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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排名第二 万里为何没能入常?

来源: 多维新闻 作者:Charles 评论0条

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退出政治局常委后,原本酝酿的常委名单为7人——赵紫阳、万里、李鹏、乔石、姚依林、胡启立、田纪云,但最终的名单确却是7人变5人,万里、田纪云出局。这一切都源于姚依林的使坏,以万里不安分,有事就起哄,田纪云亲戚有问题,狙击两人入常。最终邓小平拍板,万里担任正国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不入常,田纪云仍然担任副国级的国务院副总理,只是排名升到第二,仅次于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姚依林。

在姚依林的狙击下,万里虽未能跻身政治局常委,但仍出任正国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下面,讲讲十二大的具体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起草政治报告,一是人事安排。政治报告的起草,耀邦在辞职以前就组织了一个班子。还未开始工作他就辞职了,工作也就停了下来。后来我就把他们召集起来,让鲍彤也参加进去作为牵头人,在我主持下开始工作。起草班子还是原来那些人,就加了鲍彤。

我于5月21日就如何草拟政治报告的设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提出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整个报告的理论根据。系统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任务。着重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提出在新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这个报告很快得到邓的批示,说这个设计好。由于以后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好,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比较顺利。

在起草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我想主要讲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不少人的印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我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其实不然。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这样的话;“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但这两次的论述,对这一论断的含义内容,以及这一重要论断与我国各项政策的关系没有论及。而当时的重点在于强调以下观点:“毫无疑问,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所以这样一段话是指明,即使是初级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为了回答一部分人怀疑我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在回顾反思过去我们党多年来左倾错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胜利后,是不是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应该搞新民主主义,以及我们国家现在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当时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这个论断主要是对这种思想而讲的。所以以上两次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后来到1986年9月,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提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公有制占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说,这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改革开放,和我们实行的政策联系起来了。但是,这个文件主要是讲精神文明建设,对其它问题也没有展开论述。在我的回忆中,上述三次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字时,并没有引起讨论,公布之后也没有引起注意,人们印象比较淡薄。

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报告中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我自从1987年初组织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以来,就设想这个报告不仅要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为在我国之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找出理论根据,并且加以阐述。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加速了各项建设事业;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极大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根据是什么,一直缺乏很有说服力的说明;一直是广大干部和各方面人们关心的。一方面他们对改革开放竭力拥护,积极实行;另一方面,心里并不踏实,担心将来又发生方向路线问题。所以对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虽然在实践上已被证明,还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有力的说明。

几年来实行这一套改革开放措施,说到底,就是对五十年代以来开始实行并日益强化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否定和修正的正确和必要;证明了过去在中国按传统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苏联模式推行的那一套,是超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的。这是一种左的失误。只有从这种越位的地方退回去,重新实行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措施,才能挽救中国。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个新提法。如上所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已经毫无争论地、不知不觉地被接受下来了。现在只是把它作为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开放政策的依据,不会引起很大争论,容易得到通过。

我的这些想法第一次向外透露,大约是在1987年5月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我说:我们要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各项改革开放政策都可以从这一论断中得到解答。要以它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指导。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要展开论述(大意)。这段话很可能就是在讨论我5月13日讲话稿时讲的。随后我正式布置给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理论依据。接着我就如何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五人小组写了封信,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给邓的那封信,信中突出了我的这个意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都有批示或电话,对我的信表示同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三个问题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或三中全会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并概括为口语化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时提出并写入报告的。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了。这以后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地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也是1978年理论务虚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贯强调的。但过去没有把这三条联在一起,并作为党的路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问题,记得在1986年起草建设精神文明决议文件的时候,初稿上曾经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作为两个方面写的。当时给人这样的印象三中全会路线只是改革开放。我曾提出修改意见,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应该包括四个坚持在内。

最后在十二届六中全会时,我在小组召集人会上,又讲了同样意思的话。我说:总得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不要注意了一方面,忽视了另一方面。这是我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方面内容--的一个初步的表述。当时还没有用”基本点“这个词。

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是在1987年1月30日过年团拜会上的讲话。这以前在1987年1月19日会见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时也讲了相同的话。我在团拜会讲那些话的用意,是因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担心会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为了解除这个顾虑,我讲三中全会路线本来就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方面。

