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复出与“清流”的幕后筹划

撰文：姜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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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力量。

一般认为，光绪前期，一批在翰林院、詹事府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工具，奉直隶籍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议论时政、搏击权要，类似东汉末年的清流党人，对政局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这批人士，被称为“清流”。只是以往研究“清流”，可依据的一手史料极少，大多参考野史笔记，谈论的都是军机处内“南北派”的斗争，尚不足以反映复杂的历史真相。比如对“清流”代表人物张佩纶与军机大臣李鸿藻、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真实关系，就一直没有清晰的揭示；对于“清流”人物的活动内幕，几乎毫不知情。这样，也就无从探究晚清政局中的许多秘密。

近年来，笔者致力于李鸿章、张佩纶关系研究，重点研读张佩纶后代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等人的往来密信，本文以李鸿章1882年从丁忧到复出的内幕活动为中心，探索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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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与李鸿章关系的渊源

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其父张印塘，嘉庆己卯科举人，道光二十九年题补温州府知府，旋补授安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元年五月，因盐务督缉出力，奉旨交部从优议叙，兼署安徽按察使。二年任云南按察使，三年改任安徽按察使，同年被革职，四年病逝于徽州。

张印塘人生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大清畿辅先哲传》谓：“江忠源抚安徽，沙河师溃，贼犯庐，檄四出征援兵。印塘军先至，合寿春镇总兵玉山师攻贼，夺十余垒。玉山没于阵，印塘收残卒，与编修李鸿章乡兵往来击贼，时它援师多不至，至亦无一言战者。更二十余日，围益合，舒兴阿、和春犹争权相倾，印塘力言战，大忤和春意。城破，忠源死之。既殓，印塘即坐次责和春，骂之。和春怒，欲收其军，印塘曰：若谓我恋此官耶?不谢，投劾而去。道出徽州，浙江军方防徽，浙抚强留之，终以忧愤致疾，卒。”

他在征战中与刚从北京回乡办团练的李鸿章结下了交情。后来，李鸿章在为张印塘撰写的墓表中说：

方江淮鼎沸，独君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忧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辙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厉劳苦。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君殆其人。

张印塘死时，张佩纶年仅6岁。同治九年，张佩纶22岁，赴京参加秋闱，中举人。次年连捷进士，授庶吉士。光绪元年，升翰林院侍讲，次年以原衔充署日讲起居注官，年底开始上奏言事。主张广开言路，肃清贪腐，加强防务。张佩纶后来还弹劾钦差大臣崇厚、工部尚书贺寿慈、户部尚书董恂、左都御史童华、直至军机大臣王文韶，成为名震朝野的“直谏”人物。

张佩纶堂侄张人骏，同治戊辰科进士，张佩纶通过张人骏，结交其多位同年，不少人成为张佩纶一生的挚友。他说：

佩纶兄子人骏以同治戊辰先佩纶入翰林，故戊辰诸前辈多昵就佩纶。佩纶初识吴县吴君清卿，与讲求民间疾苦，所见辄同。……清卿之弟亦官翰林，……又识闽县陈君伯潜，朝夕以文章道义相切。……最后识长沙陈君伯平，每讨论政治得失，意气相许。……三君皆戊辰翰林，有道君子也。

张佩纶与陈宝琛（伯潜）、吴大瀓（清卿）、陈启泰（伯平）等人友善。这批人，加上张之洞、宝廷、黄体方、邓承修，正是晚清“清流”的中坚。

张佩纶记载，“不肖以翰林上谒，”李鸿章“喜故交之有后，乃深责其来迟。立谈之下，示以为学之次第，曰此湘乡(曾国藩)授受之精微。”新版《李鸿章全集》中收录致张的第一封信，写于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三日，信中提到“月前泐贺一缄，计邀青照。辰维玉堂清秘，文宴雍容。”该信是恭贺张佩纶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予编修之事，可知两人在同治末年已经建立起直接联系。

张佩纶

光绪五年，张佩纶名声已经很大了。三月初九日，李鸿章入京料理同治帝安葬陵差事，亲自登门拜访他。此后，从四月至七月，张佩纶生母毛太恭人及妻、女相继去世，张佩纶丁忧。七月，他出京去苏州迁庶母李太恭人及先妣田淑人灵柩，落葬丰润老家，途经天津，亦去拜李。其日记称：“相国初有书与张霭青，欲邀余入幕，至是面订，辞之。与论事，颇承实可，而忧谗畏讥之心正复不免。闻高阳师以余南下，嘱合肥加意相待，可感也。”又记李鸿章送银千两为营葬之需，“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德衔悲也。”

