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奇闻 竹林和小芹

8月27日，党和国家荣誉荣耀嘉奖工作中协会公司办公室公示公告了“共和国勋章”和国家光荣称号提议候选人名册。敦煌研究院声誉医生樊锦诗当选国家光荣称号公示公告名册。她也是做为唯一当选的珍贵文物领域意味着。

樊锦诗是在我国珍贵文物合理维护的科学探索者和践行者，长期性投身沙漠，全身心石窟群考古学科学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南北朝、隋、唐朝早期和中后期洞穴的分期付款断代。在全国首先进行文化遗产保护重点政策法规和维护整体规划基本建设，探寻产生石窟群科学研究维护的概念与方式，为全球历史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保存起来与不断运用做出杰出贡献。荣获“全国出色共产党人”“全国先进个人”“改革先锋”等头衔。

有关“共和国勋章”和国家光荣称号提议候选人的公示公告

今年是我国创立七十周年，中共中央决策，初次进行国家徽章和国家光荣称号集中化评比授予，庄重嘉奖一批为新中国国防和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荣誉先进人物事迹。依据评比授予工作部署，在各地区各单位多次投标、团体分析的根基上，经组织考察、综合考虑到，造成8名“共和国勋章”提议候选人，28名国家光荣称号提议候选人。为充分体现民主化，普遍倾听意见，接纳社会监督，现将相关候选人状况进行公示公告，公示时间从2019年8月27日起，至9月2日止。如对提议候选人有质疑，请于公示公告期内根据电話、电子邮件、信件等形式向党和国家荣誉荣耀嘉奖工作中协会公司办公室体现。

电話：（010）55604941

发传真：（010）55604946

电子邮件：gxrybz@163.com

通讯地址：北京东城区丰厚巷子22号

邮编：100032

党和国家荣誉荣耀嘉奖工作中协会公司办公室

2019年8月27日

“共和国勋章”提议候选人

（按姓式笔画排列）

于敏

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8月生，2019年1月过世，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級科学研究咨询顾问、研究者，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他是中国有名核物理学家，长期性领导干部并参与核弹的研究和设计方案，弥补了在我国原子基础理论的空缺，为温压弹提升做出巨大贡献。荣获“两弹一星”荣誉奖牌、国家最大科学技术奖和“全国劳模”“改革先锋”等头衔。

申纪兰

申纪兰，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12月生，山西平顺人，陕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支部组织部部长，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她积极主动维护保养新中国女性工作支配权，提倡并促进“男孩和女孩同酬”载入宪法学。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她敢于改革创新，胆大自主创新，为进步农牧业和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促进老服经济社会发展和老服老百姓扶贫攻坚做出卓越贡献。荣获“全国劳模”“全国出色共产党人”“全国扶贫攻坚‘拼搏奖’”“改革先锋”等头衔。

孙家栋

孙家栋，男，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4月生，辽宁省复县人，原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科技委负责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高級技术工程师，中科院工程院院士，第七、八、九、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在我国航天器技术性和深空探测技术性的创始人之一，出任月球表面检测一期工程项目总设计师，为在我国提升通讯卫星基本上技术性、通讯卫星回到技术性、地球上静止不动路轨通信卫星和指定技术性、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上技术性做出巨大贡献。荣获“两弹一星”荣誉奖牌、国家最大科学技术奖、国家科技进步进步奖特别奖和“全国出色共产党人”“改革先锋”等头衔。

李延年

李延年，男，汉族，中共党员，1928年11月生，河北昌黎人，原54251军队副政治委员。1945年参与改革，依次参与中国解放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对越自卫保卫战等战争战斗20数次，是为创建新中国成立、护卫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抗日英雄。退休后，他不忘初衷、士气不降、原色不会改变，积极主动发扬改革优良作风，充足展示了一名老革命军人、老抗日英雄的辉煌品牌形象。立功受奖特等功1次，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公司授于“一级英雄人物”头衔，荣获解放奖章和获胜荣誉荣誉章。

张富清

张富清，男，汉族，中共党员，1924年12月生，陕西洋县人，建设银行湖北湖北来凤分行原行长。他在中国解放战争的生死狙击中奋勇向前、血浴疆场、舍生忘死，数次立功受奖军功。1955年，他复转后自动规定到湖北省最偏僻的来凤县工作中，为贫困地区无私奉献一生。60很多年来，他藏于名利，埋头苦干，连子女对他的赫赫战功都不知道。立功受奖特等功一次、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抗日英雄”头衔2次。

