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邓颖超相爱一生，曾相互约定：谁先走，后者要完成一件事

周恩来

前言

1972年5月，周恩来总理不幸患上癌症，再加上心脏也不太好，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

但是偌大一个国家，里里外外，千头万绪，都离不开他这位“大管家”。一心为国为民的他，也放不下工作，去治疗自己的疾病，休养一下身体，只能边工作边接受放射治疗。

工作的劳累，心情的压抑，以及治疗的延误，使周恩来的病情日益严重。1974年6月，身体出现严重问题的周恩来不得不住院治疗。邓颖超每天上午参加学习会，下午和晚上去医院探望周恩来，参加医疗组治疗方案的讨论。在为周恩来开刀时，她也一直守候在手术室，陪护到深夜、到黎明。

邓颖超与周恩来

周恩来疲倦地说：第三代我已经顾不上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虽然没有亲生子女，但他们却一直关爱着烈士子女。在众多烈士子女中，有两个人一直和周恩来夫妇保持着亲密联系，她们就是李湄和孙维世。

孙维世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而李湄则是李少石烈士的女儿。她们的父亲牺牲后，周恩来便把她们认作了自己的干闺女，所以长期以来，孙维世和李湄都称呼周恩来和邓颖超为干爹、干妈。

周恩来

周恩来住院期间，李湄想到干妈可能会孤单寂寞，1974年底，就和叶杨眉的妹妹剑眉（叶挺之女），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和周秉宜相约去看望邓颖超。

邓颖超十分高兴，还说周恩来也知道“二眉二秉”要来，临别时还说大年初三请她们吃烤鸭。她们几个人高兴得蹦了起来，因为干妈请客可不是常有的事，她们都翘首以待。

不料还未过年，辽宁海城就发生了强烈地震，灾情严重。邓颖超立即通知李湄取消了吃烤鸭一事，她说：

“你干爹说，人民有灾时，我们去饭馆吃烤鸭不合适。”

李湄听了干妈的话，脑海里立即闪出北宋诗人范仲淹的名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不正是邓颖超、周恩来的最好写照吗？

邓颖超与周恩来

坚强的周恩来总理虽然重病在身，多次开刀，但仍在医院里找人谈话，开会研究工作，接见外宾。

1974年建国二十五周年的国庆招待会，大家都在猜想：今年周总理来不了，该由谁来主持呢？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周恩来突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他虽然面容清瘪，但双目依然炯炯有神，风度依然高雅潇洒。顿时，全场爆发出极为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的眼睛湿润了。

“敬爱的总理啊！您终于战胜病魔，又来到我们中间了！”

人们兴奋地这样默想着，祝祷着。无法抑制的激动，使人们用力地拍着双手，掌声一浪高过一浪。他的国庆祝词也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邓颖超与周恩来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又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邓颖超和代表们一起，怀着既激动又沉重的心情，倾听着身患绝症的总理为中国描绘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其实邓颖超最明白，这可能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他的政治遗嘱。

四届人大之后，由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国务院工作和中央军委工作。邓小平以惊人的魄力，全面整顿陷于停顿和混乱之中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军队工作，卓有成效，使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产生了新的希望。

周恩来

李湄一家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日夜盼望着周总理能早日康复。听说总理喜欢吃广东小吃，李湄就和女儿晓燕起早磨芝麻糊，蒸萝卜糕，送到西花厅，请干妈邓颖超带到医院去。

周恩来患病期间，李湄曾多次提出要到医院看看干爹，但她的要求却一直未能实现。李湄回忆说：

“1975年6月15日早晨，我突然接到电话，说干爹要在上午回西花厅，叫我立刻赶去。我兴奋极了，立即赶到西花厅，那天除我外，还有周秉宜和周秉建。干爹瘦了很多，但两眼仍炯炯有神。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与我们交谈，谈到节制生育，鞍钢生产、工人理论队伍等......对于干爹的病情，我完全不知道，因为这属于机密，干妈没有告诉我，我也没问过。干妈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不该说的话绝不会说。干爹在自己家里只停留了一小时左右，临走的时候，干妈告诉他我孩子的情况，干爹疲倦地说，‘第三代我已经顾不上了’。话语中隐含着一种不祥之兆，使我不由得感到凄然。”

周恩来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临终约定

1975年末，周恩来的病情，随着全国形势的恶化而急转直下，日趋加重。周恩来知道自己的日子已所剩无几，他认真地安排后事了。

早在五十年代，党中央提倡火葬，他和邓颖超都赞成并签了名。而且两人约定，谁先走，后者代表先走者向组织要求，一定要火化，而且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可以做肥料，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丧事从简，不要向中央提任何要求，不要特殊，不要浪费人力物力。