光绪前十年，军机处由恭亲王奕訢领衔，但主持日常事务的，先是沈桂芬。六年底沈桂芬去世，李鸿藻隐执权柄。李鸿章曾对丁日昌说过：

政府周公，久不自专，前唯沈文定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吾宗素假理学为名，奉持正论。如执事与筠仙（郭嵩焘），皆所不好，谓以权术用事者。尊意前此不出，胸中有文定鬼胎．不知文定尚以执事熟悉洋务，不肯弃瑕。高阳则颇恶谈洋务，鬼胎当视文定为大也。近日建言升官，大半高阳汲引。

李鸿章虽对李鸿藻的政见不以为然，但仍要保持联系。此时，张佩纶兼具故人之子，翰苑新贵，李鸿藻爱将的多重身份，李鸿章自然刻意笼络。京津道上过往的官员天天都有，李鸿章阅人无数，他对张佩纶的特殊礼遇，显然不是无的放矢。张佩纶崖岸卓绝，对各级高官都敢直言弹劾，但对李鸿章始终怀有尊敬之心，对其军事、外交也有参与意见的兴致。他愿意与李接近，来熟悉洋务，这是两人订交之基础。他们的私下通信，广泛探讨政、军、外交问题，交流官场情报。张佩纶对于不是私交密切人士的金钱馈赠，历来不收，但他接受李鸿章的银子。李鸿藻以“理学”著称，却为手下头号大将向李鸿章作书引见，“清流”与洋务首领之间的密切沟通，远超旁人想像。不仅张佩纶如此，其他“清流”头面人物也是如此。以往学者认为，同光年间，李鸿藻、张佩纶是“清流”代表，李鸿章是“浊流”代表，“清流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这种观点，其实只是表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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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追随李鸿章的例证

张李订交后，关系极为密切。其中光绪八年李鸿章丁忧，返回合肥处理母亲丧事，张佩纶拒绝了继任者张树声父子邀请其帮办海军，明确追随李鸿章，就是一个明证。

张树声，字振轩，早年参加淮军，时任两广总督，是淮系二号人物。他的儿子张华奎，字霭卿，一直交游“清流”圈子，与张佩纶关系友善。有人说，“清流”负敢谏之名，为朝廷所重。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平时谏草，辄于嵩云草堂，为文酒之宴，商榷字句。有张某为之奔走，传观者呼为“清流腿”。此“张某”即张华奎。

光绪八年三月初二日，李鸿章母亲病故，清廷调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同时，以李鸿章久任疆畿，筹办一切事宜甚为繁重。要他在穿孝百日之后，回任署理直隶总督。十四日，朝旨援用大臣孙家淦、曾国藩、胡林翼夺情特例，挽留李鸿章，并令 “毋得再行固辞”。

张树声

按传统，官员逢父母去世，必须丁忧守制。个别高官，若朝廷不同意开缺，可以“夺情”，安排其以“署理”方式继续工作。作为官员，以侍奉朝廷为先，作为子女，又必须孝敬父母，所以，无论朝廷如何慰留，官员本人必须苦辞。如果坚不出山，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尊敬。丁忧是官员职业生涯的暂时中断，涉及本人的官位和经济收入，有时还会牵动全国重要职务的结构调整，乃至亲信、幕僚的前程，所以相关各方，必然产生复杂的内部运作。

二十日，李鸿章函告张佩纶老母去世消息，交代丁忧期间各项事务，提及“北洋水师，振公自应接办，条绪太繁，一时未易就理。”

二十八日，李鸿章又函张佩纶：“顷奉二十四、五日手书，娓娓数千言，所以为鄙人谋者，不啻其自谋。非相爱之深，何能肫切至此?”信中提到：

二张恐琅琊之来夺据此席，劝鄙许任通商，我躬不阅，遑恤其后，仍持初议，坚请婉谢，与尊恉正同。在京备访问一节，某老矣，不能再从诸大夫后俯仰淟涊，以自取咎辱。居乡久处固难，然葬事未毕，亦断不能出山。万不得已，似仍以丧葬毕后，察度时势，再行复奏为是。

上述信中，透露出张树声父子恐怕王文韶觊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务，要李同意署理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表示将再次陈情守制，并请张佩纶代拟文稿。

二十九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奉旨到天津慰问李鸿章，并传达慈禧太后旨意，要李办完丧事后复出。具体方案，枢廷希望他赴粤督师，太后意见是悬粤督以待张树声回任，悬直督以待李鸿章服阕。李鸿章由此获知了最高当局对其居丧安排的底牌。