水稻之父

水稻之父，男，汉族，非党人士，1930年9月生，江西省德安人，国家杂交稻工程研究所、湖南省杂交稻研究所原负责人，湖南省政协原副书记，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一生专注于杂交稻技术性的科学研究、运用与营销推广，创造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稻，取得成功分析出“两系法”杂交稻，建立了非常杂交水稻技术性管理体系，为中国粮食生产安全、农业科学发展趋势和全球食物供应做出巨大贡献。荣获国家最大科学技术奖、国家科技进步进步奖特别奖和“改革先锋”等头衔。

黄旭华

黄旭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3月生，广东省揭阳市人，中船集团重工集团719所声誉优点、原优点，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他隐名埋姓几十年，为在我国战略核潜艇工作无私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战略核潜艇研发和跨越式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一次自由潜水实验中，他置自身祸福于不管不顾，做为总设计师亲自随商品自由潜水到極限。荣获国家科技进步进步奖特别奖和“全国先进个人”等头衔。

屠呦呦

屠呦呦，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浙江绍兴人，我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材研究室青蒿素研究所负责人。她60很多年专注于中医药学科学研究实践活动，领着队伍克难攻坚，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医治无效难点，为中医自主创新和人们营养健康工作做出主要奉献。荣获国家最大科学技术奖、诺贝尔奖生物学或医学奖和“全国出色共产党人”“全国先进个人”“改革先锋”等头衔。

国家光荣称号提议候选人

（按姓式笔画排列）

于漪

于漪，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二月生，江苏省镇江市人，上海黄浦区实验学校名誉校长，曾任全国应用语言学会专家、全国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促进会副理事长。她长期性陇亩于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工作，坚持不懈教文教书育人，促进“人文性”载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认为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同歩自主创新，编写上百万字文化教育著作，很多关键见解被教育局采取，为促进全国教育信息化改革发展做出杰出贡献。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个人”“改革先锋”等头衔。

卫兴华

卫兴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25年10月生，山西省五台人，人民大学社会经济学系原负责人、专家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发展课程评议组组员。他是中国知名经济师和社会经济学教育学家，长期性从业《资本论》科学研究，为马列主义经济学原理民族化做出主要奉献，小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内容是全国知名度和投放量最高的教材内容之一。他提到的市场经济论、生产主力多因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危害普遍。荣获孙冶方经济发展科学奖第一、二届毕业论文奖。

王濛

王濛，男，汉族，中共党员，1934年10月生，河北南皮人，中国作家协会声誉副书记，原文化部部长，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做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文学类原创者，印证了我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发展之途。其著作《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有着标志性和超前性实际意义，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本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挖掘塑造了一大批杰出青年文学家，为我国当代文学兴盛进步做出杰出贡献。荣获第九届矛盾文学奖、全国出色小小说奖。

王文教

王文教，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11月生，福建南安人，原国家羽毛球队主教练，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他为复兴新中国羽毛球工作，从印度尼西亚返回中华民族，曾一度得到全国羽毛球赛男子单打、混双总冠军。退伍后依次任教福建省羽毛球队、国家羽毛球队，在他任主教练期内，中国羽毛球队得到了1982、1986、1988、1990年汤姆斯杯赛团体比赛总冠军，不断涌现56个全球单项工程总冠军。荣获国际羽联“成就奖”。

王心善

王心善，男，维吾尔族，中共党员，1953年9月生，宁夏灵武人，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处原领导班子、厅长，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他领着员工全力推动防风固沙，构建防风固沙林60万亩，操纵流砂近百万亩，合理阻拦毛乌素沙漠的东移和西扩，展现出人进沙退的可喜局面。探寻产生“宽防护林带、多互联网、多绿化植物、密度高的、乔灌混交”的防风固沙方式，完成了“荒漠绿、荤场活、员工富”的长远目标，为全国防风固沙给予了可贵工作经验。荣获“全国出色共产党人”“全国先进个人”“全国固沙英雄人物”“改革先锋”等头衔。

