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蕾：这一次我们没和老徐聊冻卵，她身上还有其他值得聊的
腾讯娱乐专稿（文|叶弥衫 责编|露冷）
在多数人眼里，徐静蕾仍然是一个女明星。
这是她最不喜欢的评价体系。作为中国第一代偶像剧演员，徐静蕾一出道，几乎就享受海报贴满男生宿舍级别的待遇。2000年她位列“四旦”，正式被收编进当年女明星的第一梯队。
但很明显，她不喜欢这个分类。为了跳出这个圈子，她做了大量努力。2003年，徐静蕾旗帜鲜明心气高昂地成为一名导演，拍的电影从文艺片到商业片，从爱情片到警匪片；而她在其中出演的戏份，从主角到配角，再到如今客串的一两个镜头。
她还发展了一系列不务正业的爱好，写博客、办杂志、做手工……丢丢捡捡，没个长性。也做得出一念既出说走就走的事，有两年时间，她的员工领着干薪，眼巴巴等着老板不知何时的归期。
这些年里，她展示才艺和思想，也展示闲情和逸趣——这些并非女明星的必要属性的特质，对她本人来说，或许只想呈现真实自我具体人生。但在大众看来，更大程度上，只是用来推导出，一个相比同侪，更具风格和辨识度的女明星，女明星中的高阶版本——但仍然是女明星，不然的话，她是谁呢？
徐静蕾只得继续卸载，她的思路是， “我就想我要当监制，这样我就可以彻底退到幕后了。”
说到底，她还舍不得离开这个行业，二十年的资源和经验积累，高于其他行业的回报率，加上她直到现在，还对技术工作充满兴趣。她只是要换个工种：自己搭台，别人唱戏。
可是这样，她真的可以把她的女明星光环彻底“卸载干净”吗？
一个女明星的自我厌恶
《绑架者》宣传期间关于徐静蕾的所有报道，几乎都可以为徐静蕾之所以厌恶这个身份的原因提供注解。
诸如这些采访：“冷冻卵子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龄未婚背后的故事”，“如何成为一个中国好前任”，“总在自己的电影里展现男朋友的肉体是什么心态”。甚至，上节目时窦文涛借别人观点直接问她：是否内心恨嫁，只是为了无法如愿而掩饰成不婚？
如同她的大多数应对一样，这些问题对她完全构不成挑战。她回答几乎不假思索，条理清晰、态度诚恳且不乏换位思考，让人感觉，在被提问之前，她已经更充分地叩问过自己。
可是，为什么要一遍又一遍对大众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她是一个女明星，光自己想明白是不够的，一遍又一遍地陈白“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宣传期的责任之一，哪怕她已经极度厌倦。
这也还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则是要面对这些言论在他人那里不受控制的发酵，比如，在认同徐静蕾的人那里，她会被抬到某个位置——诸如，与时代进步相配套的，独立而强大的女性形象；而反感她的人，则往往认为缺乏现实可行性，无非是一个明星才可能拥有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第三步，则是要继续接受采访，回应争论，对网友评论做出点评，再一次自我陈述——在一个宣传周期内，至少要到这里，才算完成了基本循环。
这一轮循环源自于今年妇女节前，她和青年作家蒋方舟做了一次有关婚恋的对谈。43岁的徐静蕾几乎打破一切“应该”的桎梏从心所欲，比她小15岁的蒋方舟却显得谨小慎微、顾虑重重：50多岁仍有性吸引力的男士和他看起来像老太太的夫人的对照，会让蒋方舟感慨不已，但会让徐静蕾觉察这种感慨里包含的价值判断，反问：“你怎么知道老太太没有（仰慕者），你又不了解别人的生活。”
蒋方舟提到自己“通常是两性市场上被挑选的”，徐静蕾惊讶地插嘴：“你这么漂亮优秀，怎么会觉得自己是被挑选的？你挑选他们才对。”
有主持人窦文涛和梁文道居间，多数时候她们并没有直接交锋。但徐静蕾回头自己看完节目，也会感慨，“我怎么感觉我在欺负小孩似的。”