没有想到我在团拜会上关于两个基本点的讲话,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较保守的理论家的反对。他们说,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作为两个基本点并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一个政策、一个方法。前面已经说过,中宣部一个干部叫卢之超,大概是理论局长吧,竟然布置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召开会议,研讨两个基本点的观点,意思就是要批。

这股风刮得不小。所以我不得不在5月13日召开的宣传、理论、新闻、党校会议上;此前还在中央书记处、五人小组讨论我这个讲话稿的会议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我说,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路线,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四个坚持是基本原则,是治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总方针、总政策,都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如果说一个是纲,一个是目,实际上就是借反自由化来贬低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如果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只有四个坚持一个基本点,那么还有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因为四个坚持从来就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继承了这个原则,同时增加了改革开放的新内容。我的这次讲话重点是批判企图以四项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来压制、贬低改革开放。

经过我5月13日讲话,攻击两个基本点的论调有所收敛。经过上述这些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才能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列在一起,作为基本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至于概括为口语化的公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鲍彤和写作班子起草文件时写上去的。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以上就是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首先和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方面我另外专门再谈,这里只说一句。尽管邓小平过去对中国领导体制的改革讲过一些很好的话,而且在1986年他还强调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诫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意思,甚至说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在这一时期他接见外宾时也讲了一些话,说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实在说十三大政治报告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新鲜的东西,与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对在政治报告中有议会政治、权力制约制衡的痕迹。几次把报告草稿送给他看,他都交代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报告中已经没有这些内容了,他还是要告诫。如果没有邓的干预,本来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可能会写得更好些。

除政治报告以外,十三大筹备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

早在耀邦辞职前,邓小平就指定了一个七人小组,负责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几个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当时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都主张邓仍留在常委里为好。因为邓不参加常委,在当时那么多老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常委很难具有权威性。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既然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不会改变,与其让他在常委外起这种作用,还不如在常委内起这种作用更为名正言顺。但邓坚持认为:如果陈云的中纪委第一书记、李先念的国家主席、彭真的人大委员长这种格局在十三大不改变,那就是一种倒退,就是国外所说的“保守派的胜利”。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给人这样的印象。这是1987年3月邓同我一次谈话时说的。但要求他们退下去,邓自己就不好留在常委里。所以他提出,“一个人全退,三个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邓、陈、李半退”,也就是说,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一个人保留实职,两个人担任虚职。一开始的时候,陈云、李先念、彭真都没有表示接受这一方案。邓就请薄一波在几位老人中间往来穿梭,几经周折,看来当时难度还是很大的。直到7月3日,陈云同薄一波谈话时才表了态,说他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陈云一表态,其他人也就好说了。这样,这个方案才被勉强地接受下来。

接着,邓小平同薄一波、杨尚昆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后,他们还管不管事?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们还参加不参加?他们如何议论我不清楚,但提出一个意见:今后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这个说法很形象了,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这样。但从以后的情况看,有重大问题邓还是得同陈云、李先念商量(主要是陈云)。这件事薄一波是如何向陈云、李先念疏通的,我不知道。直到1987年7月7日,邓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来。

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

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邓原有的作用,又不参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来,这个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这次在邓家里召开的五人小组会议上,对新的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的人选也正式定下来。关于政治局常委,开始提出七个人,在此次五人小组会之前一直是这个方案。后来由于各方面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万里有时讲话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们对他意见比较多。据说在七人小组酝酿名单时,姚依林说过这么一段话:万里这个人,如果一旦有什么事,他是起哄的人,也就是说是不稳定因素。在七人小组开会时,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纪云有问题。说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个什么亲戚,而且这个亲戚有问题。于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组的汇报会上说,七人小组不同意万里进常委,另外也提出田纪云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时间再去查清楚了。在这次五人小组会上,邓听了这些意见后就说,万里、田纪云不进常委了,常委名单由七人变为五人。

在这个会上我开始觉得姚依林这个人,平时给人感觉老实忠厚,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工于心计、搞小动作的人。像田纪云这样的事,你早不说,晚不说,正在要作决定的时候,你提出来当然会搁置起来。在十二大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选举前夕,突然有人写信说某候选人有问题。临时怎么查?只好放下。待把问题查清楚,什么事也没有,但选举已经过去了。所以姚依林排斥田纪云参加常委,这一手可以达到目的。以上就是常委由原定七人改为五人的过程。