王启民

王启民，男，汉族，中共党员，1937年9月生，浙江湖州人，大庆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原总助。他弘扬“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勇于挑戰油气田开发设计極限，科学研究并提到了“阶段性数次布井开发设计调节”基础理论，在其中表外储集层综合利用技术性提升了世界各国觉得不可以采掘的雷区。他组织的油气田高含水中后期“稳油沥干水分”新项目科学研究，为大庆石油完成2七年五千万吨之上增产高效率连续开发设计做出主要奉献。荣获“全国先进个人”“全国出色共产党人”“改革先锋”等头衔。

王继才

王继才，男，汉族，中共党员，1960年4月生，2018年7月过世，江苏省灌云人，江苏省开山岛基干民兵边防哨所原优点、喇叭形镇开山岛村原党支书。1986年逐渐，他与老婆领命守护开山岛，32年如一日清除艰难、恪守荒岛、效命戍海，亲自动手整修营房、基本建设边防哨所，坚持不懈每日巡岛屿、保驾护航标、写日志，果断与走私货、偷渡者等犯罪分子作斗争，强有力保卫了国家权益，把一生最幸福的岁月甘于奉献给国防安全和海防工作。荣获“全国出色共产党人”“全国热爱祖国拥军榜样”等头衔。

艾热提·马木提

艾热提·马木提，男，维族，中共党员，1969年10月生，2016年9月过世，新疆省皮山人，新疆自治区和田地区皮山县派出所原副局。从警2七年自始至终作战在基层一线，重点围绕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总总体目标，充分运用反恐怖维稳实践经验丰富多彩的优点，诸事奋勇向前，领着公安民警取得成功破获一系列案子。2016年9月在抓捕国家公安部A级在逃犯中遇自杀性发生爆炸围攻，生命垂危，经大力医治无效，英勇献身。他以无畏的牺牲精神诠释了一名民警忠诚于党、忠实于人们的铮铮誓言。荣获“全国公安机关一级道德模范人物”头衔。

布茹玛汗·毛勒朵

布茹玛汗·毛勒朵，女，柯尔克孜族，中共党员，1942年6月生，新疆省乌恰人，新疆自治区乌恰县吉根乡护边员。她长期性投身于中华民族边境，义无反顾、不为人知地将美好年华献给中华民族的守边工作，在海拔高度4000米上面的冬古拉玛边防线上50很多年如一日巡边包边条，每日至少要走20公里新路，在她守卫的山口，造就出无一例人和动物非法入境事情的守边销售业绩。她积极主动宣传策划热爱祖国包边条工作中，在国界线的很多石块上刻上“我国”两字，这种“中国石”变成本地包边条守边、突显爱国情怀的代表。荣获“全国热爱祖国拥军榜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民族大团结发展榜样本人”等头衔。

叶培建

叶培建，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月生，江苏泰兴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工程师、研究者，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他是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长，嫦娥三号首席科学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实验器总指挥长、总设计师咨询顾问，在各号仙女计划方案的选用和明确、核心技术科技攻关、大中型实验方案策划与认证、嫦娥四号初次完成月背着陆等领域起到了关键功效。荣获国家科技进步进步奖特别奖。

申亮亮

申亮亮，男，汉族，中共党员，1987年8月生，2016年6月过世，河南温县人，原65307军队70分队组长。他从军报国立场坚定，国防专业技能练习勤奋好学，灵活运用连属主战坦克装备，精通运输车、瞄杆钻车、挖掘装载机等装备操作，成为“一专多能”型骨干，入选集团军“百名专业技术能手”人才库。2016年5月赴马里执行第四批维和任务，在执行任务中遭遇恐怖袭击，果断指挥战友向目标射击，在汽车炸弹爆炸瞬间将战友推离，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部队其他人员的平安，被评为烈士并追记一等功。

朱彦夫

朱彦夫，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7月生，山东沂源人，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原党支部书记。1947年参军，经历战斗上百次，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失去了四肢和左眼，10次负伤，3次荣立战功。退伍后用自己的抚恤金，建图书室、办夜校，帮助农民提高文化素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5年，带领群众治山治水、脱贫致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变成了山青水秀的富裕村。他身残志坚，用残肢抱笔，历时7年创作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