“你可能确实不亲和吧……”我们描述观感，没说完她就急着打断：“我其实非常亲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给别人那种感觉。我可能有北方人说话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劲儿，是不是有可能？可我真的觉得她是个很优秀的女性啊。”
事实上，徐静蕾并不知道蒋方舟曾以各种形式在多个场合谈论过自己“被挑选”的经验。在一次采访中，她甚至还为自己习惯性的、为避免冷场而自曝其短来博人一粲的社交方式命了名，叫“呕吐式自曝情史”。
“我就是觉得很奇怪啊”，徐静蕾回顾那一幕，对我们说，“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主持人需要让嘉宾说话所以自己说一点抛砖引玉的话，但我觉得她好像也不是。后来觉得可能是自嘲吧，但这种自嘲我也不太懂。”
“确实我认真了”，徐静蕾这句话透露出对整个事件的厌烦。
“所以因为这样我就不能说话了吗？我也不是川普他闺女，我也没什么家庭背景，我父母创业之前也是普通工人，我从小也是通过特长考学，难道我说话之前必须痛说一遍革命家史才让我的话有说服力吗？”她仍有些愤愤。
那是一个属于女明星的愤愤——她们看似拥有无尽的话语权，看似占据了公共空间里一个巨大的角落，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庞大的只是其倒影与投射，并非本人。
▲徐静蕾与蒋方舟在圆桌派上的对谈，引发了网上关于女权的讨论
做导演是为了找自己
徐静蕾一直在寻找和实践那个“本人”。
显然，她是一个兴趣导向的人。她曾经先人一步地做电子杂志开网店，如今那些页面都已经不知道折叠去哪个空间，博客倒是雕栏玉砌今犹在，最新的一条也已经是7年前。
“一般干到满意了，我就不干了，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干点别的吧。像写字，写博客（都不想干了）。以前还开过服装店，卖二手服装。”她对我们说。
一直在干的不过两件事：电影，谈恋爱。然而她对于电影和恋爱这两件事的态度，也一直在变。
《我和爸爸》是编剧史航特别喜欢的华语片。他曾在各种场合推荐这部“清丽忧苦，深情款款，进退有致，有心无憾”的电影，他还能随时随地背出这部电影中的很多台词，“那是徐静蕾导演生涯的巅峰之作，当然，也是处女作。”
《我和爸爸》的故事非常简单，母亲去世，18岁的小鱼开始受早年离异、完全陌生的父亲老鱼照料，两人关系好好坏坏分分合合，却始终难以割舍——直到死亡才分开。徐静蕾对外表示，这是她作为一个从小在严厉家教下长大的女孩，对另一种父女关系的想象与期待，但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解读为，一个少女与一个中年男人的日常生活相处纪录。
很多人因为《将爱》里的文慧，误会徐静蕾是那种仰着脸抿着嘴笑的纯情少女，但这样的娇羞姿态，其实是她现场模仿编剧学来的。这个北京大妞的真实模样，可能在《我和爸爸》里更能找到：直勾勾盯着人看的眼神，刮辣松脆的嘴皮子，笑起来带甜，板起脸却是一股爱谁谁混不吝的劲儿。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改编自茨威格小说，同样是，一名少女默默爱了一位作家很多年。小说通过作家读女子来信展开，女性隐于幕后却操纵大局，男性在关系中看似核心，但一直处于客体位置，被爱慕、被窥视、被隐瞒、被告知，以及，被决定不爱，整个过程里都全然被动。但到最后写信读信，主客体关系发生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颠覆。
在徐静蕾的电影里，这种复杂性消失了，很多人因此觉得改编浅显。但对本人来说，这更像是她愿意表达的内容：一个内心强大的女性主宰了自己的一生，包括感情的开始与结束，哪怕不无痛苦，也是自己的选择。“那个对我来说其实很简单，虽然是茨威格写的，但我很容易把它转换成我的角度讲一个故事，把我的故事加进去。”她曾对作家孙甘露说。
