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大胆发言，谁敢下架封杀？

最近有部国综大聊社会 " 敏感 " 话题，一开播就有观众担心会下架。

它就是由周轶君主持的《第一人称复数》，这是一档以女性视角为主的谈话类节目，目前豆瓣 9.2 分。

让人有点意外的是，第一期她们就直接尖锐地畅聊了关于女性的痛点：性骚扰。

" 从锵锵到圆桌到第一人称，能聊的东西越来越少，知识分子们还在努力说话，实属不易。"

" 露阴癖，性暗示，黄色笑话，父权制，同性恋，女权，第一次看到这些词汇出现在国内影视中，如果不被下架，那我们可能真正走到了历史螺旋前进的拐点。"

如今以女性视角为主所制作的圆桌谈话类综艺并不算多。

真正谈及到女性痛点和如何改善女性在社会处境的环节更是少之又少，都缺乏了多元化的知识视角。

性骚扰原本应该是一个不可避免去谈论的社会问题。

但在我们的语境中，总是处处敏感，加上性教育的缺失，导致很多人面对性骚扰的第一反应都是手足无措。

" 内娱终于有人大胆发言 "

或许有些网友对周轶君这个名字并不太熟悉。

1998 年，当时周轶君在埃及进修结束后原本想去新华社国际部工作，但无奈，国际部却告诉她不招女性。

最后周轶君只能考取对外部，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在 2002 年，周轶君成为了全球唯一常驻加沙的战地女记者，而探讨教育本质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就是出自周轶君之手。

" 想去做战地记者，是因为想被看见。"

周轶君也是《圆桌派》《锵锵行天下》的常驻嘉宾，听她说话非常舒服，丝毫不会感到一种被说教的不适，因此让她来作为节目的话题发起人，无疑是合适的。

关于 " 这就是性骚扰 " 的话题讨论，第一期请的嘉宾都非常专业和有见解。

有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陈碧、北京红枫妇女权益法律援助律师侯志明，还有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吕孝权。

在成长过程中，相信是大部分的女性都会碰到过性骚扰，一种共有的经历。

一些人说我确实没有，但在了解什么是性骚扰之后，就会恍然大悟说 " 原来我也遭受过性骚扰 "，这也是很常见的现象。

" 在跟你们聊之前我觉得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你们聊完我才发现上面长满了虱子。"

言语性骚扰更是普遍存在。

北京红枫是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而她们的热线接线员在接线过程中也会遭到性骚扰。

虽然红枫是妇女热线，但也会有男性打电话，咨询的男性占比 18%-20% 左右，来电中第一位的问题就是性问题。

而在性骚扰中，最让人讨厌有无可奈何的、又特别愤怒的，就是职场性骚扰。

有人认为是开玩笑，有人认为就是性骚扰，那性骚扰到底如何定义？性骚扰有三个核心因素，简单来说就是：1. 违背他人意愿 2. 和性有关的性要求、性内容、性暗示、性含义等等产生不适感 3. 受害者主观层面上有抗拒性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性骚扰的界定其实更应该考虑受害者的主观感受。

特别在职场含有权力不平等的环境下，哪怕受害者感到不适，但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和发展，也会选择忍耐，包括在职场中很多人会开一些黄色笑话，也很难立刻说出自己的不适。

而这种忍耐会被社会上许多人解读为受害者不抗拒，甚至是觉得受害者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不认为产生了性骚扰。

在《不完美受害人》中，法官曾经向周迅饰演的林阚提问，职场遭到性侵的 " 受害者 " 从来没有表示过拒绝，她到底在怕什么？林阚说：

" 我们怕的是加害者滥用手中的权力，害怕因为拒绝会失去我们可能得到的机遇和利益，我们更害怕因为拒绝会得到恶意报复和更大的伤害。当掌权者以粗暴的方式违背我们意愿时，我们常常惯性地选择屈从，畏惧反抗。"

对于权势的崇拜，在大部分人的意识中都很根深蒂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讨论性骚扰的时候，同时无法避免地要去讨论权力，这里所提及的权力无分大小。

而且性骚扰维权成功的案件非常少，而且也很难立案，吕孝权提到如今的性骚扰案件有五难：

报案难、立案难、举证难、胜诉难、赔偿难。

甚至有的受害者不仅维权失败，还要被加害者倒打一把：

" 就你那样的我怎么会看得上你呢？"

稍微有些权力和金钱地位的，还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去强迫别人，之所以发生性关系都是你情我愿的行为。

家长别怕，性教育并不羞耻

如今不仅性骚扰普遍存在，还会因为受害者不完美，处处存在受害者有罪论。

常见的就是指责受害者 " 穿着暴露 "" 言语引诱对方 "" 爱去酒吧的也不见得是什么干净的人 " 等等。

实际上性骚扰的发生和受害者的年龄、容貌、衣着并没有关系，所谓的因为你穿着暴露、举止轻浮所以会遭受性骚扰，这是一种强奸迷思。

看似穿衣暴露问题，实际上的本质还是因为父权制中关于性的权力架构关系在现实当中的反映，在性的问题上，很多传统观念就是认为女性不过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她是从属男性的。

而且更可怕的是，很多女性已经把这样的传统观念内化了，也导致很多受害者在遭受性骚扰后，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有的受害者不愿意诉说自己的受伤经历，站出来指控加害者，也是因为在申诉时会被刺激和触发二次创伤。

侯志明举了一个例子，有女孩在遭受性侵后，前后笔录了五次，而这五次笔录所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强奸的伤害。

" 震惊、不敢相信、害怕、恐惧、大脑一片空白，这事过去以后就不停地哭。"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迫切地需要从认知和观念根源上进行改变，去预防性侵，进行性教育和性别平等教育。

很多被性骚扰的受害者不知道抗拒是因为在成长环境中没有接受到性教育，甚至误以为只要自己听话、有礼貌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在遭受性骚扰或性侵后，大脑第一时间的反应也是一片空白，没有知识认知自然就没有相关的应对能力。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缺乏性教育，就连生物课中男女生理器官结构这些知识，有很多老师都会逃避直接跳过，很少去认真地科普授教。

有的家长认为性教育单纯是在讲性行为和性安全，但实际这都是很后面的事情了。

还有的家长会反对学校实施性教育，哪怕是性别平等圈内的学术专家都赞同的一套教材，家长也反对。

反对原因无非就是觉得太早，还有觉得教材里的插画怕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

就这么一个生理科学的知识都能吓着家长，所以大家小时候问自己怎么来的，十个有九个孩子得到的答案都是说在垃圾桶捡回来的、石头里蹦出来的。

但性教育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孩子到底怎么来的，而且性教育就是很伴随一生的教育。家长教育孩子有边界感，教育孩子要保护自己，教育孩子不舒服就要拒绝、隐私部位不许碰等等。

性骚扰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妇女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性骚扰的性质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里有明确的界定，因为它是一种性别歧视，但性骚扰是没有性别之分的。

无论是男是女，还是性少数，都可能会成为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

如果一个女性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力，或许她感受到的性别歧视和压力会没那么强烈。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大部分的女性还是处在一个弱者的地位，以后在职场中，哪怕是女性走到了更高的位置，也永远会有弱者的存在。

因为在长期的父权制观念下，女性在社会问题中，原本就是处在一个弱者地位，所以周轶君会强调：" 我们讨论的并不是说如何成为强者，而是保护弱者。"

上一代人、我们这一代的人已经没有经历过完整的性教育，希望不要让下一代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