麦贤得

麦贤得，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2月生，广东饶平人，原91708部队副部队长。1965年“八六”海战中，他在弹片插在头部、脑浆外露、鲜血模糊双眼的情况下，坚持战斗3个小时，凭着惊人的战斗意志和过硬的素质本领，在几台机器、几十条管路、几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只有拇指大的被震松的油阀螺丝，成功排除故障，确保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他的英勇战斗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钢铁战士”。荣立一等功，荣获“八一勋章”和“战斗英雄”“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

李保国

李保国，男，汉族，中共党员，1958年2月生，2016年4月去世，河北武邑人，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他始终奋战在科技兴农、脱贫攻坚和教书育人第一线，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8项，培育了16个山区开发治理先进典型，带动10万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参与开发的聚集土壤、聚集径流“两聚”理论，使邢台前南峪森林覆盖率达到90.7%，植被覆盖率达到94.6%。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脱贫攻坚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李道豫

李道豫，男，汉族，中共党员，1932年8月生，安徽合肥人，原中国驻美国大使，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他长期从事多边和双边外交领域工作，深度参与我国在多个重大外交问题上的决策和处理。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稳妥处理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等重大复杂敏感问题，提升了我国国际话语权。任驻美国大使期间，积极宣传我国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巧做工作，善于斗争，妥善处置中美关系，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吴文俊

吴文俊，男，汉族，中共党员，1919年5月生，2017年5月去世，上海市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作出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国际数学与人工智能研究影响深远。他开创了数学机械化研究领域，用算法的观点对中国古算作了分析，同时提出用计算机自动证明几何定理的有效方法，在国际上被称为“吴方法”。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张超

张超，男，汉族，中共党员，1986年8月生，2016年4月去世，湖南岳阳人，92950部队原飞行中队长。2015年3月，他加入舰载机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舰载战斗机操纵特点和舰载飞行要领，飞行技战术水平得到跨越式提升。2016年4月，执行任务时突遇空中险情，他果断处置，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被迫跳伞，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9岁。被追授为“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被中央军委批准为全军挂像英模。

南仁东

南仁东，男，满族，群众，1945年2月生，2017年9月去世，吉林辽源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他潜心天文研究，坚持自主创新，1994年提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概念，主导利用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FAST重大科学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关键作用。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秦怡

秦怡，女，汉族，中共党员，1922年1月生，上海市人，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艺委会顾问、一级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主演了《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女篮五号》等30多部影片，塑造了多个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都贵玛

都贵玛，女，蒙古族，中共党员，1942年4月生，内蒙古四子王旗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民。上世纪60年代初，年仅19岁的都贵玛，主动承担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上世纪70年代，都贵玛自学蒙医蒙药和妇产科知识，先后挽救了40多位年轻母亲的生命。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热地

热地，男，藏族，中共党员，1938年8月生，西藏比如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重要领导职务，先后配合6位自治区党委书记（第一书记）工作，积极维护班子团结和主要领导同志威信，参与西藏自治区稳定与发展各项重大决策的研究和实施。向中央建议召开第三、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就西藏稳定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观点和意见。他几十年来为西藏发展、和谐稳定、民生改善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巨大努力，赢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重。

顾方舟

顾方舟，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6月生，2019年1月去世，浙江宁波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研究员。他是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他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高铭暄

高铭暄，男，汉族，中共党员，1928年5月生，浙江玉环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高德荣

高德荣，男，独龙族，中共党员，1954年3月生，云南贡山人，云南省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少数民族脱贫攻坚的带头人。在任期间，科学制定发展战略，突出培育“水电、矿业、旅游、边贸”为主的特色产业群，为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作出贡献。退休后，继续驻扎在独龙江河谷，跑工地、进农家，千方百计打通了独龙江乡通往山外的唯一公路，实现独龙族整族脱贫，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家中。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郭兰英

郭兰英，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山西平遥人，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她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作出开拓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等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她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八月十五月儿明》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

董建华

董建华，男，汉族，1937年7月生，浙江舟山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重要贡献。他带领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非典”疫情等带来的种种困难，妥善处理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程开甲

程开甲，男，汉族，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1918年8月生，2018年11月去世，江苏吴江人，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先后参与和主持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多次核试验，为建立中国特色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锻造改革开放安全屏障，推进科技强国事业作出杰出贡献。荣获“八一勋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改革先锋”称号。