李鸿章旋即函告张佩纶，已请王文韶代奏陈情。这封代奏，采用张佩纶所拟文稿为底稿，称“如百日假满后，海上或有警报，畿疆亟须保卫，鸿章累叨殊遇，具有天良，何忍以居丧守礼为名，遂其偷生避难之计，定即遵旨赴津，筹办一切。若托圣主洪福，海波不扬，中外无事，届期如营葬需时，再行续求赏假，稍遂乌私。”李鸿章坦言：“好在‘海上有警、中外无事’等虚活之笔尚在，届时或尚有词可展。惟直、粤两席虚悬，朝廷与鄙人实皆放心不下耳。”可见李鸿章内心并不想离任，他与张佩纶避开幕僚，倾心谋划。

十一日，李鸿章向张佩纶询问了他与张树声父子的关系：

蔼青、琴生自春初屡请执事帮办海防，鄙人久在军中，阅历较多，踌躇未敢遽发，恐致它日进退两难。顷渠等又似怂恿振帅，颇为所动，又就鄙虑略陈一一，未知果行与否？若于事有济而于公出处大计有裨，则鄙早乐赞其成矣。蔼青独谓尊处并无不愿，何也？

张佩纶随即答复，表示上年已与李鸿章约定“从公练习”，不会转随张树声，张华奎“未免视署督太重，而视吾辈太轻”：

畿甸逼近辇下，事事听命要津，何以自立（振向荆公言，因言路汹汹，不得不劾一微员塞责，此是何言，不值齿冷）。恐此席难以久处。商务防务必须与地方联为一手，方能骨节通灵。近贵宗人检录湘北相公传，意欲呈览，留揆席相待，恐百日后并疆符一并奉还，亦未可定（企秘之，勿泄于乡人，展转达振公耳）。但今年未能复土，处置殊难。姑俟六七月间，再行酌度可也。鄙初恐振公资望尚新，遇事太少担当，未尝不欲出而自任。然言路太觉无人，深虑无益于津，有损于内，是以密属寿丈代辞。且微疑我公向日推诚，此事不应反由蔼青申意，故始终未一白之于公。嗣闻武昌之耗，知公必沥辞恩命，拟留孝侯以填淮部，起越石以助振公，实委曲维持，欲公忠孝两全，而商局淮军相安如故。其时，汝南致书宗人，忽有欲鄙出襄北防之说。幸鄙平日憺定，为人所信，否则于津事竟不能开口矣。既力向宗人陈其不可，复向霭青申誓，乃日内尤呶呶不已，岂非欲败乃公事呼？言之恨恨。我公于鄙人相爱至深，彼此无不吐露肝鬲，尤记辛巳四月舟中纵谈，公意颇以相属，鄙且不愿以无事随防，从公练习，而转愿为振公署纸尾耶？

这是张佩纶仔细盘算了李鸿章必将“夺情”复出，决心回绝张树声父子的第一封信，信中“贵宗人”指李鸿藻，“湘北相公”指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康熙三十二年，李天馥以母忧回籍，帝谓“天馥侍朕三十馀年，未尝有失。三年易过，此官不必补人。”此信透露李鸿藻打算仿效李天馥故事，留大学士（揆席）和直隶总督（疆符）以待李鸿章的计划，与李鸿章从王文韶处听来的太后意见是一致的。显然，这也是张佩纶最终决定追随李鸿章的主要原因。

李鸿章

六月初十日，张佩纶致李鸿章的另一密信，提到“高君已援湘北传，商之间平。《实录》及史传均无之，惟《先正事略》有此一节，不知所本。初不允，后闻之长信，似有允意。……高君苦心经营如此，不审公意如何耳。”信中高君即高阳，代指李鸿藻，间平指恭亲王，长信指慈禧太后。此信证明，是李鸿藻从李元度同治五年修撰的《国朝先正事略》找出典故来说服恭亲王的。李天馥之事，官方史书上均无记载，以《先正事略》作为典籍使用，有点不够靠谱。故恭王起初对李夺情并不认可，后见慈禧也有此意，遂才同意。本文的研究揭示，李鸿藻此时主动向李鸿章示好，张佩纶则不断向李鸿章泄露底细，帮助拉近二李关系，以图整合出内外呼应的大格局。李鸿藻的气度和手腕，让人惊叹不已。

四月十三日，张佩纶又给李鸿章去信，解释他与张树声父子的关系：

蔼青与佩纶初无深交，嗣见其人颇直爽，在贵游中不可多得，又以公处事宜时闻机密，亦遂与倾肝鬲。渠去年保定归来，述公言亲老多疾，欲以替人属振轩，以襄助属佩纶。时鄂事扰扰，佩纶于公不能无感恩知己之私，即答以如朝命相属，却亦难辞，时有舍侄在坐，渠云其尊人亦不敢担当，故答语云耳，但北人究非所宜等语。春正，念及此举实可不必，因托寿丈婉辞，并兼属蔼青请缓，亦冀太夫人可臻康复。而我公爱之至深，必不至草草从事，使其进退维谷也。嗣蔼青得其尊人署督之信，复行商及，佩纶即峻词复绝，并累函拒之，誓以皦日，不料复以并无不愿之说，轻溷公听渠致鄙书则以我公属其补荐为言，特将原书奉览，并将此次致蔼书奉览。……幸佩纶昨已有书详复，否则大谬矣。彼盖以平日倾心我公，纵论国事，断非无所为而为也。已再致书蔼青，止尼其事，并详陈颠末，以释公疑。总之以此为利耶？终南别有捷径；以此为事业耶？大海初不扬波，乡党自好者亦不为也。

