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教 请离政治远一点（组图）

在10月13日香港发生的新一轮所谓“18区开花”的快闪式示威以及与警方的暴力冲突里，33人被捕。其中有24名学生，部分来自粉岭区5间中学，包括基督教香港信义会诚中学、东华三院李嘉诚中学、保良局马锦明中学、东华三院甲寅年总理中学及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

5所中学里，2所中学与香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关系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这次蔓延4个多月的反修例运动里，香港基督教相关方面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曾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的陈日君（右二）与基督徒李柱铭（右一）都是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重要人物。（Reuters）

15岁参与政治运动的黄之锋的父母和就学的中小学都有基督教背景。（Reuters）

基督教对香港中小学的介入广泛而直接。（HK01）

引人注目的香港基督徒

自2019年6月反修例运动大规模爆发至今，香港基督教的信徒一直是十分积极且引人注目的参与者。

《纽约时报》在6月21日曾有一篇文章《当赞美诗变成抗议颂歌：走上街头的香港基督徒》介绍称，“在本月掀起的香港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中，基督徒一直是显眼的一部分——在示威地点帮助分发食物、提供住处，并对警方驱散他们的举动予以谴责。许多抗议者，包括不信教的人，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和福音，谴责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的提案。”

这篇文章还提到，“在香港这片中国的半自治领地上，基督徒一直在政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宗教自由、民主制度和人权等议题。尽管在这个城市的750万人口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仅占九分之一，但在抗议活动中，基督教一直在提供感召与安抚，有着惊人的影响力。”

香港基督教这种“惊人的影响力”，一方面体现在对反修例运动的支持，例如提供物资、住处，甚至直接参加游行示威；另一方面体现在通过介入香港教育以引导甚至塑造香港人亲西方的思想价值体系。

宗教已是美国外交的重要一环，图为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签署有关宗教自由的行政命令。（Getty）

香港的反修例运动重创了香港的法治。（Getty）

基督教介入香港半数学校

1997年后，基督教与佛教、道教在香港被形容为“三分天下”。2016年香港新闻处出版的《香港年报》估算约有88.4万人信奉基督，占当年733万总人口的12%左右。

与佛教、道教相比，香港的基督教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在香港精英阶层拥有大量信徒。被称为“泛民五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陈日君、立法会前议员李柱铭与陈方安生、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时政主持人李鹏飞5人里，前4人都是基督徒。

第二个特点是深度介入香港的学校教育。尽管港府对教育事业财政投入巨大，但是并未掌握基础教育的主导权，西方宗教团体成为了办学的主体。在2016至2017学年，基督教相关宗教团体主办的小学有309所，占比53.7%；中学有260所，占比51.4%。相比之下，佛教、道教虽有100多万信众，开办的小学、中学合计占比分别只有5.8%、7.3%。

宗教组织可以在其所办的学校开设宗教课程、组织宗教活动。不久前有学生涉暴被捕的基督教香港信义会诚中学存在一个“基督少年军”的学生组织。这是“香港基督少年军”在该校的一个分支。

“香港基督少年军”是一个主要面向香港青少年的传教性质的跨学校组织，覆盖从3岁至21岁年龄段的学生，宗旨是“于青少年之间，扩展基督的国度，同时促进服从、虔诚、纪律及自爱等良好行为，以达成基督化的人格”。

广泛分布在各个中小学的类似“香港基督少年军”的组织，既能够为幼童、青少年传授知识、培育技能，也会在长年累月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尽管基督教在近现代已经经过了现代化的洗礼，但其以西方为信仰中心的倾向性始终没有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现今香港反修例运动领袖之一的黄之锋2011年15岁时开始参与政治运动。他所就读的中小学都有基督教背景。其中学母校汇基书院（东九龙）更是极为重视推行基督教教育，全校教师、教学助理、职员及助理为基督徒，全校学生必须修读圣经科。

当然，宗教对每个信徒的影响程度深浅不一，也有不同的展现方式，基督徒未必不是爱国者，未必不会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如香港两任特首曾荫权、林郑月娥都信仰罗马天主教。

值得警惕的“惊人的影响力”

不过，在这场反修例运动中，基督徒似乎更多地出现在抗议者阵营。如《纽约时报》文章所述，“首批站出来反对修例的人中，有已退休的香港天主教主教陈日君。”陈日君表示，“这是一个我们应该与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刻。否则，我们就是在反对人民，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

8月31日香港警方禁止民阵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示威后，数千名基督徒依然以举行宗教活动的名义进行了一次公开游行。再加上其对抗议活动提供物资支持、精神鼓励，以及被港媒报道协助藏匿示威者，这反映出宗教在香港的一种相对崇高的地位，甚至拥有法外特权，以及积极入世干政的角色。

近日，香港媒体还曝光了一个名为“门徒媒体”的脸书账户在有暴力示威者袭警割颈后，发出了疯狂的号召。该账户称，“要在强弱悬殊，牺牲最少的情况下，向魔警发挥最大震摄（慑）能力，一定是刺杀”，“大家一拥而上……我们起码有300万香港人，只有3万香港人肯挨子弹，一定可以赢！”

该账户成立于2016年1月，目前拥有7千多个关注者。据其所述，“门徒事工”（运营者）是一批经历过街头占领的信徒，口号是“拒绝盲目跟从，坚持圣经公义”。多位法律界人士认为，“门徒媒体”的言论已经涉嫌煽动谋杀。

美国是否以教干政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在香港的活跃表现，也为观察者提出一个疑问，也即是否存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出于冷战战略惯性、借助宗教手段拓展本国利益的动机？

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曾直言，“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的距离。一旦教会人士把个人负责和自由意志这些宗教原则应用到政治问题上来，他们就会要求在国家决策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美苏冷战期间，杜鲁门（Harry S. Truman）积极倡议过国际反共“宗教战线”，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与教皇若望保禄二世（Saint John Paul II）曾经秘密订立“神圣同盟”。冷战结束，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签署《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成立隶属于美国政府、监督观察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状况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美国以传教士般热情推广基督教的行动背后，一直夹杂着现实的外交利益。

再来看香港“泛民五老”之四具有基督教背景，以及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给予陈日君“捍卫宗教自由敢言者”和“推动香港民主领导人物”的称号，香港的宗教对政治的“惊人的影响力”确实值得警惕。

香港持续4个多月的社会运动给予香港人一个深刻思考和重整改革的机会。鉴于宗教对香港“惊人的影响力”成为导致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下或许应当考虑是否需要在香港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以及限制在学生成长教育过程中的传教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