樊锦诗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延伸阅读——

敦煌守护往事：他们前赴后继，让文物重获新生

▲莫高窟 第61窟 五代（元）东壁门南—曹氏家族的女供养人@敦煌研究院官网

来源：国家人文地理（gjrwls）文｜李崇寒 王进玉 吕航供图｜孙志军

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敦煌莫高窟实地考察，了解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等情况。在敦煌研究院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进行座谈时，习近平强调，要保护好我们的国粹，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吸收各种文明成果。

保护敦煌文化宝藏，是近代以来中国很多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很多人为拯救、保护敦煌文物、艺术奔走呼号，倾其大半生精力守护和研究。这些守护者在抢救保存敦煌文书、壁画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

初次挽救敦煌余经

藏经洞经卷正式被中国政府接管是在被发现9年后，京城学者尤其是罗振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彼时，敦煌藏经洞所出大部分精华分别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攫取到手，运往伦敦和巴黎。

1908年，伯希和在江南一带逗留，拜访当地学者。通过伯希和介绍，缪荃孙得知“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并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版”，以“奇闻”概之伯氏夺宝一事，对敦煌文书并不感冒。这或许与当时学术风气有关，大部分人埋头故纸堆，以四部之学为治学重点。

正因他们“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学者荣新江认为，“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买汉籍，多次拜访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向其展示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藏品。端方看后，倒也识货，扼腕叹息，想从伯处购回一部分，被拒。

6月底，清廷改任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他常往返于京津之间，与北京政学、收藏界人士往来密切，伯希和敦煌获宝、携带部分文书的消息，很快在京城传播开来。

据荣新江推测，伯希和当时携带的大概是他正在研究而没有随大宗收集品寄回巴黎的敦煌写本四部典籍、古文书等，恰也对清朝学者胃口。伯希和到北京后，住在八宝胡同，依传闻慕名拜访的学者络绎不绝。

罗振玉第一次在伯希和处看到“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木刻本古书”时，心情尤为复杂，喜的是，尚能从伯处影印和传抄部分敦煌资料，恨的是，大部分精华均被伯希和运回法国，当他听说敦煌石室仍留存有以佛经为主的8000件卷轴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

▲罗振玉（1866-1940），1909年为挽救敦煌藏经洞余经奔走呼号，对流散各处的敦煌文书留心购存，被视为中国敦煌学的奠基人

为免余经被他人所得，罗振玉利用其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身份，当即请学部发电报致陕甘总督毛庆蕃，托他将剩余卷子全部购送学部，并由罗振玉起草电文向学部领导请示。电文中明确说明购买经卷的钱先请甘肃方面垫付，随后由学部汇款偿还，学部担忧经卷要价太高，无力购买，将罗振玉草拟电文中还款等语删去。

考虑到甘肃贫穷的经济情况，为筹措经费，罗振玉又找到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建议由大学堂出钱购买，刘廷琛以“大学无此款”推脱，罗振玉只好向学部承诺“若大学无款，可由农科节省经费来购，不然，可将我个人俸给（当时罗振玉每月仅领得半薪40元）全部捐出”。

学部终于8月20日致电甘肃：“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

一个月后，甘肃方面发回消息，已按要求购得余经，花费3000元，这比学部想象中的金额少了许多，学部决定留住这些敦煌文书，主动承担了运送经卷回京的工作。

从敦煌到北京，觊觎藏经洞宝藏的大有人在，政府要求运送回京的行为又进一步证实了敦煌卷子的价值。路途中，地方官绅、军民盗取敦煌残卷的事件时常发生。1910年11月，这批敦煌经卷由学部转交给京师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共18箱，另还有前一年陕甘总督送的一卷原样。中途流失了多少？未知。

前车之鉴，为防再次被盗和丢失，1911年，佛学家李翊灼应京师图书馆之邀，对比较完整的经卷，按千字文的顺序，以字编号，并对其中2000多号经卷做了比较详细的著录。此后，京师图书馆又相继邀请其他学者进行排定编目，草拟目录初稿，1912年编撰完成京师图书馆藏的第一个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中国国家图书馆因此成为敦煌文献四大收藏机构之一。

