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例运动最后对峙 香港“气氛”生变（图）

香港反修例运动进入最后的激烈对峙阶段。（AP）

从“和理非”到暴力冲突，从“占领”高校到无辜者甚至警察流血事件，香港反修例运动已进入最后的对峙阶段——反修例运动还有多少可能持续推进下去？

也许，从“大乱”到“大治”往往都只是需要一个转折契机，而危机通常正是转机的出现。

11月14日当时正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中国政府名义发表就香港问题立场的严正声明。这是自6月初反修例运动以来，习近平首次就事态发表的公开权威声明——注意，这并不是11月4日习近平会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时的谈话所能比拟的。

在这份声明中，习近平径直将暴力示威者行为定性为“犯罪”，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干预，并且敦促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采取更多动作迅速“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来自中共最高层的指示已经开始收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尽管香港各校不断传来被示威者“占领”的消息，学校秩序大乱，社会秩序也仍然没有恢复，但是九龙东解放军驻港军营首次在这场骚乱中走出军营，协助清理街头示威者遗留的障碍物，的确获得了不少在场的掌声——这可能是一个香港普通市民姿态转变的信号。

事实上，经历长达数月的秩序混乱，不少市民可能已经开始厌倦。报道称，“撑警”游行周末上演，香港市民甚至外籍人士也参与到恢复街头秩序的行动中来。一份视频片段显示，一名示威者注视着街头越聚越多的民众正在清理示威者丢在街道中央用以瘫痪交通的砖块，期间甚至以挑衅的姿态将他人刚刚清理完毕的路面重新丢满砖头，于是民众只好避开示威者重新捡拾并将这些砖头归拢在路边——这一事件全程没有发生冲突甚至口角。

示威者更大的危机在于因为这场运动的暴力倾向已经无可避免地脱离控制，正如示威者邵岚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所说当前局势演变已经无人能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于是，无论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同情者反对者还是旁观者，所有的香港人甚至外来人都可能被这场运动所无辜的无差别波及。不少起初对运动持同情态度者正在经历心理的转变，暴力示威者正在失去他们的支持，变得孤立无援。社交平台账号“李宗向”发帖称自己曾经资助示威者，但即使如此示威者还纵火焚烧了他在上水开设的店面，“有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否做错了，在我为你们坚持的时候，你们把我的店放一把火给烧了，你们放火的时候，我还在为你发送物资，我真的是欲哭无泪……”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笃灰不割席不指责”在当下似乎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这似乎所有街头运动最后的宿命。这些如今唯有以流血破坏来坚持下去的示威者可能从开始都没有统一赖以自持的信念。当事态性质生变、风浪褪去，内部的政治分歧与矛盾，个人目的与形势的复杂性逐渐暴露，统一步骤几乎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而与此同时，当他们意识到在使用了几乎所有的抗议形式——包括和平的游行集会、非暴力不合作、有限度的街头暴力以及无差别的破坏、打砸后，其可供选择的斗争空间已经愈发狭小，形势的不利也打击了他们的信心，对未来前景也越发感到茫然。在现当代街头政治运动文化中，那些常规和非常规的破坏动作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和进步性，一直备受争议。

而且，北京的红线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挑衅，否则其管治权威将荡然无存。包括示威者在内，应该说没有人会怀疑北京的管制能力，只要它愿意，而且北京已经表现出越来越来强烈的介入意愿，准备应对局面失控启动紧急状态法的时机。

所以说，习近平11月14日的“严正立场”正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信号，也可能是转机。随后，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召集了跨部门协调行动小组，启动了多项“封杀”示威者措施。司法机构方面曾经备受舆论关注，尽管在11月18日香港高等法院做出了不利于港府的裁决，否认特首局部引用紧急状态法订立禁蒙面条例的权力，但是当即便遭遇北京言辞批驳和“反杀”。而作为“止暴制乱”的绝对依靠力量，11月19日新任“强硬派”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履新虽然是既定动作，但也触发了舆论的兴奋点，外界判断有理由相信这位拥有丰富危机处理能力和刑案经验的新任警队掌门可能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应对日渐失控的局面——当然，除了实弹预警外，这种积极意味着更多地占据主动，包括刚刚在香港理工大学危机中所采用的心理战战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