张佩纶还将他给张华奎的两封答书抄录给李鸿章看：

致蔼青第一书（摘）

北洋欲某襄助，排难解纷，原无不可，上书乞外殆非夙心，前者面谈已倾肝鬲。嗣后累函峻拒，然非皦日讽诗。犹复例诸殷誓，此自阁下相信不深，引为疚愧。若再披陈肺腑，度亦不足以入尊听。然鄙人自爱其鼎，决不令津门志中与丁雨生作前赵后王也。

第二书（全）

昨布一函，力辞襄助之议，当已察入。佩纶以阁下平日爽直，遇事竭诚相告，此举初因合肥亲老，亦颇游移，迨经详细推求，委曲维持，实不待以身入局，于台从赴津之日，促膝深谈，属勿再理前说。此情此景，依依如昨。其后，子久致书要津，仆函力辟其议，晴公屡谑复书，欲与绝交，并与阁下申皦日之誓，既其人足重，其言当不可轻，若云小让如伪，何以合肥前。又托寿丈代陈。朋友五伦之一，岂有诈虞倾阴者乎？在尊见或以佩纶辞色和平，于淮部北防，仍相关注，故辄以并无不愿之说，陈之合肥，告之尊甫，亦知仲连排难解纷，天下固有无所为而为之人，殆非六舟菊圃诸君可比也。方今畿辅安谧，初无军事。佩纶不才，忝直起居，似守疆大臣，未宜奏调。北洋一席仍属合肥，即直督亦仅署任，主峰未定，点缀他山，恐亦未谙画格。愿趋庭时勿轻参大议，佩纶谲幻万端，即临以朝命，亦必不入笯笼耳。因合肥书来，再行函致，无轻渎我。

李鸿章在奔丧之前，查证张佩纶与张树声的关系，显然是高度看重此事。而张佩纶的复信，也说明他对询问丝毫不敢怠慢。同时他向李表明，早已将不加盟张树声团队的意思告知了张华奎。拉近二李关系是一码事，插足淮系内部派系是另一码事，张佩纶对分寸的把握是清楚的。正所谓“主峰未定，点缀他山，恐亦未谙画格”，何况他已经知道，北洋的主峰仍是李鸿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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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声奏调张佩纶帮办事件

四月十四日，李鸿章自天津起程回籍。次日，朝中发生了张树声奏调张佩纶帮办北洋水师的风波。该日有上谕曰：

张树声奏请派员帮办水师事宜并请加卿衔以示优异一折，帮办大员及赏加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张树声所请派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赴津帮办北洋水师事宜仿照吴大澂赏加卿衔之处，著毋庸议。

四月十六日，陈宝琛奏《论疆臣擅调近臣宜予议处折》：称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请照例议处。上谕著将张树声交部议处。寻奏，罚俸九个月。得旨，准其抵消。

陈宝琛

十七日，张佩纶函告李鸿章：

振公不待佩纶复书，遽拜疏请诸朝廷，想暂摄畿疆，自谓眷注已隆，即可挟贵慢士矣。佩纶以蔼青书振公无书也致高阳鄙以振公署任起居近臣佩纶北人立说，高阳大不以为然，以为鹘突，商定命下必辞，能驳尤妙。初尚恐间平之是之也。十五日章下，间平亦拂然，谓此举若出自吾师尚可，否则侍从近臣何得听外吏品题擅调？想张某闻之亦必大怒。本拟寄信驳斥，后竟改为明发，振公疏未发抄。其中虽有公意见相同一语，人皆不信。其赞语有“讲求时事，学识日进，并云责某以坐言起行之效，俾臣收集思广益之功”等语，是俨然如老成之奖借后进，并非贵人之敬礼贤才，集思广益，乃武侯与群下教。振轩固非诸葛，如佩纶者亦岂刘表坐谈客哉？引喻不伦，知其举趾高心不固矣。振公学浅才短，承乏畿郊，当怀极盛难继之惧，惟当一切守旧，方为萧规曹随。乃到任未及十日，便思罗致清流，眩惑观听在粤年余，于水师全不措意，到直十日，便急不能待，如此可笑也。此乃吞刀吐火，左道旁门，并非真实本领。津防至重，似此屋大柱小，令人寒心也。降旨之日，适考差之日，劻贝勒监试，绕殿大呼鄙字，告以此事。适并未入试，于是众皆愕然，颇滋口实。佩纶付之一笑，窃恐恨佩纶者不免借端生事。潜公有书，略劾振公意在戢争止沸，不知能定浮言否。此所谓天下本无事也。然振公一唯贤郎之言是听，如此举，蔼青不当大杖三百耶？