激发国人保护意识

大宗经卷从敦煌运出后，王道士有所保留地收藏后又分别被吉川小一郎和鄂登堡收购。1919年，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听说又有人从莫高窟买走了大量卷子，其中还存有大批藏文佛经，便下令敦煌知县，将藏文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城图书馆保存”。

后经商定，王道士点验好的94捆藏文写经，留90捆就地保留在严密干燥的石洞中，其余4捆及11打带夹板经书移置敦煌学劝学所内，由兰州来的督办员从中带走1捆及1打保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不仅政府下令保护敦煌文书，同一时期，以肃州巡防第三营营长率部驻扎敦煌的官员周炳南，也身体力行守护莫高窟。

当时，白俄残余势力三百余人被甘肃督军陆洪涛安置在敦煌千佛洞。这些外来者在洞窟生火做饭，肆意熏黑壁画、破坏佛像雕塑，引起当地人民和周炳南的不满。周炳南一面会同县政府报请省署，建议速将俄人迁出，另做安置；另一面逐个检查各洞窟，编写号次，派兵巡查，进行保护。

1925年华尔纳第二次带领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前往敦煌盗取壁画时，同样遭到周炳南及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正是周炳南将事态的严重性告知杰恩，驱使杰恩给华尔纳写信，要求他停留在安西，无须前往敦煌。

有人将华尔纳第二次考察的失败视作“中国成功抵制外国考察家在中国西北肆意妄为的开始”，这对饱经沧桑的敦煌文书和壁画来说，是个好消息。

随着越来越多学者远渡重洋，接受新的思潮、学说和方法，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出现了许多与敦煌学有关的书籍与机构，成果颇多。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上）老子道德经五千文 ；（下）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

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集数年编纂、众人之力而成的《敦煌劫余录》就是其中代表，陈寅恪在序言中所提“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不仅呼唤和激发了国人保护敦煌文物的意识，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的愤怒与不满。

将敦煌莫高窟收归国有

1941年中秋节（10月5日），敦煌莫高窟突然迎来一位客人——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当时兰新公路通车，省去了很多前往敦煌的不便，于右任听说后马上自陪都重庆出发，前往西北视察。张大千在莫高窟对于右任一行进行了接待，陪同参观。

两位相差20岁的大胡子走过藏经洞和第285窟（华尔纳曾想将该窟壁画全都剥走），面对“优美异常”“无与伦比”的壁画、彩像及无人管理、修缮，日渐荒凉的莫高窟现状，既兴奋又焦虑。

▲于右任

当晚，张大千在莫高窟的临时住所亲自下厨掌勺，宴饮于右任等人，二人对月饮酒，就莫高窟价值与保护问题讨论甚酣。

张大千建议国家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建立相关机构管理、保护、收集、整理、发掘、研究和宣扬敦煌文物艺术，由于右任带头促成此事，于老表示赞同，提议成立敦煌艺术学院，聘请张大千为院长，一向闲散惯了的张大千极力推脱院长一职，对成立敦煌艺术学院倒是达成共识。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作品——供养菩萨，初唐

敦煌一行结束后，于右任沿河西走廊继续考察，沿途演讲内容大多与敦煌有关。在兰州的欢迎会上，于右任强调，“敦煌壁画笔力、笔势真是优美异常，无与伦比，它是东方民族遗留下来的瑰宝，实在有大力研究，妥善保存的必要。”他的多次呼吁在新闻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1941年10月25日，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于右任讲话的通稿，题为《监察院长于右任在兰州公开倡议迅速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由名画家张大千予以主持》，随后，重庆《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兰州《西北日报》等许多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转发。

▲1946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勘察洞窟

有了受众支持，舆论造势，于右任回到重庆后当即向国民政府呈交正式提案，

“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

提议不久获得通过，教育部因体制等原因，不便设立学院改设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时任教育部美术研究委员会委员常书鸿主要负责筹备工作。

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教育部任命常书鸿为所长，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到来。

四十年代的“敦煌热”

于右任的敦煌之行不仅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在他提议下，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来到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和临摹，获得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对保护和宣传敦煌艺术起到了重要作用。

