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师联盟》揭露出东汉官场的最大特色：举主与门生故吏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军师联盟》揭示了三国时代独特的社会风貌，但是毕竟不是历史正剧，难免有一些纰漏。现就谈一谈汉末三国的选举制度与官场伦理，对剧中的一些设定稍作点评。

东汉官场最大的特色是举主与门生故吏之间类似于君臣的关系。

门生故吏不拿皇帝当君主，而拿推举自己的举主当君主，为了举主的利益可以跟皇帝硬扛。此外，门生故吏还要为举主复仇、守孝、救难，以及帮助举主的儿子，忤逆举主有如武侠小说中的破门出教、欺师灭祖，将被不齿于世间。

这种伦理接近我国先秦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伦理，即“我君主的君主不是我的君主”，而不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举天下以奉一人”的帝国伦理。

封建制度的复兴

形成这样的官场伦理，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我们先谈剧集再谈原因。

《军师联盟》的剧情对东汉官场的这种伦理有一些涉及，值得称赞，但在有些剧情里面却罔顾了这种伦理。我们先来看看剧中的一些细节：

汉献帝被曹操掌握以后，为了夺回皇权，曾经给国舅董承下衣带诏，让他想办法诛灭曹操。剧中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也参加了讨曹行动，在董承的盟书上签了名。

曹操为了得到这份盟书，把司马防下狱，让满宠严刑拷打，最终司马懿求了无数人，用了连环计，才堪堪救下父亲一命。

这是不可能的。曹操倒是真拷打过四世三公的杨彪，但不可能拷打司马防。

杨彪与司马防

司马防曾经担任洛阳令（相当于首都市长），在任上举荐曹操为洛阳北部尉（北区警察局长），是曹操的举主。这是曹操的第一份官职，曹操是司马防的门生故吏，司马防跟曹操有君臣关系。

即使司马防真的参加了衣带诏，拷打举主也会让曹操在社会上无法立足。真要杀司马防，曹操也不能出面，必须借汉朝的法律，由司法部门处置。

在这个过程中，按当时的伦理，曹操还应该营救司马防，或者至少做出极不得已、声泪俱下的姿态，悔恨自己没能救故主出来，哪能像剧中那么嚣张，那样的话别想在社会上立足了，属下也会群起鄙视。

何况司马防不可能参加衣带诏。司马家跟曹家是世交，司马防举荐了曹操，曹操发达以后，也根据当时的伦理，提携举主的儿子司马朗和司马懿做了丞相府的掾属，两家其乐融融。

司马防不愿在昔日故吏曹操手下效力，早早的告老是有的，但绝无与曹操为敌之心。

到了司马防晚年，曹操还特别邀司马防宴饮，开玩笑说：你今天还会推荐我当警察局长不？司马防机智的回应：当年推荐你当警察局长，是因为你那时的才具只能干警察局长。然后两家痛饮，尽欢而散。

这都快赶上曹操和对他极为看重的桥玄之间开的玩笑了，可见两家交情之深，曹操大力提携司马懿大哥司马朗，曹丕大力提携司马懿，曹睿还大力提携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曹操对司马防报恩可以说报得到位之至。

剧中王劲松饰演的荀彧相当的有戏，但荀彧对曹操自称为“臣”，可能有些不妥。

曹操对荀彧是十分尊敬的，因为唯有尊敬颍川士大夫的领袖荀彧，才能号召大批颍川士大夫为自己效力，另外荀彧的能力和人品也确实值得尊敬。

汉朝的选官制度分为察举和征辟。察举是地方州郡定期向中央推荐人才，征辟则是朝廷和三公、刺史、太守主动邀请人来做自己的属官。自然，天子的属官就是朝廷大臣，而三公的属官就是“高第”的掾属，刺史、太守的属官则是州里的治中、别驾和郡里的功曹之类。

曹操既然如此尊敬荀彧，自然没有让他做自己司空府属官的道理，必须把他推为跟自己性质相同的天子之臣，才能表示尊敬。

王劲松版荀彧

所以荀彧先担任天子的侍中，后担任朝廷的尚书令，始终是朝廷要职， 可以跟曹操分庭抗礼的，并不是曹操的门生故吏，不是曹操之臣，对曹操不需要自称为“臣”。

从汉武帝加强皇权开始，尚书处在收发文书的关键节点，地位就开始提升，到汉光武帝把庶政的大部分交给尚书台，尚书令就成了手握大权的官职。朝廷会议，尚书令、司隶校尉、御史中丞三大实权官员都是各占一席（其他官员是几人共一席），号称“三独坐”，可见其地位之显赫。

但尚书令虽然手握大权，官阶却不高，这是汉光武帝故意设计的大小相制。三公的实权可能不及尚书令，但地位尊崇，所以尚书令对三公还是要使用谦称，不过大家同朝为官，自称“下官”就可以了，没必要自称“臣”。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不是说好的就是帝国了吗，为什么到了东汉反而会有封建制的回潮呢？总体上来说，这是因为先秦封建制在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上的若干投射未能被秦制完全抹去，在合适的时机带动了封建制的复兴。

首先体现在选官制度上面。

察举和征辟是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其中征辟制度是古代贵族制下高官招募家臣习俗的合法化，三公征辟的掾属具有三公家臣的属性，刺史征辟的治中、别驾也有刺史家臣的属性，

只不过在秦朝和西汉前期，国家权力强势，三公也好，地方官也好，都缺乏使用这一属性的自主性。

第二个原因就是地方豪族的壮大。

汉武帝将地方豪族吸纳进朝廷为官，不肯给朝廷效力的，则使用酷吏斩尽杀绝，使豪族成为政权的附庸。

但随着时势的发展，豪族熟悉了政权的运作方式，开始借住经济实力掌控政权，到汉元帝以后，逼于朝堂上日益壮大的豪族势力，不得不放弃打击豪族的政策，可谓作茧自缚。

因为豪族势力的复兴和壮大，国家的控制力就削弱，三公、地方官也好，就敢于与豪族组成联盟，将豪族当家臣使用了。

第三个原因是儒家伦理的支持。

儒家是推崇上古三代的学问，对封建制度颇为亲近。儒学以血缘亲情为根基，以基于血缘亲情的孝为基本美德，推广为仁恕等人际交往方面的各种美德，所以相对于忠来说，孝是更根本的、更优先的。

儒家思想虽然在汉武帝时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到东汉才覆盖到大多数人，随着儒学的扩张和国家权力的下降，孝逐渐被抬到了忠前面。两汉之际，忠孝发生矛盾时大家还可以自由选择，东汉后期的风尚则多数人会选孝而弃忠了。

曹丕曾经很无聊的问属官，我和你爸爸掉水里你救谁，属官邴原勃然大怒，说当然是救我爸爸，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可见一斑。

既然“忠于帝国”的绝对性被动摇了，那么相对于比皇帝更亲近的双亲和举主，“孝于亲”与“忠于故主”的观念凌驾于“忠于帝国”之上，就顺理成章了。

因为这三点原因，形成了东汉官场的特色，也生成了后世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脉络。

Q&A | 为什么青岛啤酒那么有名？

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一次省港两地交流会上说了一句话“外国人认识中国通常有两种途径，一个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青岛啤酒。”

△点击图片进入文章

国家人文历史

微信ID：gjrw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