周恩来

这时，他要求邓颖超按两人的约定办：

“一切拜托你啦。”

邓颖超回答说：

“你放心，我一定办好。”

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即将最后诀别的时刻，表现得是多么坚强，多么崇高啊！

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当这噩耗公布之后，举国同悲，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失声痛哭。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政党领袖和友好人士都纷纷发来唁电，联合国也下半旗致哀。

当时，李湄的母亲廖梦醒因腿部骨折住在北京医院里。每有人来看她，都问总理的病怎样了，但谁都不告诉她真相。周总理原来的保健医生周大夫看她时也只说情况虽不太好，但还是会好的。

1月9日早晨六点钟，廖梦醒听见一个病房里的病人号啕大哭，哭得悲痛极了，觉得很奇怪。她的女儿李湄已经知道总理逝世的消息。她来北京医院看母亲时，周大夫和她商量，叫她慢慢地告诉廖梦醒，怕一下子知道这个噩耗，刺激太大，心脏受不了。因此，李湄只说“总理情况最近恶化”，廖梦醒立刻泪如雨下。

廖梦醒全家福

由于廖梦醒住的是单人病房，对她封锁消息还是比较容易的。10日下午，李湄向周总理遗体告别归来，和周大夫商量好了怎样告诉她，才推开病房的门。

可廖梦醒一看他们臂缠黑纱，立马懂了，号啕大哭起来：

“你们不必讲了，我知道了。”

廖梦醒一定要去向总理告别，于是李湄推来一辆轮椅，把她抱上去，由女儿和孙女推着去了。廖梦醒一路饮泣着，泪眼模糊地瞻仰了周总理的遗容。廖梦醒说：

“我父亲之死是我早年最伤心之事，我丈夫之死是我中年最伤心之事，总理之死却是我晚年，又是一生之中最伤心之事。”

邓颖超与周恩来

而邓颖超失去与自己相伴半个多世纪，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亲人，心都碎了。她用最纯洁的白色鲜花编织的花圈，祭献于她至亲至爱的人的灵前，黑绸挽带上写着：

“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

“小超”是五十多年来周恩来对她的爱称，她献上的哪里是一个花圈啊，那是她的一颗心啊！

周恩来与邓颖超

1月11日下午四时，一辆覆盖着黄、黑两色旗幡的灵车，载着总理的遗体，由北京医院徐徐开出，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火化。

没有任何人通知，上百万北京市民从清晨起就伫立在十里长街两旁，在凛冽的寒风中默默地流泪、哭泣，等待着给敬爱的总理送行。

人群里边有干部、学生、工人、市民和外地出差到北京来的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母亲，有戴红领巾的儿童......

十里长街送总理

廖梦醒坐着轮椅和女儿一起在医院的院子里送灵车出发。

夜晚，李湄和许多人一样站在路边代表他们全家，等着灵车归来，到十一点才见一辆红旗车从十里长街开回来。她告诉妈妈：

“还是总理平日乘坐的那辆红旗车，还是原来的司机同志驾驶。车开得很慢，好让我们看得仔细一些。可是车里再也看不见总理了，在他平日的座位上，有的只是一盒骨灰......”

说完，她们又痛哭了起来。

周总理殡仪场面之悲壮，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啊！

邓颖超与邓小平

追悼会在1月15日下午三点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会场里一片哭声，有的人哭得昏倒了。

邓颖超坚强地站着，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沾湿了她的衣襟，她，始终坚强地站着。

周总理那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骨灰盒，是前一天晚上邓颖超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灵堂双手捧出来的，走过一段不短的距离才上了汽车，一直护送到人民大会堂。当时，她心如刀绞，但表情庄严、肃穆、坚毅，脚步虽然缓慢，却坚定有力。

邓颖超最了解周恩来。追悼会后，她对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亲属们讲话：

“一个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恩来同志正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人民的勤务员。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

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激励着邓颖超。她认为对战友的最好怀念，莫过于继承他的事业，遵循他的遗愿。最后，邓颖超对大家说：

“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坚强，不要过分的悲伤。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在新的革命路上永远向前进！”