研判调张事件，有个问题需要解答：即张树声奏调张佩纶，毕竟属善意举动，张佩纶何必大发脾气，用如此决绝的方式来处理与张树声父子的关系？尤其是在发布了“著毋庸议”的上谕之后，为何还要安排陈宝琛上奏弹劾呢？

从张佩纶致李鸿章诸信看出，在邀其加盟帮办北洋水师的过程中，只有张华奎写信，张树声本人没有书信；张佩纶在李鸿章离津前，已向张华奎表示拒绝帮办，但张树声依然上奏调用；张树声奏折用辞不当，“非贵人之敬礼贤才，集思广益”，而是“俨然如老成之奖借后进”等等，这些均被张佩纶认作冒犯。但真正激怒他的，是上奏那天，张佩纶适遇考差而未去。所谓考差，即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考试地点在保和殿。本次考差，参加者有282人。贝勒奕劻在考场大呼幼樵，想告诉他此事，却发现张佩纶没有到场。当时不知底细的人，比如李慈铭，就猜想“张佩纶与树声之子赀郎某交甚狎，故有此请。佩纶遂不与考差以待旨，而不意其不行也。”

张佩纶在当时叱咤风云、风头健旺，又是自视极高的人物。对于淮系，他只认李鸿章，未必将张树声放在眼中。调人事件产生的流言使他成了利欲熏心的小人，他才勃然大怒，作出强烈反弹。只是他未曾料到，陈宝琛上奏使他与张树声结下的仇恨，会在两年后发酵，引发张华奎策动盛昱对他弹劾，由此造成甲申易枢的重大变局，导致李鸿藻下野，也导致自己被直接派往福建会办海疆事宜，从此走向人生的重大挫折。调人事件也真正确定了张鸿章对张佩纶的信任。这种信任，超越了北派“清流”拉拢李鸿章的层面，对张佩纶后半生的影响甚巨。

4

李鸿章夺情复出的幕后种种

在张李交往中，张佩纶为李鸿章做了许多策划，但由于两人均个性鲜明，自有主见，彼此间也常发生尖锐冲突。

光绪八年，李鸿章丁忧离津未久，六月初九日，朝鲜汉城驻军因俸米事件发生兵变。暴动群众冲入王宫，刺杀大臣，袭击日本公使馆，国王生父大院君李昰应被迎入王宫，掌握政权，王妃闵氏逃走，日本向朝鲜派出军队。这一事件，史称“壬午之变”。壬午之变为李鸿章夺情复出创造了条件，但他并未按照“清流”的策划，发起对日军事行动，从而与张佩纶产生冲突。

六月二十二日，张佩纶连写两封密信，报告军机大臣李鸿藻，其中一份提到：

日本高丽构兵，译署已得探报十九日报，昨日吾师何尚未知？……以通商维持朝鲜，本合肥之议，在洋务家以为秘诀，而实则蹈越南之覆辙，此事本在意中。不知中朝何以处之，恐非酋胡可能了矣。平日不修战备，到此各证全出，沈文定可杀也！

从此信看，张佩纶对李鸿章“以通商维持朝鲜”的策略是不以为然的。但张随后又密函：

我军水路究未训练，丁提督将略无闻。中外不战久矣，并非言战即得法，正须战而能胜耳。清卿一军已成劲旅，宜令分数营，出陆路，较有把握。南洋以蚊船数艘，奇兵欲出袭流求，似此虚张声势，可以和解作结也。日本非夙谋朝鲜，亦失礼，此事易了，难了仍是越事耳。……

合肥如此可出矣。

上文提到李鸿章夺情复出，此时百日未到，即有事变发生，张佩纶毫无掩饰地对李鸿藻说出“合肥如此可出矣”，显示“夺情”种种，正是他和二李的共同谋划。

果然，六月二十四日，清廷命张树声派军迅赴朝鲜。并以朝鲜事急，著李鸿章克日起程驰赴天津。接着，张树声派吴长庆、丁汝昌率海陆军前往朝鲜，诱捕大院君，平定事变。而朝鲜大臣李裕元、金宏集与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签订《济物浦条约》，允诺赔款50万日元，并派使谢罪。在赔款未付清前，由日军千人留守使馆。日本声称与中国有同样出兵权利。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抵津，会晤张树声，并在当晚会见了回籍葬兄，恰好也在天津的张佩纶。

