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依赖：让中原帝国无法同近代海洋强权相争

1842年8月29日，随着《南京条约》签署，大清朝廷不得不承认自己输掉了鸦片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已经有太多文章反复赘述。主场作战的清军，也总是因兵力不足、后勤乏力等缺陷而遭人诟病。

但本文并不想从纯粹的技术角度予以分析，而是要另辟蹊径的将时间线拉长。因为早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决定日后海陆冲突的地缘格局就已基本成型。我们后人将之简单归纳为京杭大运河，古人则视之为国运长久的根基。

机动缓慢的落后军队

鸦片战争中的参战双方 完全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纵观1840-42年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两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可谓触目惊心。当清廷发现水师的战舰在火力、速度和防护水平上，居然弱于一艘普通的英军海外殖民地巡航舰时，便早早的放弃了御敌于国门外的阻拦策略。以至于除屈指可数的小规模冲突外，双方的交战模式基本为英国人肆意从海面攻击清军的岸防部队。加之清朝方面的火炮与岸防工事同样落后，让一只脚已经跨入蒸汽时代皇家海军根基游刃有余。随着虎门、定海、吴淞等海防要冲的先后失陷，连关乎南北漕运的南京都被置于火炮射程之内。纵使北京的宫廷还想延续对抗，也只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乖乖服软。

此外，作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武装力量，清朝陆上部队的发挥同样乏善可陈。不仅在武器装备和战术层面居于劣势，还无法有效利用主场之便，施展行之有效的内线快速机动。反过来让客场作战的英国远征军占据主动，屡屡从外线策动出乎意料的突然打击。结果往往是少量未获增援的清军，在瞬间为几倍于自身的进攻者所击溃。

英军在整个鸦片战争中都占据着主动

例如在1840年6月，初来乍到的英军舰队首次封锁广州口岸。随后便用2个月时间北上机动，在一路畅通无阻的进抵天津外海。虽然期间并无发动多少直接行动，却已经让清廷的战争意志出现动摇。次年1月，主力舰队又随心所欲的折返广东沿海，对故意拖延谈判的清军发动虎门之战，从而实现了对珠江三角地区初步控制。

到了1841年，由璞鼎查率领的增援部队抵达广州，英国人便再次放弃与广东的清军主力接触。他们北上占领福建的厦门与浙江的宁波等地，直接威胁到供养北方朝廷的财税重镇。清军为反攻浙江沿海而组织的部队，却直到当年3月才逐渐到齐。结果，这些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援军，又因组织混乱和来不及适应战场而一败涂地。进入5月后，英军已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他们放弃掉初舟山以外的浙江占领区，向北攻破长江入海口的吴淞，继而于控制重要渡口镇江。等到先头部队兵临南京，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也就彻底确定。

主场作战的清军 根本不具备内线优势

舍弃海运的诱惑

中英双方 堪称马汉《海权论》的正反案例

近代的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曾在论述国家是否具备成为海军强国的条件时层坦言：海运与成规模的贸易船队，就发展海军力量的最大动力。鸦片战争时代的英国，无疑就是论证其理论的最佳案例，而以清朝为代表的古代中国无疑充当着绝对反例。

当然，大部分中原帝国虽是显而易见的大陆国家，却同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复杂的内陆水系。即便没有顶级的航海氛围，也并不妨碍发展大规模、高水平的航运体系。至少在宋元两代，南方各地就分布着数个重要港口，并且因对外贸易发达而驰名世界。即便是开启海禁的明朝，尚有国家支持的郑和船队举措。但到了英军封锁广州沿岸的时代，这些辉煌早已成为过眼云烟。

郑和下西洋 堪称古代中国航海的回光返照

不过，将中国海运的衰退全都归结于清朝，怎么看都有点不太公平。毕竟，之前的明朝就已禁止私人参与海运贸易。同时还在涉及南北运输动脉的问题上，坚持选择走内陆的大运河，放弃了原本可以大有所为的海运。由于自15世纪初起定都北京，直隶等地的粮产并不能满足庞大首都的需求，所以必须将江南出产的粮食不断调拨北运。早先的元朝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却将运粮的主力托付给了海运，将江南粮食自刘家港经万里长滩达天津大沽口。今天的大运河虽然由元朝主持完成，却不是漕运的唯一手段。