邓颖超

丧事活动结束后，李湄去看望了干妈邓颖超。李湄在干妈面前强忍悲痛，强作笑颜，寻些令她开心的事与之交谈，努力让干妈驱散对干爹的思念痛楚之情。

但是，当干妈拿出装着群众悼念活动照片的相册给李湄看时，李湄还是忍不住掉下了大滴大滴的泪珠，她怕干妈看见，赶紧用手帕擦去。

邓颖超随后带李湄去看了看干爹的办公室，只见办公室墙上悬挂了一幅干爹的绒绣像。望着干爹那和蔼的面庞，亲切的微笑，传神的双眸，刀削的剑眉，熟悉的仪态，李湄禁不住自己的泪水又一次滚落下来。

环顾四周，朴素的办公室景物依旧，可是人去楼空，天人永隔，生死两界，再也听不到干爹爽朗的笑声，生动的话语，只剩下干妈一个人，孤独地在这显得空旷的西花厅办公和生活。她突然泪如泉涌，心想今后自己一定要多来看望和陪伴干妈。

邓颖超

邓颖超的特别遗嘱

西花厅前的海棠花依然盛开，一簇簇粉红和洁白的花朵衬托着翠绿的嫩叶，显得特别娇艳美丽。

过去，每当春意浓浓、细雨霏霏、群花竞放的时候，邓颖超总要趁周恩来紧张繁忙工作中的间隙，邀他一起到海棠树下赏花，看那花儿的婀娜多姿，闻那沁人心脾的幽香。偶尔他们也相挽到岸柳成行、碧波荡漾的中南海畔漫步，呼吸湿润清新的空气，遥望夕阳余晖或淡淡月色下的树影婆娑。顿觉心旷神怡，疲劳消失。

如今，虽有懂事的干女儿、侄女，时常在下班后陪伴邓颖超赏花、散步，低声细语地告诉她一些外边的消息，企盼驱散她悲苦沉痛的心境。但是，失去亲人之痛，担虑国事之忧，相互交织，像沉重的铅块压在心头，岂是能轻易拂去的？

邓颖超

1987年，邓颖超和廖梦醒先后都住进了北京医院，廖梦醒病情日益严重，后来成了植物人状态，靠各种仪器维持脉搏、呼吸与血压，又过了一段时间，连仪器也不管用了，要维持呼吸须切开喉管。

医生把这情况告诉了邓颖超，但邓颖超坚决反对切喉管，她说：

“何必让梦醒再白白挨一刀！”

李湄也同意干妈的意见，一天以后，也就是1988年1月7日，廖梦醒停止了呼吸。

廖梦醒和邓颖超

廖梦醒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李湄请干妈参加。邓颖超一向不愿参加遗体告别，她说参加遗体告别是很难过的事。

这次在李湄的要求下，她考虑了很久，但还是答应了。

那天，邓颖超默默地站在廖梦醒遗体前致哀，她深情地望着廖梦醒的遗容，大概回忆着她们一起过生日的欢乐，几十年共同战斗的峥嵘岁月吧！当她和亲属一一握手时，李湄边流着泪边吻了干妈的手。干妈又一次重复了她常说的话：

“要坚强。”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走完了她光辉战斗的人生历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邓颖超

邓颖超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她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也是浓墨重彩留芳千古的最后一笔。

早在1978年7月1日，她就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1982年6月17日，她根据当时的情况，又补充了两点，其中就提到了她与周恩来当年的约定：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曾经和周恩来同住的房舍，死后归全民所有，交公使用......

1982年11月5日，邓颖超又写了第二遗嘱，把一些具体事情委托杨德中（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琦（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赵炜（党支部书记、秘书）、张佐良（保健医生）、高振普（警卫秘书）、周秉德（侄女、亲属代表）六人负责办理。

邓颖超与周恩来

除了文字遗嘱外，邓颖超在周总理去世后还口头向赵炜同志交待了两件事：

一是让她把三十多年前做的，已经破得不能再补的一套黑西装收藏好，她死了就穿它去火化。她说：

“一个人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穿新衣服，好衣服，那是最大的浪费。”

二是和恩来共用一个骨灰盒。她说：

“这个骨灰盒要保护好，等我死时还用这个骨灰盒装我的骨灰。骨灰盒用一个没什么，人死了，骨灰一撒掉，还留那么多骨灰盒干嘛？咱们就节约点好不好？”

邓颖超逝世后，赵炜同志取出保存了十六年的旧西装，和同志们一起流着热泪，一针一线地缝补好，仔细擦拭了精心存了十六年的周总理的骨灰盒。

遵照邓颖超的遗愿，她穿着破旧衣裳，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而离去。

周恩来与邓颖超

邓颖超一生心系人民，魂系中华，两袖清风，廉洁如玉的崇高美德，伴着绚丽的鲜花随她远行，更显出斑斓的色彩与夺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