张佩纶对于壬午之变的最后处置不满，认为“存朝鲜当自折服日本始，折服日本当自改仁川五十万之约始。”他坚决主张责成朝鲜改约，或派军舰与日本交涉，修改朝日条约。

八月上旬，张佩纶应李鸿章之邀请，再次前往天津密商，回京之后，他给李写了一封重要密信：

朝鲜之役，清议深以为诈力为非，众口一词，询其所以，当由辟疆铺张过盛使然。幸内意得视为奇功，赏必不薄耳。暂缓之说可以急矣，邺侯关念，甚至询眠食丰采，详挚殷勤,答以忧居以来，面目憔悴，壮心颓唐，以受恩深重，不得已而出，恐治葬后仍拟终制，邺侯瞿然。大约宣麻之命，渠必力让，而征南一役，仍当属之振公。……邺侯云，当此众论纷纭，深恐浮论一起，公且愤而去位，惟经营日本，则合于金革无避之义，可以内副众论，外张国威，鄙人拟即建言，幸即因鄙言覆上，此事敦厚者意亦相同，足徵鄙人推许，并非少年气盛耳。三数日内，邓君文字上，勿即驳，亦勿即复，稍候鄙作。二三知己均极力为国，亦极力为公，幸勿游移。盖朝鲜之亟亟献俘，内亦赏其功而疑其心。邺侯云，非公创设水师，张某亦望洋而叹耳。然吾辈所以期朝之者，故不在朝鲜也。总之，日本之役，宸谟已定，众议亦平，公以夺情视事之元，臣主兼弱，攻昧之上策，亦与移孝作忠之意为合。

信中邺侯为唐朝宰相李泌，此处指李鸿藻。张佩纶透露，张树声将被安排南下，李鸿章以经营日本之名重新出山，周围朋友极力为他着想，连李鸿藻都说，若不是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张树声只能望洋兴叹。又说近日有邓君文字上，请李勿驳勿复，等待张佩纶另上奏疏。邓文即邓承修《朝鲜乱党已平请乘机完结琉球案折》，邓建议派大臣驻扎烟台，厚集南北洋战舰，责日本擅灭琉球、肆行要挟之罪。

李鸿藻

八月十六日，李鸿章未按张佩纶嘱咐，上奏议复邓奏，称中国海军惟“超勇”、“扬威”较为得力，其余军舰难以战大洋。又说华船今驻数省，号令不一，万一中东有事，与我争一旦之命，胜负难料。若向德定购之铁甲舰来华，再添购新式快船以为辅助，朝臣、枢臣、部臣、疆臣合谋一气，使水师成局，不战屈人，自为最善。否则移驻烟台，并非自强之实。

也在同日，张佩纶上《请密定东征之策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疆吏宜治精兵，蓄斗舰，与南北洋成犄角；分军巡海，绝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上谕称所奏颇为切要。著李鸿章先行通盘筹画，迅速复奏。

清流竟在谋划对日打仗！十七日，张佩纶致函李鸿章：告知已将《请密定东征之策》寄去。“上意以鄙言似尚切要，而公于前覆流求（琉球）两岛疏中，慨然以攘倭自任，故舍左（宗棠）彭（玉麟）而专问公。……窃惟设水师、图日本皆公夙志，佩纶之为是言，譬诸幼常攻心之言，偶符诸葛茂先平吴之策，密叩羊公耳。今圣母环顾勋臣，独叩公以至计，投袂而起，此其时乎。”张佩纶提出要达到三个目标：一是请寄谕驻日公使黎庶昌改正朝鲜之约；二是日使榎本武扬到津后，要峻词责问琉球事；三是请将已购之两艘铁甲船奏归北洋训练，并饬部臣及沿海疆吏大购师船，倡立水师。他强调：

于此则上可副斧钺专征之命，下亦协金革无辟之文，为公为私皆合于义。如有创和戎之说，主自守之谋者，非庸懦即奸佞，愿公塞耳而拒之也。内意检李文定、胡文忠故事，留揆席、返疆符以示恩礼，固由高阳之让贤逊位，亦由朝廷之笃旧褒功。惟圣人恐时论纷纭，公转激而去位，故覆瓯相推毂，命将德音须同日涣颁，殆候此次覆奏，东征定议，是不独措置日本，藉我公以奉天威，即倚注我公，且藉日本镇浮论也。

他再次提醒李鸿章，其丁忧期间，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保留着，李鸿藻没有依缺递补，是鸿藻“让贤逊位”，也是朝廷“笃旧褒功”的意思，李鸿章必须记住这份交情。

