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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一国两制” 为何港澳情况大不同(组图)

2020-08-04 来源: 多维新闻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本文转载自多维新闻,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最近,港版国安法的颁布实施,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北京坚称这是为了填补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是为了保障香港繁荣稳定,维护“一国两制”的制度安全。

民进党政府则指责北京违反政治承诺,将香港“一国两制”变为“一国一制”。台湾民间亦有不少声音宣称香港“一国两制已死”。

怎么看待“一国两制”尤其是“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北京冒着海外巨大争议及制裁风险制定港版国安法,对于台湾社会有何启发?带着这些问题,多维新闻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以下为采访实录,供读者参考。

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街头设立了港版国安法的宣传广告牌。(HK01)

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街头设立了港版国安法的宣传广告牌。(HK01)

“一国”和“两制”不可分割

多维:一直以来,很多台湾民众都认为“一国两制”是中共的“统战伎俩”,“两制”是幌子,先追求“一国”,再徐图“一制”,此次港版国安法更让许多台湾人民认为北京公然撕毁“50年不变”承诺,证明许多人先前的忧惧并非无所依据。请问,就你的理解,对北京来说,“一国”与“两制”是否不可分割?

田飞龙:“一国”和“两制”当然是不可分割,这里的“国”和“制”在宪法原理上是处于不同的位阶,“国”本身是更加根本性的政治原则,它是不可谈判,不可割裂,也不可反对的。这一底线立场其实已经很鲜明地反映在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当中。当英国提出谈论主权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是坚决予以否定的,中英谈判实际上只是谈论在香港和平回归中国之后实行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所以“一国”属于主权原则是不能够谈判的,可谈判的部分实际上是“两制”。

“一国两制”实际上是用一种和平手段解决港澳台问题,最初是针对台湾问题而设计,但是无论它怎么设计,作为前提的“一国”不可更改。任何要割裂“一国”跟“两制”,把“两制”跟“一国”并列,或者以“两制”来掏空、虚化“一国”的行为都涉嫌违背“一国”的主权原则,甚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港版国安法实际上是重新理顺了“一国”跟“两制”的关系,将国家安全这样一个“一国”范畴内的最核心国家利益作为中央事权在法律上加以严格保护。在“两制”的范畴里,自治权是绝对不可以去挑战“一国”的主权原则以及中央管治权威,这个是要事先说清楚的。“一国两制”作为完整的制度整体,“一国”是高于“两制”,这样的制度前提与2019年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里的内在制度原理、逻辑是一致的。港版国安法使“一国”在具体管治权威上更加清晰化,有助于香港及台湾社会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到底为何。

国安法让香港逐渐恢复稳定秩序,图为唐英杰违反香港国安法听证会情况。(Getty)

国安法让香港逐渐恢复稳定秩序,图为唐英杰违反香港国安法听证会情况。(Getty)

理解港版国安法的真实意图

多维:面对港版国安法,美国和蔡英文政府宣称香港已变成“一国一制”,对此你怎么看?

田飞龙:如果香港变成“一国一制”,你会发现有一个核心标志,就是香港《基本法》不存在了。可是港版国安法出台之后并没有影响《基本法》所保障的香港高度自治地位,香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仍然受到《基本法》的保障,香港居民的自由权利甚至得到了更强有力的保护,不仅继续享有原有保护水准,而且可根据国安法排除黑暴势力对人权的严重侵害。相反,港版国安法依据《基本法》第18条列入了附件三,成为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从而也是《基本法》秩序的一部分。

港版国安法正是考虑到“一国两制”,尊重和体现“一国两制”,将本来属于中央事权的国家安全大部分案件管辖权授予香港本地执法机构,信任香港的自治权来参与、承担国家安全的管辖责任,这正好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一国两制”,而不是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香港自治权获得了国安法上的“新授权”,扩大了自治权的权能范畴与制度化能力,也更好承担了“一国两制”范畴内的管治责任。这是“一国两制”宪制原理尤其是中央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一个制度范例。

我们看到其实“50年不变”里面,北京历来行使管治权的时候非常节制,香港回归23年来,北京几乎没有怎么行使《宪法》和《基本法》里面赋予的管治权,而是确保了“一国两制”按照香港高度自治的方式来保持不变和平稳发展。港版国安法所针对的对象只是香港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他们在破坏“一国两制”,破坏高度自治,破坏“50年不变”。港版国安法要把这种破坏性的势力与危害加以制止,使得“50年不变”能够继续向前发展。

这个逻辑应该要理顺,港版国安法是对“一国两制”的保护性立法,是要阻止和惩治破坏香港“一国两制”的势力,包括台独势力。我觉得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对于台湾人理解“一国两制”,理解港版国安法的真实意图、保护性的功能会有帮助。

蔡英文和美国政府说香港变成“一国一制”,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反华冷战话语。他们讲“一国两制”是中共的统战,实际上是讲所谓的民主跟专制的对立,是在沿用冷战的话语体系,为了分化、割裂“一国”跟“两制”的内在关联,抵制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把台湾海峡变成一个跟中国大陆进行冷战式对峙的前沿战场。这其实是他们的政治图谋,既不符合“一国两制”的基本逻辑,更不符合两岸长期和平发展的基本利益。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一国两制”内蕴的“去战化”的和平发展价值基础与制度理想。美国无法克服“冷战思维”,台湾无法克服“割据思维”与“台独思维”,是其长期污名化、敌视及错判“一国两制”的思想根源。