在1415年重新疏通大运河后，明朝就几乎叫停了全部海运。从此，众多粮食，每年都需要通过古老的大运河运输，不仅需要更多的人力成本，在安全性、运输速度等方面也出现严重问题。1583年从澳门进入中国内陆的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都曾经亲眼目睹这样的运河场景：在运河上行船，往往要用纤绳拉牵。过闸时水手们非常辛苦，且耽搁很久。在闸的出入口，经常有船只倾翻，水手们则很少能幸免于难。

位于通州的古代漕运码头

上述这些还不只是大运河运输过程中的全部。由于这些内河船只普遍较小，不可能有海运大船的承载量，所以往往需要数倍的船只才能运输十多艘海船就能包揽的货物。况且在内陆地区航行，这些船只无法依靠风力等手段自行推进，只能靠大批纤夫在两岸以血肉之躯强行拖拽。运河各段之间水位高低不定，漕运船只通过又需要当地官员开闸放水来协助完成。其中某些河道由于各类问题而变得非常危险，船只损伤为司空见惯之事。距黄淮交会处不过200丈的天妃闸就是其中代表。每当漕船经过时，每艘船只需七八百、甚至千人挽拽，每天从此经过的船只不过二三十艘。遇水发之时，飞瀑怒涛，惊魂夺魄，下水放闸之船，疾如飞鸟，若坠深渊，浮沉难定，一入迥溜，人船两伤。而控制闸门放水的官员也可以以此四处勒索过往的漕运船只。稍不遂意，绞关左右，绳缆松紧，闸棍略显神通，磕撞立时粉碎。

到了明朝中后期，已经有官员主张重开海运而放弃运河，结果自然是遭到漕运官员的群起攻之。满清问鼎中原后，也曾经有过放弃运河的念头。但考虑到漫长的大运河已经成为沿线各省份人口的维生根本，放弃运河所会带来的后果让朝廷无力承担。因此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运河漕运都在艰难困苦中继续下去。那么，当初开通这条大运河的隋炀帝，又是作何感想呢？

明朝时期的大运河地图

隋炀帝的深谋远虑

在扬州视察运河工作的隋炀帝

作为史上最为好大喜功的帝王之一，隋炀帝时期开挖的初代大运河，成为了后世元明清三王朝维系漕运的重要依仗。在他短暂的统治期内，隋代朝廷先后组织开挖了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和江南运河，将南北各地的自然水系与古代运河连接起来。

隋炀帝之所以下此重大决策，主要在于将江南等地的粮食向西北方向输入当时京畿所在的洛阳与关中。庞大的高压集权式政府运作与随之衍生出的工商产业都需要大量的口粮维系。这使得自然环境已经中道衰落的关中与中原地区很难自给自足。而立足某一区域为基本盘的统治者很难割舍旧地盘，进行整体式迁徙。所以，通过大运河这样相对保守落后，却容易控制的方法来维持朝廷的经济生命线，就非常有必要了。

隋唐运河虽线路不同 但规划思路却是如出一辙

此外，由于希望大兵进犯东北部的高句丽，隋朝又必须将大量南方的粮食作为军粮运往北方前线。于是，原本只是通向中原地区的大运河，又通过新开的永济渠，衍生至位于今天北京城西南的涿郡。结果，这样的大手笔依然没有能够帮助隋朝征服高句丽。相反，大量征发的民力与低效率粮食运输所带来的损失，让隋炀帝早早的失去了自己的江山。当他通过自己下令开挖的运河，坐船逃往长江边的江都扬州时，不知是否对这样的深谋远虑有过一次悔悟。

然而，隋炀帝之后的很多统治者们，依然将控制权力完全置于发展之上，忘却了经济发展本身才是控制力量的源泉。当偌大的帝国在1842年，由于运河运输线被一小撮外敌轻易控制而轻易屈服时，发展与控制本身的关系比重，一览无遗。有时候，当初的决定总有着千万当时的道理。但在另一个时期，另一种环境下，坚持旧决定的成本就是无论如何都负担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