十八日，张佩纶得悉李鸿章未按他去信的嘱咐保持沉默，反而上疏议驳邓承修折，十分气愤，著信质问：朝鲜之事，此间清议均以诱获大院君为非。然论功论过，并未涉及公一字。唯政府、言路均希望公来改约。鄙见欲大举东征，须先设水师，设水师又须先购船械，是则以金革为名。张佩纶诘问，你此次复出，是以打仗为名，现在并无金革之事，难道要把这个说法翻掉吗？最后又说：“年来交谊已固，所以为公代筹者，并非尽执古义，而颇参以时宜，若遂不见纳，鄙亦敬谢不敏矣。”对李鸿章的失望溢于言表。

张佩纶随即又函：

黄寿丈书来，谓我公以金革起，必须大有为乃足自解。属鄙力规，并以远道所论难惬事情，令再同来津面启一切。再同一幼子将殇，置之不顾，拟日内水道到津上谒，止之不可。见时乞屏去左右，俾竟其说。寿翁及门下所以拳拳于公者，恐非徒执迂拘，实亦古道时宜，兼权并审。且高阳大让无名，诸事从中调护，夫岂私交，亦欲结平勃之欢以利国耳。公若以大故之后，凡事颓唐，西洋主和，东洋亦不主战，则人人能之，一生勋望，亦不可为政府所窥测也。一二知己于公善则扬之，过则隐之，……恐天下之人爱公者，不尽如吾辈二三人耳。

信中黄寿丈指黄彭年，字子寿，为李鸿章同年，此时为湖北安襄荆郧道。在同，为黄彭年子黄国瑾。翰林院编修，为张佩纶密友。张佩纶强调，他们拉李入伙，胁迫他准备对日作战，全是出于对李的爱护。

当晚，张佩纶再函：“贵宗人云宣麻之事，夔不谓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亦又自为。今拟仍以授公。俟辞表上，改援湘北故事，三年悬缺，却自情理兼尽。”古人以宣麻代指拜相，佩纶再次告知鸿章，李鸿藻欲保留其大学士位置，王文韶不以为然，但最终仍拟仿李天馥旧事，虚位三年，以待鸿章。

十九日，张佩纶再次致函李鸿章：“创水师攘日本乃公夙志，比圣心专任，朝野深期元老壮猷，当孚物望。”告知黄国瑾受父命将来天津，请与其密坐，俾参大议。

二十一日，张佩纶第五次致函李鸿章：

累书不得手答，令人怅惘，若有所失。……再同到津，当已晤悉。高阳处前已代达意，不知近已通问否？渠每见颇关切也。恭邸小愈，销假尚未定，或云朝鲜事大定方出，有避嫌畏祸之意。今日盛伯希以疆臣措置失当论奏，系由掌院代递，故外间颇有传闻。大约内城议论于此事尤致不满。蔼青闻已赴津，当得其详矣。妖星又见，或以为蚩尤旗。周少詹有封事，所论兼内外而言，不知其详也。

从书信内容看，张佩纶见对李鸿章多次胁迫未成之后，不再央求，只是通报京中政治动静。前面所拟发动的军事行动不再提起。

二十二日， 李鸿章上奏曰：“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张佩纶谓中国措置洋务，患在谋不定而任不专，洵系确论。”

李鸿章还说：练兵莫急于饷源，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设令各省关措解无缺，则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购。无如指拨之时非尽有著之款，各省厘金入不敷解，均形竭蹶，闽粤等省复将厘金截留，虽经臣叠次奏请严催，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岁款不敷，岂能购备大宗船械？今欲将此事切实筹办，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并闽省截留台防经费由南洋划抵外，再拨的实之岁款，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这场“密定东征之策”的讨论，张佩纶呼风唤雨，李鸿章却不为所动，最后以慈禧亲笔硃批：“练水师必须购船炮，购船炮必须拨巨款，试问五年后果有成效否？日本蕞尔，包藏祸心，已吞琉球，复窥朝鲜，此不可不密防也。尔其慎之毋忽！”而告结束。平心而论，张佩纶以民族和道德正义为底线，夹袋里藏有无数方案，随时可以取出法宝，在谋划方案之时，完全不受一般规则束缚，常有出人意料之举，此为其长；但思维偏激，有时忽略操作的可行性，则为其短。本节所举事例，即为“清流”风格的经典案例，在对日本战略关系的判断中，张佩纶豪情澎湃，且时时搬出李鸿藻，有拉大旗之嫌疑，李鸿藻本人是否知情，则可怀疑。起码，李鸿章就不吃这一套。最重要的是，张佩纶手无实权，用悲情做武器去搏击腐败尚能取得成效，用悲情做武器去去策划战争，则难以被决策层所采纳。

