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强渡乌江：敌军在抽大烟，彭德怀带头跳桥冲锋，俘虏8个团长

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红军在进行的每场重大战役前后，几乎都会穿插着一次又一次具有转折性、决定性的会议。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

这次会议，在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改变了红军的根本战略方针，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沅江以东消灭我中央红军的幻想，将10多万敌军远远甩在身后，为红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前进道路，挽救红军于危难之际，让红军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时得以转被动为主动。

黎平会议前，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前四次“围剿”因我军应对得当，善用地形优势，与敌游击周旋，打得敌人叫苦不迭，狼狈逃窜，是损兵折将，损失惨重。

然而，在第五次“围剿”时，因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放弃此前四次“围剿”的成功经验，贸然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与国民党反动派硬碰硬，致使红军连战连败。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追击，不得不离开湘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进行万里长征。

而在转移途中，中央红军该往哪里突围，就成为了摆在党中央面前最为迫切，也是最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它关乎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期间，把持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是极力主张红军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集合力量再与敌作战，直至夺回根据地。

因为此时红军仍由博古、李德指挥，中央红军只得向湘西进发，尽快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我军这一意图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察觉，蒋遂调集重兵对我中央红军围追堵截，企图在沅江以东消灭我中央红军。

为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尤以湘江一战最为惨烈，我中央红军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损失惨重，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中央红军陷入极度危险境地时，毛主席站了出来，他力主中央红军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避敌锋芒，向敌人军事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转移。

此时，博古、李德虽迫于毛主席等党领导人的压力，被迫同意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可却仍顽固地一定要到湘西建立根据地。

黎平会议，就是在党中央陷入分歧，中央红军进退两难的背景下，紧急召开的。

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的周总理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详细分析了现在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以我军现在的实力再与敌人正面对抗，我军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此时摆在我军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进军贵州，前往贵州建立根据地，而若执意去湘西，只会被敌人包饺子，陷入危难。

毛主席的意见得到了周总理、王稼祥、张闻天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支持。

他们都认可毛主席的主张，认为到湘西建立根据地现在已经是不切合实际的，我军必须放弃进军湘西的既定方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放弃了进军湘西的计划，挥师进军黔西北，从而避免了覆灭的危机。因中央红军突然转道，国民党反动派顿时就乱了阵脚，我军得以连克多个重镇，于13天后抵达瓮安县猴场镇，准备渡过乌江，进入贵州地区。

就在我军向乌江进发时，已经反应过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同时在做着准备，敌人急忙改变兵力部署，调集重兵驻守在乌江西十几个渡口，并烧毁江边的民房和船只，希望以此来阻止我中央红军渡过乌江，进发贵州。

此时，就在我军需要众志成城，团结一心，英勇御敌之时，李德、博古等却再次提出“不过乌江，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致使红军内部决策层再次出现分裂。大战前夕，决策层意见不一，这是兵家大忌，如果不加以解决，战斗必败。

为此，12月31日，中央红军在猴场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猴场会议”。

会议上，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再次重申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决定，并否定博古、李德“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

会后，党中央还通过了中央红军接下来的行动方针：

“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猴场会议的召开，使得红军自撤离苏区以来的战略方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此中央红军由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迎敌。这种战略上的根本变化，最终为中央红军成功渡过乌江，召开“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这么说，猴场会议是我党和我军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

猴场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确立了“渡过乌江，建立川黔边区新苏区根据地”的行动方针。

方针确立后，中央红军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渡江前的准备。

红一军团第2师进抵乌江南岸，其前卫4团逼近乌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准备渡江。

此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很是危急，稍有不慎，那就是全军覆没的局面。

当时，红军周围有20多万敌人，前有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4个师和贵州军阀两个师堵在中央红军前往贵州的路上，同时云南军阀孙渡5个旅也正赶往乌江支援。后有湘军何键5个师挡在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同时广西军阀白崇禧两个师也已经追到猾山地区，紧抓着中央红军不放。

而此时，乌江孙家渡、楠木渡、桃子台、茶山关、回龙场、江界河、袁家渡、岩门等8个渡口，也由贵州军阀侯汉佑部的8个团分而驻守，且每个渡口都布置了极强的火力，每个渡口布有4门山炮，8门迫击炮，18挺重机枪，54挺轻机枪，最为主要的孙家渡渡口还有一个机炮营，有4门75毫米克虏伯野炮，24门迫击炮。

为防止红军乘船过江，侯汉佑还下令，将沿江100公里内的所有船只全部烧毁。

可以说，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局势很是凶险，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稍有不慎中央红军就很有可能会陷入全军覆没的结局。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强渡乌江。4万红军渡过乌江就是生，渡不过去就是死。

如何渡过乌江？在敌人烧毁沿江所有的船只，后方敌人紧追不舍的前提下，党中央经过慎重商议，决定造竹筏，让先头部队用这些竹筏强渡乌江，待攻克对岸国民党反动派的阵地后，再架浮桥，让大部队快速通过，从而完成强渡。

强渡乌江方案确定后，党中央就命令：

第13团强渡孙家渡渡口；第4团强渡江界河渡口；第1团强渡回龙场渡口。计划攻击部队2号开始强渡乌江；3号完成渡江任务。渡江后，由工兵营营长王耀南负责在乌江架设3座浮桥，3号18点前完成任务。