考察团四人王子云、卢善群、雷震、邹道龙均受过中国与西方高等美术教育，与张大千力图“恢复”原有壁画“匠气”和“火气”不同，他们以如实再现壁画现存陈旧色彩和残破原貌为临摹原则，注重对象的客观现实性，为通过图像进行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翔实的形象资料，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初敦煌壁画的现状。

▲1940 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全体团员合影，后排右四为王子云，左一为何正璜

考察团在莫高窟的考察活动断断续续维持了一年半，除临摹壁画外，还包含摄影、测绘等工作，成果以王子云绘莫高窟全景写生图（长5.5米，宽0.3米）及成员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实地考察莫高窟，利用第一手资料撰成的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最为知名。

何正璜犹记得丈夫王子云绘制全景写生图时，

“仔细测量每个洞窟的位置、远近、大小、高低，并密密附上清晰的编号，……为此跑东跑西地跳上跳下，用他所长于的绘画手法，更用他所不长于的测量方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全图绘成了。”

在没有照相机和任何先进工具的年代，记录下了莫高窟的昔日情形。

▲1948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在莫高窟九层楼合影

1943年1月，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举办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场面火爆，开始只设一间展室，参观者太多导致展览无法正常进行，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央图书馆单独展览一星期，计3万人参观。

据《大公报》报道，

“观众自早至晚，拥挤异常，尤以六朝绘画陈列室内观者对我国古代艺术作风气魄之伟大无不惊奇”。

一年后，在重庆举行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将这场持续多年的“敦煌热”推向高潮，重庆各界要人纷纷前往观瞻，票虽然高达50元法币一张，但售票处常排长龙，有时竟长达一里多。

前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当时27岁，还在国立艺专求学，他第一天去看画展就没买到票，第二天专门起了个早跑去买票才得以看成。“有人说我是看了那次画展后才被吸引到敦煌来的，事情的确是这样”，段文杰后来回忆道。

▲1945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在洞窟临摹壁画，常书鸿因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被称

壁画保护、修复技术走向全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把修复病害壁画作为保护的首要工作，这是我国最早从事石窟及其壁画等文物保护的专门机构。

198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原来设置的各业务组改为研究室，保护组改为保护研究室。1984年，经省政府批准，敦煌文物研究所由原来的处级单位升格为地厅级单位，并改名为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室随之扩大为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所。当时专门从事壁画保护、修复工作的也只有5个人。

五十年代，莫高窟主要照明工具是煤油灯，进洞窟工作用汽灯补充光线，主要是考虑油烟会熏坏壁画。美术组的老师们个个都是汽灯维修行家。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临摹了大量壁画，这些壁画的临摹作品到国外展览，也一样轰动了世界。

▲第85窟壁画修复现场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派专家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拟定了长远保护规划。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制订的《1956—196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面工作规划草案》中，就将壁画塑像的修整工作列为重点。

在常书鸿的指导下，窦占彪等保护人员，首先采用边沿加固、泥浆粘贴、铆钉加固的方法对莫高窟几十个高层洞窟的壁画大面积脱落进行了修复加固，有效地保护了大量濒临脱落的壁画。

经过60多年时间的检验，证明这种方法对保护壁画是行之有效的。

为了抢修大量产生病害的壁画、彩塑，1957年，文化部邀请捷克斯洛伐克从事了30多年壁画修复的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Josepn Gerald）先生考察讲学。

常书鸿所长邀请他来莫高窟参观、考察、介绍修复壁画的经验，约瑟夫·格拉尔于8月8日—8月14日作了六次壁画修复工作的专题报告，介绍了国外从事壁画修复工作的方法和材料，并用他带来的黏合剂在莫高窟第474窟做了修复壁画的现场试验，他用的方法就是用医用注射针管把黏合剂水溶液注入到起甲壁画裂隙，然后用纱布棉球压平。

在他的启发下，敦煌文物保护工作者逐步试验改装了更加适用的修复针管和修复工艺。

▲第85窟起甲修复前

▲第85窟起甲修复后

1962年秋，文化部徐平羽副部长率领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组”来敦煌工作，记述了各种壁画病害的现状，总结了以前壁画修复试验，提出了整修的初步计划。