到了《梦想照进现实》这样的，女演员与导演在房间里叨叨一晚的颇具实验性质的电影，其中体现的表达欲望，与其说是徐静蕾的，不如说是王朔的。仍然是与孙甘露的对谈中，徐静蕾非常明确：“不可能把它变成我的东西”，“我第一次读他这个剧本，看着都晕。就对他说，你自己拍这戏得了，我给你当副导演，当然，他拒绝了，他说他不想干导演这种具体工作（笑）。”
于是，这种具体工作最后还是由徐静蕾完成。
如今回忆起来，她将前三部电影称作“我真正的作者电影”，“代表我那一段人生”。
2015年，徐静蕾与王朔再度合作的《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却成了她导演作品中评分最低者。以史航对这两人的交情与感情，仍不免感慨：“只能说《私人定制》、《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这两部电影，朔爷帮朋友帮得过于仗义。两肋插刀，真的是插了两次。”
人们习惯性地，将这位女导演的成功归因于得天独厚的剧本优势，哪怕是同样组合结果让人失望，也宁可理解成，“看不到王朔”，却未必想到导演身上发生的变化。
早在20年前的时候，徐静蕾也是一个特别想结婚生子的少女。虽然在当时未必不痛苦，当时她表演、导演，在另一个角度，也是更多无从安置的情绪，需要额外的表达出口。而现在，她有固定男友，无婚姻束缚，经济独立，事业有成，时间几乎帮她解锁了人间的一切禁忌，唯一的标准只是自己想不想。她甚至还有9颗卵子冻在医院——连防患未然的后悔药，她都凭借现代医学有备无患。
一切开关都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事实上，更大的可能是，与那个越来越不想主动表达自己的女明星徐静蕾一致，导演徐静蕾也失去了表达欲望。电影之于她，逐渐变成了一种手艺的展示。
▲前三部电影让业界认可了徐静蕾的导演才能
想要重考一次的优秀生
到了《绑架者》，她本来已经决定只做幕后，开拍都一两天了，才接手导演——也就做好了跑完全部流程的预期。“这次也是唯一一次不是我跟着一起开发的剧本，所以白天拍，晚上回去改剧本，累得要死。”
更累的是，她第一次花一年时间做剪辑，去年春节过后，她就开始剪《绑架者》，为此连最爱的做包包都完全搁置了。“以前基本一边拍摄就开始剪，三四个月就剪得差不多，加上后期全算上，可能就七八个月。这次剪了一年，中间好几度觉得剪不下去，脑子不够用，特别想怎么能扩充一下脑容量。”
“其实这是一个观众智力的平衡。”徐静蕾解释，“有的人一下子就看出身份了，有的人到最后都看不出。结尾到底要不要多讲一点陆然（明道饰演角色），一讲就露馅，不讲大家又觉得反转太快，到底是以谁为标准呢？”
“为什么就不能以导演为标准？”我们问。
“我早就看不出来了。”她说，“我还希望我能保持第一遍看的心态呢，但不可能，我都能数着切换镜头了。我不是在看电影，我是在看声音、画面有没有问题。”
这一年里有好几次，她把片子剪完了，觉得那就这样了，第二天又反悔，反反复复。到现在上院线的版本，她的评价是“相对满意”：“投资方对我都挺信任的，但就是因为信任，我觉得一年多了，不能再不上了，不然这辈子都改不完了。”
这大概是徐静蕾的方式，她永远知道，在和自己较劲的过程里，到什么程度应该撒手。也许是，像她所说的现实原因，也许是，她自己都开始感到没意思。
但直接的后果是，《绑架者》豆瓣评分5.3。这个结果看起来，跟7年前的《杜拉拉升职记》的5.7分旗鼓相当，但后者有17万人打分，影评1700多篇，而新作，打分者一万出头，影评200多篇。即便电影还在映中，但就排片量看，增幅也将相当有限。
这可能是，2017年的主流观众，已经对徐静蕾这个名字波澜不惊；但也可能是，那些从《将爱情进行到底》或《我和爸爸》的时候就开始追随徐静蕾的观众，早已渐渐在她一部又一部的新作中失散。
但如同这世界上无法困扰徐静蕾的多数事情一样，她不这么看成败。在她眼里，拍《绑架者》的过程，使自己解锁了新的技能点：“对这样一种片子现在知道怎么拍了，怎么来定计划，怎么拍爆炸，怎么拍飞车，怎么拍打斗场面，这些都是收获。”