澳门与内地关系融洽,图为2019年12月20日,中国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在澳门举行。(Reuters)

澳门与内地关系融洽,图为2019年12月20日,中国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在澳门举行。(Reuters)

同为“一国两制” 为何港澳情况不同

多维:对比港版国安法的立法脉络,澳门的《维护国家安全法》设置是出自于何种契机?常耳闻香港市民评价澳门“贯彻”一国两制相对容易,源自澳门还未回归的时候,中共早已将手伸入“安抚”。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田飞龙:我觉得台湾民众去比较港澳各自回应国家安全法制化的差异性问题,是合理关切,也确实值得比较。香港《基本法》与澳门《基本法》第23条都规定了授权本地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立法,澳门在2009年完成了这样的立法,而香港一直拖延到今天,回归23年还没能完成立法,国家安全的法律漏洞长时间洞开,国家安全利益持续受损。

澳门为什么这一步能够跨过去?能够不用北京直接立法的方式就能维护好澳门的国家安全?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在于澳门社会的爱国爱澳政治基础更加巩固、更加厚重,国家认同更加健全、有力。在这种情况下,澳门自行完成23条的国家安全立法,就有较强的民意共识和社会基础。而且澳门各界精英也意识到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只有完成国安立法,澳门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才能理顺,澳门才能更获国家信任去参与国家战略。

果不其然,我们看到,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粤港澳大湾区”,因为有了国安法的保障,澳门非常自信地得到北京信任,可以心安理得去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来参与国家战略。相比之下,香港因为国安法缺失,走的却是一条逐渐要与国家进行分离乃至对抗国家的道路,丧失太多机会。“苏州过后无艇搭”,2017年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仪式讲话中的这一警句至今仍铿锵回响。

港澳最大区别在于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一直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它受到种种力量,包括本土的、外部势力非常强的抑制和分化。而爱国爱澳力量在澳门持续的增长及占据主导权,确实与回归的基础有关。回归之前,澳门爱国爱澳的力量占据主导权,并不是所谓中共已经伸手进行了“安抚”或者预先埋了“钉子”。尽管中共在港澳回归之前基于国家利益的整体需求和帮助港澳平稳回归的需要,开展了一定的联络、统战及社会动员工作,但我觉得最关键还是澳门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本身就比香港更强。

国安法的通过让香港的建制派为之一振,支持港版国安法的人群普遍期待,国安法能够维护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AP)

国安法的通过让香港的建制派为之一振,支持港版国安法的人群普遍期待,国安法能够维护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AP)

当然,这也跟宗主国的实力、控制力和渗透力有关,葡萄牙的殖民晚期统治不可能跟英国殖民统治相提并论,葡萄牙缺乏实力和意愿持续性地干预或者布局澳门回归时候的撤退事务。可是英国却长远地埋下很多“钉子”、很多伏线,为回归之后的香港治理制造了太多麻烦,至今未能消除。

我觉得澳门和香港的爱国者社会政治基础的差异导致回归之后治理的差异,导致了23条立法一个能完成,一个不能完成,导致了澳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香港却掉队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漏洞。所以北京必须要直接立法堵上漏洞,再拉香港一把,使香港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大局,不在大湾区乃至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进程中陷入“过度政治化陷阱”而真正掉队。

多维:尽管香港拥有“东方明珠”的美誉,但面对楼价不断高升,个人薪资增幅却相当有限,不仅令香港年轻人难以奢想“未来”,甚至委身窄小空间只求最低限度生存的,也大有人在。香港经济发展的果实无法令人人受惠,导致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不满长期在百姓心中积累。从你的观察看来,香港去年爆发的反修例风波,推动群众上街的最根本原因,究竟是对“一国两制”的质疑,又或是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反扑?

田飞龙:我觉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在应对和解决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方面确实欠下很多功课,使得香港解决自身社会矛盾问题的时间窗口不断流失。公屋的计划,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均衡发展,青年人发展支持等等,都出现了严重的滞后和滑坡的问题,没有能聚焦解决,所以社会的积怨不断的累加,被整合卷入了政治的场域,以社会运动的方式不断激进地表现出来。所以香港问题的本质,我觉得其实是多种因素关联在一起的。

香港所谓有产阶级中饱私囊,自私自利捆绑政府政策的问题,其实是香港自治范畴内的问题,表明其实香港社会无论政府的管治能力还是社会自治能力还没有达到一个能够及时达成共识、采取政策行动的理性化程度。

北京其实是放手让香港去解决有关的社会矛盾,但它没有解决好,导致这些社会、经济、民生领域的问题叠加到政治领域,演变成一种对根本宪制秩序的反对,影响到国家安全和制度安全,这个时候北京肯定是要出手的。北京对香港问题的判断包括反修例风波的判断是从战略全局出发,因此采取这样一种先解决国家安全的法制化问题,然后再逐渐去解决教育、社会、文化、经济、民生问题,有一个轻重缓急。

北京的判断是有道理的,香港问题有多个层面,政治上“反国家”的制度风险是本质,危及爱国者治港的政治基础及“一国两制”的制度安全,而经济民生层面的政策错失既有反对派极力拉布对抗的负面效应使然,也有特区自治能力本身的短板所致,需要在解决国家安全与爱国者治港的制度安全的前提下凝聚共识,闯关突破,以合法及负责任的方式回应香港长期以来的“社会正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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