12月31日，王耀南接到命令后，就带着部分工兵随彭德怀到孙家渡渡口架设浮桥。

来到孙家渡渡口后，王耀南首要做的事情，就是造竹筏。

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造出13团先头部队所需的竹筏，王耀南找了当地地头蛇刘舵把子帮忙，用7万块银元向他购买了竹子、钢丝等材料，并让其找人帮忙扎成竹筏。

1月2日，经过近2天的准备，竹筏的数量终于满足了先头部队强渡所需。

天微微亮，彭德怀部13团先头部队就快速在孙家渡渡口完成集结，随后在一声“渡江”命令下，红军战士开始冲向竹筏，准备强渡乌江。

先头部队的首要目标，就是渡过乌江，控制对岸，设法架桥，让大部队通过。

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火力实在太猛，加上乌江水流又湍急，红军战士不但要设法躲避敌人的炮火，还需要时时刻刻抓住竹筏，避免掉入江中，因此13团先头部队打了整整一天，强渡3次都未能成功到达对岸，继而攻克对岸国民党反动派的阵地。

此时，战斗陷入胶着状态，敌人不敢冲出来，13团也渡不过去。与此同时，13团又接到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薛岳部已经逼近，给我军的时间不多了。

见追兵即将赶来，而我军此时还未能渡过乌江，彭德怀是心急如焚。就在这危急时刻，王耀南站了出来。他向彭德怀建议：“离孙家渡上游百米的地方，有一处350多米宽的河面，流速每秒1.8米，流速较缓，可在那里架设浮桥”，彭德怀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同意他的建议。

彭德怀同意后，王耀南就迅速组织工兵带着架桥工具，朝着预定架桥河面走去。

到达后，趁着敌人还未反应过来，王耀南和战士们就快速在乌江水面上将一排排竹排连成一条长龙，然后将两头固定在岩石上。

3日上午11点，午饭时刻，在对岸敌人聚在一起抽大烟，意识最为松懈的时刻，彭德怀下令“马上架桥！”。王耀南随即发布旗语命令对岸开始架桥，工兵连长何力斌见旗语后，便果断砍断上游拴浮桥的缆绳，将竹排放开。

很快，架桥的举动惊醒了那些还在享受大烟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赶忙架起大炮，向我军架浮桥的河面开始疯狂倾斜着炮火。轰！敌人的炮弹，一个接着一个，在浮桥周围炸开。霎那间，红军战士就被炮火炸得抬不起头，架桥工作瞬间停滞。

突然，敌人的炮火变哑了！原来，为了掩护红军战士架桥工作，彭德怀是紧急命令红军炮兵营向敌人炮兵阵地发起反击，很快在我军的炮火下，敌人的炮瞬间就哑火。

敌人的炮火停下来后，红军战士就再次抓紧进行架设浮桥工作。

只见乌江的上游一排排竹排缓慢地向对岸漂去，竹排上面站着两位战士，他们用长竹竿撑着竹排往对岸飘去，到达指定位置后就撑住竹排，然后另一边竹筏上的两位战士就会将其固定在江中，竹排与竹排之间用螺纹钢钯钉固定，这样就可以承受江水巨大的冲击力。

最终，在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战下，浮桥终于搭好了。期间，敌人几次三番想要打断红军战士的浮桥架设工作，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战士一一击退，敌人损失惨重。

浮桥刚架好，彭德怀就第一个跳上浮桥，准备抢先冲过乌江，13团团长黄珍紧随其后。在彭德怀、黄珍的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下，红军战士是各个奋勇当先，悍不畏死，迎着枪林弹雨向对岸快速冲去，顿时国民党反动派是溃不成军，狼狈逃窜。

贵州军阀侯汉佑晚年回忆道：

“1月3日中午，红军又在孙家渡强渡猛攻，守兵伤亡甚重，防御工事多被摧毁，机炮营营长赵宪群被打死，军心开始动摇，离孙家渡约半华里的上游处，红军架有浮桥一座，形状类似蜈蚣（这座浮桥甚为巧妙，以若干木排连接而成，接头处用抓钉、绳索绑住，预测稍长于河面，南岸紧绑着一头，另一头由上游放松拉绳，即随水流渐渐斜漂靠着北岸，便成了浮桥），南岸红军两三千人正猛烈攻击，分用木排强渡和通过浮桥冲锋前进。”。

很快，彭德怀红3军团就占领了孙家渡渡口，将敌人的一个团悉数全歼或俘虏，团长亦被我军俘虏。占领孙家渡渡口后，彭德怀就率领红3军团继续朝着其它渡口进发，在战士们的英勇奋战下，很快就占领了敌人所驻守的余下7个渡口，敌7个团的团长也都当了我军的俘虏。

占领国民党反动派驻守的全部渡口后，王耀南就迅速率领着工兵营，在楠木渡口、江界河渡口等渡口，按照在孙家渡渡口架设浮桥的方法，依次架好浮桥。就这样，中央红军顺利渡过乌江，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随后，红军乘胜追击，占领遵义。

之后，党中央在遵义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这艘大船终于有了一位能真正驾驭其航行的舵手。中国的历史，由此展开了全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