刚从波兰哥白尼大学获得文物保护硕士学位的胡继高作为文化部工作组的成员，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攻克壁画修复难题。他首先采用现代高分子材料并经多次试验，配制了适合修复壁画的浓度配方，并逐步完善了修复技术，此后，这一方法就成为我国壁画保护的重要技术。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方法已推广到全国各地。经过20年的修复实践检验，原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完成的“敦煌莫高窟起甲壁画修复技术”获文化部1985—1986年度文化科技成果一等奖。

近40年来，对以往所用的修复材料、工艺进行了总结，在加强传统修复工艺的研究与传承的基础上，也开始了壁画修复材料选用及性能测试、修复材料对壁画颜料的影响，以及敦煌壁画中胶结材料老化研究等专题研究。同时，高度重视保护材料的评估和应用效果的检测。

通过以上项目的研究，使敦煌壁画保护修复材料在现代化、科学化的进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根据各种不同情况，研究开发出多种修复壁画的成套保护工艺。

2004年“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敦煌研究院）”成立以来，敦煌壁画保护工作者的身份和职责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只保护敦煌石窟的壁画，如今承担的壁画保护研究和修复任务已从敦煌石窟走向院外、省外，面对的是全国的壁画保护，这在敦煌保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2009年7月30日，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领导在莫高窟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组建的第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挂牌。2004年以来的10多年间，先后承担完成或正在进行的甘肃、新疆、青海、河南、宁夏、西藏、内蒙古、浙江、山西、山东、重庆、河北、北京等10余省、市、自治区的壁画、彩塑保护、修复等50多项重大保护项目。编制壁画、彩塑保护、修复方案近百项。其科研成果技术转化应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国际技术合作：敦煌走向世界

1987年以来，敦煌研究院先后同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GCI)）、美国梅隆基金会及美国西北大学、日本大阪大学、英国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等国外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和学术交流，将世界上的一些先进技术、保护理念、方法应用到敦煌壁画的保护中。

在壁画制作材料分析、壁画病害研究、修复材料筛选和工艺研究、壁画数字化研究、莫高窟周边水文地质环境、培养人才等多方面开展合作，合作研究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与这些世界著名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

▲壁画研究生班洞窟讨论（伦敦大学）

2014年，敦煌研究院进行了建院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其中举办的3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就有2个文物保护会议。在“敦煌论坛：2014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内维尔·阿格纽作了“盖蒂保护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的多方位合作”首场报告，全面总结了合作26年所取得的众多成果。

酥碱壁画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严重、对壁画危害最大，且最难治理的病害之一。由于地仗（绘制壁画的泥层）酥碱，壁画粉层或颜料层与地仗失去粘连作用，使颜料层或颜料同粉层一起起甲剥离，严重者整个泥层都变成酥松的泥土全部脱落。因此酥碱是壁画病害中的一种顽症，有人称之为壁画的“癌症”，研究治理是一项挑战性的科研课题。

通过对莫高窟洞窟病害的长期调查研究，特别是近30年来的洞窟环境监测，洞窟地层、壁画地仗等物质的分析得知，位于崖体下、中层洞窟的壁画产生酥碱病害，主要是由于历史上特定时间内洞窟受水的影响造成潮湿环境，或处在通风不良等条件下所引起的。而这个特定时间如果是偶然突发事件（如洞窟前面的大泉河发洪水进入下层洞窟等）可能就是历史上的某一天。

2006年敦煌研究院科研团队和有关科研机构合作，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大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重点项目中“出土文物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研发”“古代壁画脱盐关键技术研究”两项子课题。

通过几年的科技攻关，取得了众多创新成果。这两项课题分别获得2009年度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一等奖和二等奖。这些创新成果不仅应用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修复中，也应用在所承担的全国各地相类似的壁画修复中。

▲第85窟壁画修复现场脱盐实验

从挽救余经，到运用先进技术主动修复，正是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呼吁，青年学生、美术工作者、历史学家纷纷加入考察、研究、守护敦煌文物、艺术的队伍，让敦煌重获新生。

资料来源：

李崇寒，“挽救余经 临摹壁画 收归国有:敦煌守护者登场”，《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3月上；

王进玉，“敦煌壁画保护六十年”，《中国美术报》第96期

吕航：“敦煌莫高窟背后令人错愕和唏嘘的往事，文物保护背后那段艰辛历史”

原文标题：《敦煌守护往事：他们前赴后继，让文物重获新生》

（来源：文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