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文字？《觉醒年代》中涉及的一桩公案

在今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在民国初年的一次演讲中认为汉字是表形和表意的文字，而表音文字才是更高阶段的文字。因此，中国若想发展，必须废除汉字，而以所谓的“世界语”取而代之。此主张一提出，即遭到台下听众的反对。虽然这只是电视剧中的一段情节，却反映出当年与废除汉字这一主张有关的一段公案。

废除汉字主张的历史背景

无论在当年还是今日，废除汉字这一主张都显得颇为大胆。而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后，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向中国民众宣讲《圣经》。可当时的普通民众基本不识字，看不懂《圣经》。于是，有些传教士就在厦门、汕头一带推广一种可以拼读当地方言的文字，名为“RomonizedChinese”。这种文字简单易学，而且可以很轻松地拼读出许多比较生僻的方言读音。

传教士们这么做只是为了传播教义，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因此被启发。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内忧外患日益深重。许多仁人志士都觉得中国受传统文化的束缚太深，必须要冲破这种束缚。其中，汉字难写难认，被认为阻碍了知识的普及，进而也阻碍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因此便成了被改革的对象。一些人开始仿照传教士的做法，对汉字进行改革。1892年，福建人卢赣章出版了一本叫《一目了然初阶》的书，介绍他根据拉丁字母创制的一种叫“中国切音新字”的字母。1894年，那位同样在《觉醒年代》中出现过的吴稚晖正在苏州当家庭教师。因为每天的伙食里都有豆芽，看得久了，他便觉得豆芽长得很像字典上的注音符号。于是，他就自创了一套拼音字母，称为“豆芽字”。吴稚晖把“豆芽字”传授给不认字的人，这些人便能用家乡话互通音讯。吴稚晖的老婆也用“豆芽字”给他写信，能写到上万字。

到了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人们对于汉字改革的劲头就更足了。一些语言改良者纷纷公布他们的成果。仅在1896年，就有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力捷三的《闽腔快字》等问世。戊戌变法失败后，许多维新派人士把热情投入到文字改革上。同时，因为梁启超、陈独秀等人这时又开始提倡白话文，把它作为“教育民众的利器”。于是，汉字改革开始和白话文结合起来。比如，维新派人士王照就创制了“官话字母”，专门用来拼写白话。此后，劳乃宣又沿用了这套“官话字母”，并添制了“江宁（南京）音谱”“苏州音谱”“闽广音谱”，汇集成《简字全谱》。

王照的“官话字母”中对声调的设计

《觉醒年代》中钱玄同鼓吹废除汉字的一幕

钱玄同的废除汉字主张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的影响下，钱玄同产生了废除汉字的主张。不过，他一开始也没有这么激进。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方面有很深造诣。在吴稚晖发表了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后，章太炎便予以反驳，认为文字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不同的文字反映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各自特点。因此，不能强行用一种文字取代另一种文字。而钱玄同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中外文字的难易程度差不多，用“万国新语”取代汉字是非常可笑的事。

吴稚晖

但是，受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刺激，钱玄同开始认为汉字太过复杂，导致文化难以在民众中普及。民众因此愚昧，从而为帝制复辟提供了土壤。因此，他也逐渐倾向于废除汉字。1916年，他在日记里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经典著作之所以经典，和用什么文字没关系。这说明他已经有了废除汉字的想法。不过他这时还没那么极端，觉得废除汉字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可以贸然行事。

谁知，到了1917年，又发生了张勋复辟的事件。钱玄同受到了更大刺激，主张也变得激烈。1918年，他在日记里认为汉字是腐朽的旧思想的载体，无法传播新文明，必须彻底废除。此后，他更是把废除汉字上升到“革命”的高度，觉得汉字如果不废掉，那教育就不能普及、国家的语言文字就不能统一、文学事业也不能发展、新知识更不能得到传播。

那么，废了汉字之后用什么来代替呢？就用上面提到的世界语。世界语是由一个叫柴门霍夫的波兰医生在1887年创制的。为了消除各国之间的交流障碍，他想创造一门通用的国际语言。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他造出了28个字母，再用拉丁文的书写习惯拼成文字。为了让人容易掌握，他又规定每个字母只发一个音，而且音值不变。每个词的重音都固定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这么一来，只要掌握了字母及其读音，就可以顺利地拼出单词。因为是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创制的，所以世界语很快在欧洲国家传播开来。20世纪初，又由外国商人和归国留学生带到中国。发明世界语的目的是追求人类大同、天下一家亲，这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很接近。所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它青睐有加。吴稚晖也是其中之一。这样就有了他在《新世纪》杂志上的文章。不过，吴稚晖那时把它称作“万国新语”。这是“世界语”的原词“Esperanto”的最初译名，也音译为“爱斯不难读”。到了钱玄同鼓吹废除汉字的时候，已经根据日本的译法而称为“世界语”。在钱玄同看来，“世界语”文法简单、发音平正，是属于全人类而非部分国家或民族的普世性语言，可以用它来取代汉字。

”世界语“的28个字母

争论与反思

钱玄同的观点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赞成者和反对者各有之，并因此而展开了争论。在钱玄同的带动下，《新青年》杂志专门组织了对“世界语”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新世纪》杂志上提倡“世界语”的文章被屡屡提及和引用。吴稚晖本人也参加了讨论，并提出应将“世界语”纳入学校课程。后来当过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也认为汉字的起源野蛮、形状奇异、学习起来也困难，“真是又粗，又笨，牛鬼蛇神的文字”。当然，质疑的声音也不在少数。而且，这种声音有的就来自当时钱玄同所属的新文化阵营。如胡适就认为文字改革应该循序渐进。简单地要求废除汉字，用“世界语”取而代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抄近路”的做法，还会引起许多无谓的纷争。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不完全赞同钱玄同的主张，认为“废国语之说，则益为众人所疑”，而且钱玄同这种类似于“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新青年》杂志的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还有人觉得语言都是靠长期的自然演变形成的，而不是由个别人自己定几条规则就可以立刻生造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说，“世界语”根本就不能算一门语言。所以，想用世界语取代汉字，完全做不到。

或许也是因为意识到推广“世界语”的难度，钱玄同开始调整自己的主张，不再提倡彻底废除汉字。1920年，他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试图以采用古字、俗字、假借字和新造减笔字等方式来弥补汉字难写、难认、难识的不足。3年后，他正式向政府提出类似建议。

废除汉字的主张体现出一种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思想。但无疑太过浪漫，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子为了捍卫国家主权起而抗争。这使钱玄同一类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不可能迅速消亡。而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汉字也不可能被废除。1927年，钱玄同曾在一封信中说“回想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这也可视为他对于自己当年废除汉字主张的一种反思。此后，汉字不但没有消亡，反而由于中国的发展而走向世界。但钱玄同希望通过废除汉字而改造旧文化，并使国家获得新生，也体现出了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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