多，这一点让我十分羡慕。

达沃斯论坛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领袖，他们在瑞士搭建的这个平台上，探讨关于前沿人类生活方式的议题。（VCG）

记者：你所期待的未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与作用，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后的场景。

王逸舟：在我的理解中，中国伟大复兴的实现并不非要以超越当下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为标志。我更期待的是，中国能有更多创意产业、在生产活动中融入更多工匠智慧，制造业超越粗放型增长，转向高端设计。为什么瑞士手表品牌在全球广受追捧？因为精细的制作工艺背后是理念、工匠智慧和设计，这种小而美的工艺品，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是瑞士的无形财富。

从这个侧面观察，中国或许可以获得一定启示，未来中国的发展，应该努力从数量化、粗放型转向为精工、质量和创意。当下世界对于中国的普遍印象仍然是，辛勤加班、努力创造经济财富，甚至以粗制滥造为特色。所以，我认为中国实现复兴，走向“仁智大国”的过程中，追求的不应当是数量、或者与大国拼块头，而是软实力的提升和输出，甚至更具体一点，可以说拥有更蓝的天，更清的水。

我们还应认识到，并非只有大国才能影响和改变世界，世界格局的缔造、重大变化的形成也可能是小人物、小国的作用，是大量有意义的事物产生、不经意间变化累积而成的过程。

例如以色列、瑞士等国，创意和品牌特别多，很有亲和力、吸引力，同样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以色列农业很发达，给欧洲提供了大量新鲜果蔬，又靠知识、创意取胜；瑞士地下无资源、周围无海洋、95％都是山地，却打造了各种国际组织所在、各种国际规则所出的“万国之都”，以及手表、军刀、厨具等含金量高、创意多、独一无二的品牌。

中国需要思考明白，所谓巨变的内涵到底是指大国崛起、发展优先，还是说要在世界变化中学习这种精致和创新，拥有比之更强的产品和国际机构？

有一个细节，瑞士、以及北欧很多国家，生态环境特别好，景色宜人，俯瞰之下颜色丰富明亮。有北欧学者告诉我，很多北欧居民能够分辨几十种白色、可以看到蓝色等等常规颜色的细微差别。相比之下，中国的生态环境就要逊色许多，很多地方蓝色并不像蓝色，白色也变得发灰发黑。所以我期待未来中国的青山绿水越来越多，能够激起中国人的创造灵感，设计出色彩丰富、具有创意的产品。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当下的发展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在认知层面中国还需要如何转变思路？

王逸舟：中国现在很多认知落后于国际，把一些需要淘汰的发展方式当作自己特色，对此沾沾自喜，甚至塑造“神话”。以基建中的造大坝为例，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想办大事、上大工程来解决大的需求，举国之力造大坝就会成为在水资源治理上的一种选择，一座一座的大坝确实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但新世纪以来很多国际会议越来越把大坝视为不提倡、要淘汰的东西。

因为人们认识到，大坝不但会淹没地面上很多不可复制的古迹、文化地标，而且可能带来地质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目前的科技能力还未达到相应的预测水平。国际上有一个反大坝运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不用大坝。新的趋势是量体裁衣，修建个性化、适合不同需求的清洁、安全、不影响生态的小坝，技术要求更髙，设计能力更强。

其实在很多方面，中国给很多国家留下的印象是“可畏不可亲”，经济块头很大，但是缺乏带动这个世界的创新性。我认为中国应该渐渐转变这个形象，变得更加多样化、更具创造性。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作为经济大国的形象立于世界，以经贸关系带动外交。简而言之，其他国家也更看重中国带来的投资，而不是因为在中国的理念号召下，变的越来越重视亚马逊流域的保护、关心生物品种的多样性、关注极地冰川融化现象。可以说，中国本身在这些方面并没有足够重视。

综上，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不但释放了自身的经济活力，也对世界做出了贡献，带动了全球就业。但是，中国并不应该止步于此，中国要迈向更高阶段的发展。要让世界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因为中国人的贡献变得更具品位、内涵更丰富，全球化往更高质量的方向迈进。

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思考，中国还可以为世界提供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国当前缺乏的不是硬实力或加快硬实力建设的推力，而是缺少让外部国家心悦诚服的软实力和制度安排，缺少对普通百姓权利的细致关照和对公民社会存在的法制保障。

一个大国的“仁”当然要以实力为基础，以外部世界对己方权利的尊重为参照，但须明白“以德行仁者王”的深刻道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政府实施“仁政”即做出充分尊重公民权利的政治制度安排。

综合先贤智慧和历史经验，仁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重百姓生计，让百姓民有恒产恒心和不受盘剥。二是促司法公正，做到仁至义尽、透明公正。三是倡导以人为本，看到民心向背对政治安稳的决定性作用。四是用仁治天下，提倡以德服人、以智化危的王道治理。五是善反思学习，始终保持开放和谦虚精神。

中国在另外一些方面大而未强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例如教育、医疗、保险和各种社会化服务供应方面和日常生活的具体层面。又如各地发展差距较大,生活在不发达地区的人会有边缘化之感，要特别注意他们的生存和感受。

这些问题的根子在于重物不重人，重集体轻个体，重数量轻质量，重外观轻素质。物质层面貌似快速变大，但一个民族内在的精神追求与气质并未真的强起来，仁智与实力的扩展没有同步。要关注这些问题和隐患，不断改善，才谈得上给世界提供引领性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