就在这次会上,确定由杨尚昆任国家主席,邓提出要万里任人大委员长。万里谦虚地说,他不懂法律。邓说,可以学嘛,还可以找人帮。这件事定下来以后,邓怕万里当委员长有些人接受不了,因为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还专门找万里谈了次话,要他分别到一些老人家里拜访,作些自我批评,取得谅解。万里这样做了。

关于总理人选问题,很长时期定不下来,主要是人们担心李鹏挑不起这个担子。因为他过去搞技术、搞电力,对经济接触比较少,特别是经济改革,完全没有接触。但是陈云、李先念都非常支持。也有过一种考虑,让姚依林搞,过渡两年。因为姚依林对经济比较熟,不少人对姚依林的印象不错。但邓没接受,一是说姚身体不好,二是说姚工作面、知识面比较窄,过去主要搞财贸工作。当时再找新人一下子也难,估计陈云、李先念也不接受。所以议来议去,就只好让李鹏来担任。由于李鹏对经济工作不熟,对经济改革完全没有什么接触,所以当时邓提出并确定,我当总书记后,仍要负责抓经济工作,并且仍然由我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邓还说过,李鹏形象不好,人家说他亲苏。因为他是留苏学生。有一次他访问欧洲,没有请示,也没有同任何人商量,顺访了苏联,所以邓认为他形象不好,亲苏。要李当总理后表表态,消除人们的怀疑。

这里说一下,在酝酿总理人选时,是不是考虑过让万里来当总理?因为我任总理时,他是第二把手,是常务副总理。据我所知,在酝酿过程中没有提出过要万里接任总理。原因有两条,一是万里得罪人较多,首先七人小组就不会提出这个方案,七人小组里不少人对他印象不好;二是邓也不会提出他,因为他年纪大。邓一直主张我不做总理后,找一个年轻一些的人来当总理。

在筹备十二大时,人事小组由余秋里牵头,在耀邦领导下,有事首先向书记处请示汇报,耀邦直接抓,然后再到老人那里去。这次是由薄一波牵头,杨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穷、伍修权、高扬参加的十三大人事小组,是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在耀邦辞职前,邓没有过问过这件事;代行常委的五人小组成立后也没有过问过。这大概是由于这一次和十二大不同,因为涉及几位老人留退问题,所以邓把它直接抓在手里头,通过七人小组贯彻他的想法。

耀邦辞职后,由五人小组代行常委的职权,五人小组同七人小组似乎是平行的。五人小组代行常委职责,管日常工作;七人小组筹备十三大人事安排。七人小组甚至把中央平时的干部调动权也抓了过去,说是他们要考虑十三大人事安排,现在的干部调动、任命也与此有关。1987年因兴安岭森林大火林业部长被撤职,要任命一个新的林业部长,但由于七人小组的干预没有办成。当时我出访在外,家里工作由万里主持。万里对此有意见,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于是在7月7日的五人小组会上,邓才宣布七人小组受五人小组领导;日常干部调动仍然由书记处和国务院负责,七人小组不要干预。薄一波在会上只好表示同意。实际上薄一波的手仍然伸得很长,经常要组织部长宋平向他汇报,他有什么意见就告诉宋平,要宋平去办。薄一波说,十三大人事安排需要对各省、市、各部领导人进行考察,因此组织部在研究干部调动时,要和他们商量。

在十三大召开前,他还通过宋平向我表示过一个意见:现在的七人小组,十三大以后最好还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以便协助中央把干部工作搞好。本来七人小组是筹备十三大人事安排的,现在提出在十三大以后还要存在。很明显,就是要把干部管理长期控制在他们手里,我当然不能同意。我要宋平转告薄,还是按原来定下的,十三大以后七人小组就完成了任务。至于干部管理方面如何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可以再议。薄的打算被我拒绝,对于他这样一个十分喜欢揽权的人来说,心里是很不愉快的。他在1988年积极从事反对我的活动,这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本文来源:《赵紫阳:改革的历程》

关键词: 万里十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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