在解锁之后，她还想再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她确切地对我们强调：“我觉得这个不代表我的水平，再拍一部肯定比这个好很多。”
像一个忍受不了低分的优秀生想要一次重考一样。
然后呢？放弃它，像放弃《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样的爱情片，再然后，放弃《杜拉拉升职记》那样的女性职场片一样。
▲徐静蕾对《绑架者》的评价是“相对满意”，她觉得如果再拍一部会好很多
在亲密关系中成长
不想拍爱情片的徐静蕾，无法控制人们对她爱情世界的好奇。
2007年徐静蕾接受台媒采访，提到自己有一段感情，相处10年后分开，但一直还是好友，“每天都通挺长时间的电话，彼此的宽容都可以到非常大的地方，那种感情已经像绝对亲情了，像血缘关系。”
这个电话一直还在持续，2015年《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宣传时，徐静蕾又描述了这段关系，只是通电话的年限已经成了20年。
在《有一个地方》里，奶奶告诫热恋的孙辈：“爱情是盆开水，总会凉下来的，将来无论你们的关系走到哪一步，都不要变成仇人，让这盆水结冰。”年轻时奶奶是徐静蕾演的，台词是王朔写的。
而在影片中客串了“不让水结冰”的前男友的，是她的男朋友黄立行。所有人都建议她拿掉前任相见仅仅为了互相谅解的戏，因为不够戏剧性，但她坚持要表达自己的观念：“爱能达成谅解，不是说你忏悔了我就谅解你，而是你忏不忏悔我都谅解。人都是有弱点的。总觉得别人在伤害你，也许在别人的角度你伤害别人呢？永远只从我的角度想问题，就会永远打架，从爱的角度，就会谅解。”
她很少袒露具体恋情，却不怕展现爱情教给她的道理。在徐静蕾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具有高度自我要求的女性，在亲密关系中获得的成长。19岁时和初恋分手，她还是一心想跳小月河的小女生。“知道自己不会跳，但确实有那种想跳的心情。事后回头想，他谁啊，凭什么啊，怎么我就产生那种念头了。”她对我们说。
而后是那段漫长的、至今还是好朋友的恋情。也是在台媒报道里，她解释过分开的原因：“不是我们两个不合适，或者有不喜欢他的地方。就是因为时间不对，我认识他的时候太小。有的人就是因为你碰到他太早了。我有时想，要是晚一点碰到他，生活就完美了。”
她觉得现在的自己已经没法拍文艺片。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她觉得“法国电影才是电影，美国电影？那是胡说八道”。等自己工作了几年，才明白了脸谱化大团圆之类的套路，对一个疲惫的现代人来说才是最需要的养分。到现在，一个天下无难解之事的人，看小儿女态基本已经无感：“什么误会冲突，分分合合，我看你跟她好了我生气，或者你以前对我好现在不好了，我就觉得那不好就分手呗，多大点事儿呢，废什么话呢。能好就好，不好就算了吧，有什么大不了的——自己都觉得（爱情戏）没劲，这怎么拍呢？”
“过尽千帆了。”我们评论。
“也没有。”她敏锐地说，“我不觉得我算男朋友很多的那种，但都已经过去了，而且现在回头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你在那个阶段确实会那样。”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她的男朋友是黄立行，一个ABC。上《金星秀》时，她感慨黄立行于她，堪比心理医生开的药方，影响她也变得不着急、不焦虑，不纠结。“他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从不纠结，标准之上YES，标准之下NO，有一个缓冲余地是你讲一遍道理，行就行，不行还是不行。我觉得这样的人特别好，活着不累，很开心。”