张佩纶心情大坏而无奈。这个烦闷的八月，他一面谋划军国大计，一面“葬先兄于先大夫墓侧，南中尚有一兄一弟一姊三柩并同时葬之。……伤心惨目，踽踽涼涼之况，无人可告。且债负亦因之日增，所以一一料理，草草毕事者，伤逝亦且自念耳。”回京以后，“月有一疏，大抵修内攘外，均切于时，不近名故，亦不愿人知。”他愤愤然地说：“此种世界，即隐逸，亦须乞怜，不如倔强，世间作一碍物矣。”

切莫以为张佩纶的谋划没有成功，他就把心中怨气咽了下去，其时，张佩纶在北京政治舞台上，仍是只手遮天的厉害角色。敢招惹他的人实在凤毛麟角。就在八月二十四日，因御史洪良品奏云南报销一案，户部索贿八万，军机大臣景廉、王文韶均受贿巨万，余皆按股朋分。无处出气的张佩纶随之连上三折，将沈桂芬在军机处的盟友兼自己的姻亲王文韶硬生生地赶下台去。

事后，张佩纶给黄体芳写信说：

中外事变日纷，非大设水师，不足为建威销萌之计。春间极言此事一误于振老之荐疏，而鄙人不得不引嫌；再误于左、彭之驳疏，而枢府生疑；三误于合肥之此疏，而圣人不怿。岂天之弱中国夫，先自弱之也？硕言蛇蛇，诚为吾道之厄。……归来又值滇案，荆公不去，未免昧于进退之义，即鄙人亦竟诺默之间，难于自处。盖间平患疾甚剧，朝局乏人主持耳。阁下留视吴学，吴人得一人师，朝列少一直谏。重以伯潜又去，竹坡未来，鄙人实有孤立之感。

这里，张佩纶提出“三误论”，将湘淮系洋务大佬一概斥为影响海军发展的责任人，同时又透露出自己的孤立感。自光绪七年底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接着，宝廷出典福建乡试，陈宝琛出任江西学政，加上黄体芳早在六年出任江苏学政，“清流”势力此时已经星散，京中健者，仅存张佩纶、邓承修，而邓张私交并不密切，这恐怕就是他前面所说“一二知己”，竟是黄彭年父子的原因吧。

八月二十六日，李鸿章致书张佩纶，将他前半月收到的五封函件一次回清：

连奉十二、十七、八、九、二十一等日手书，所以期勖而调护之者甚厚，感佩奚涯。……旋阅二十四日邸抄，洪侍御劾景、王受贿遗巨万，语近荒唐，而拙疏同日见面，知诸公昭雪私忿，不暇致详于军国大计也。练水师，图倭人，此执事与仆夙志，正可因此发明，所少异同，不过迟速之间。若必如此，乃为金革毋违，藉塞悠悠之口。则鄙人此行，本为朝廷所迫，实非得已。若稍有厌弃，不待葬期即先请假归，进退固绰有余裕耳。朝倭之约，他人无从改正，虽百黎使何益？……高阳昨曾通问，恳于来春企假时，曲全其志，不及他事。大院（君）处置颇当，内城尚不免疑议甚矣，今日任事之难也。

从李的口气中，显然流露出对清流所为的不以为然。以往军机处南北党争，李鸿章作为老练政客，从不明确站在某个方面。但此次复函，用语坦率明快，亦可算与张佩纶私交密切，直言不讳，无庸拐弯抹角。

在李、张多年通信中，此类龃龉，还有数次，双方观点鲜明，但都审慎地保留出空间，不给对方造成实质伤害，过后依然书翰密切。张佩纶认为要告知李鸿章的，照样讲述；李鸿章不愿理会的，依然一概不理。但张佩纶绝不找茬弹劾李鸿章，这是张-李关系中极为微妙的部分。此种“各自表述”的高潮，是李在马江备战中，对张的呼救置若罔闻，完全是坐视其败，而在张佩纶流放归来后，李鸿章竟将爱女嫁之。张佩纶曾对李鸿章说：“师门父执而知我者，仅公一人”。两人关系，包含着信任欣赏、也包含着各自独立的政治判断和对立。

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的关系，李鸿章与李鸿藻及与“清流”其他人马的关系，均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深入探索研究的复杂课题，以前由于史料稀少，研究停留在表面。张佩纶介入北洋为李鸿章作谋划虽是个人行为，但与“清流”领袖李鸿藻有密切的沟通和联手，显示出不同政治集团纵横捭阖、相互渗透、利益消长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比后人想象的更为丰富。深入剖析，足以改变过去的概念。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和开掘，从前涂在张佩纶脸上的小丑式白粉正在被逐步洗去，对于晚清政治的研究，将会获得更多精彩的结果。

（作者授权刊发，原文首发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3期，略有删节，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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