7年多时间里他们没有吵过架，趣味相投，价值观相同，互相尊重。每天早上一起床听到一句早安，她就心怀柔软地感慨：“这是我的礼物啊”。
以至于以劝婚、劝生著称的金星都没有劝她。“你这样挺好。”金星称赞她，“当一个人的状态那么准确的时候，你没必要说，她还需要这个那个。”
▲《绑架者》是徐静蕾与男友黄立行的第三次荧幕合作，如今他们感情稳定
还是想拍一部讲婚姻的电影
所以，这样的徐静蕾，她还有什么未尽的念头？有的，她说，“我一直想拍一个关于结婚的戏。”
这是一个和学习技能和展示技能无关的念想。大约，一直坚硬地表示不需要婚姻的她，对于这件事，终归还是琢磨过许久。
但是要怎么拍她一直在犹豫：“我怕我概念先行，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这个电影里，我怕最后太形而上、太概念了。”
“你没想好它的肉身吗？”我们问。
“想好了一点，比如一场婚礼上发生了很多事，带点黑色幽默，带点喜剧。但我自己很讨厌看电影还得被教育，我看电影就是要看一个好看的故事，我怕把看法放进电影，会概念化，会说教，所以我就自己给自己否定掉了。倒不如拍拍现在这样类型化的电影。”
顺畅的逻辑背后，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如今呈现出的仿佛天生如此的无所谓，统统是经过一条漫长的自我否定的通道，最后出现的成品——如果不是过程中经受住了严格的自我拷问，也难以做到这么自信。
“我经常会躺在床上，自我否定整整一天，从早上开始就在想‘不行，这样不行’，另外一个声音和自己说，‘正常，你经常这样’，第三个声音说，‘你为什么经常要这样？你什么都有，你挺好的’，还有一个声音说，‘我就这样了，就这样了，能怎样呢’？”她6年前接受采访时说。
她成长于一个管制严格的家庭，到现在被人说到“你应该”、“你不应该”，她还是抑制不住地一股无名火起，“我最讨厌别人教育我，我也不爱教育别人。最多就是人家来问我，我简单地表达我的想法。”
然而她从没放弃过自我管理。例如从去年开始，她给自己做了一个新规定：一年时间不买衣服，至今坚持了3个多月。“成熟了”，她对效果已经颇为满意。
或许也只有徐静蕾自己知道，43年的人生里，在大众看见看不见的地方，她为自己进行了多少测试，修正了多少bug，打过了多少补丁，才成为了现在这个更好的人。
如今，理性强大、井井有条、一切都可以客观分析的徐静蕾，只剩一个不敢碰的话题：生死。
▲在《朗读者》中，谈及奶奶去世让徐静蕾失控
“小时候我还敢碰，我小时候就和我爸讨论生死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其实挺爱想这些事的。但越到大了，越不敢碰。我现在已经面对过我奶奶的去世，十几年前，我也有一个朋友在我这个岁数突然去世，在这些事情之后，我不太敢碰。情感的东西，生死还是有感觉的，但太有感觉了，所以不太敢碰。”
这大概可以理解，之前在《朗读者》节目上，这个印象里永远一张倔强的微笑的脸的姑娘，流着泪坚持读完了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她觉得自己从不失控，哪怕是工作几乎崩溃，总共也就发过两次脾气，然而头一次发生在台上哭的情况，“我觉得自己是失控了。”
2007年徐静蕾奶奶去世，她觉得自己的童年就此结束了。后来她把《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献给了奶奶，“感谢你教会我什么是爱”。影片中，她扮演1940年代的奶奶，在布拉格有一段戛然而止的恋情。60多年后，孙女回到布拉格，遇见奶奶当时的恋人，仍在约定的广场上等着已经去世的奶奶。
当镜头摇到广场相遇时，徐静蕾，一个以理性自居的导演，在监视器后哭得停不下来。
（摄影/隋希 编辑助理/树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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