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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冠封锁隔离的新反思:方法不对,代价昂贵(组图)

2020-09-05 来源: 华尔街日报 原文链接 评论1条

为了应对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许多国家的政府采取了现代社会此前从未用过的严厉措施,即对日常活动加以严格而广泛的限制,这导致全球陷入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和平时期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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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约有相当于4亿个工作机会流失,仅美国就有1300万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今年全球产出将下降5% ,比金融危机时期糟糕得多。

尽管代价如此高昂,大多决策者们却笃信别无他法,将经济危机视作健康危机的一个衍生后果。他们尚未全面分析新疗法出来之前的常见风险和对策收益就下令关停非必需产业,让民众居家隔离。

没有时间收集这类证据,面对一种人类不了解、迅速传播的病原体,他们优先考虑的是拯救生命。

5个月过后,有证据显示,封锁隔离政策过于死板、耗费了高昂的经济成本。从政治角度看,这类措施无法长期实施至病毒被消灭殆尽。还有证据表明,替代策略可以用较低成本减缓疫情蔓延。随着疫情在美国各地爆发,一些专家主张决策者采取这些更有针对性的限制和干预措施,而不是展开另一轮破坏性的封锁隔离。

“我们正处于一场经济灾难的风口浪尖。”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詹姆斯·斯托克说,他与哈佛流行病学家迈克尔·米纳等人正在创建模型,研究如何既能避免死亡人数激增,又不必实行破坏严重的封锁隔离措施。斯托克说:“我们可以通过遵守规则来避免灾难可能产生的最坏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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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主要影响的并非患病的人,而是那些极力保持不生病的健康群体,如居家隔离的消费者和工作者,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或暂时停工的企业。其中许多都是自发的,因此无论政府是否限制,经济冲击总是不可避免的。

要把自发行为和政府命令所产生的影响区分开来并不容易。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奥斯坦·古尔斯比和查德·西弗森的一项研究显示,政府限制在美国消费者流动性下降中仅起到了12%的作用;而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家科萨利·西蒙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布鲁斯·温伯格领导团队进行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政府限制在失业情况中起到了60%的效力。

尽管如此,由于疫情与经济活动之间联系紧密,许多流行病学家和经济学家表示,不控制病毒,经济就无法复苏。“病毒将决定我们何时可以安全重启经济。”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于4月表示。7月下旬,美联储表示“经济的方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毒的情况走向。”

怎样才算是可接受的感染水平,这类说法留有相当大的余地,而感染水平又反过来决定要施行何种程度的限制。如果我们只能接受零感染,那么必须严格实行隔离,并且有可能要反复隔离,或者至少要等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案出现再解禁。大多数国家都拒绝了这种做法。

新冠之前,封锁隔离并非流行病防治措施中的标配,以前的防治措施主要是针对流感设计的。

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美国一些城市关闭了学校、教堂和剧院,禁止大型集会和葬礼,并限制了商店营业时间。但当时政府没有下令要求民众居家隔离,或是关停非必要产业。而之后最致命的1957年流感大流行期间,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此类措施,甚至学校也照常开放。

封锁隔离也不是一种现代的方式。加拿大的疫情指南得出的结论是,限制行动“即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是不切实际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7年全球性流感的社区缓解指南也没有建议居家隔离,或关停非必需产业,即便是对一场和百年前严重程度相当的流感,亦是如此。

因此,当中国1月封锁武汉及其所在的湖北省,当意大利3月实施全面居家隔离政策时,其他地方的许多流行病学家都认为这些措施没必要,反而会有坏处,且有可能无效。

到了3月底,他们改变了这个想法。意大利的医院里挤满了垂死的病人,他国民众观之心惊。新冠比流感致命得多,能够无症状传播,也还没有疫苗或有效疗法。

台湾、韩国和香港是大流行早期的优秀典范,展示了如何在不全面封锁隔离的情况下阻止疫情蔓延。其反应能力经受过2003年非典(SARS)、后来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禽流感的历练,他们迅速要求民众停止前往中国大陆,并进行广泛检测,隔离感染者和追踪到的接触者。这三个地区的民众很快开始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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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采取了另一种做法。政府没有采取封锁隔离措施,只是施加了一些适度限制,将患者数量控制在医院能够处理的水平。

根据摩根大通的数据,瑞典的新冠死亡率高于邻国丹麦,但低于英国,而付出的经济代价比这两个国家都要小。

瑞典目前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低。人们因此猜测瑞典追求的是群体免疫,即由于先前的接触或疫苗接种,能有足够多的人群获得免疫力,因此人际传播减少,疫情最终消失。至于达成群体免疫的临界点是什么,无论是在瑞典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尚无定论。

到今年3月,美国再想效仿东亚的检测与追踪策略为时已晚。美国疾控中心搞砸了最初的检测试剂研发和分发,检测能力有限意味着无数感染病例历经数月都没能被发现。特朗普对检测依旧轻视,时至今日,美国每查出一个确诊病例所做的总测试数还不到20次,而台湾和韩国在高峰时期则是超过5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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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策略也被排除了。3月中旬,英国放弃了这种策略,原因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一组专家预测,如果不保持社交距离,81%人口终将被感染,英国将会有51万人死亡,美国则会有220万人死亡。

这些估算数据可能过高。一些专家认为,不需等到81%人口感染就能获得群体免疫。尽管如此,这样的预测还是有助于说服英国和美国领导人实施封锁隔离政策。

然而,一开始他们的目标并不明确,大量术语令混乱局面雪上加霜。官员们有时说他们的目标是“弯曲”或“抚平曲线”,这些术语原本意思的是让传播感染趋势在一定时间段保持平稳,医院不至于被每天的高峰情况压得不堪重负。有时他们又把目标描述为“缓解”、“遏制”或“抑制”,这些词通常都可以换着用。

“几乎没有人尝试去真正定义目标,部分原因是决策者和流行病学家没有充分考虑如何用词汇去定义他们想说的或想要的。”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米纳说。

决定流行病传播的关键因素是再生数,即“R0值”:每个感染者平均能够继续感染多少人。当R0大于1时,新的感染持续发生,直至足够多的人口因感染或接种疫苗从而达成群体免疫。当R0小于1时,即便有输入性感染会引发疫情爆发,但新感染病例最终会降至零。米纳表示,缓解的目标通常是R0略大于1,而抑制的目标是R0小于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表示,美国没能解决“要缓解还是要抑制”的问题。他说,缓解意味着要接受有更多出现死亡病例来实现群体免疫,这是哪国领导人都不愿看到的。但如果是完全抑制,除非你坚持到底,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一些国家确实通过封锁隔离实现了抑制疫情。中国在湖北省消灭了疫情,随后抑制了在其他地方爆发的疫情,其采取的大规模隔离和监控措施在西方民主国家很难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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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实行了史上最严厉的封锁隔离政策,为期两个月。该国面积相对较小,地理位置相对较偏,曾经102天没出现新发病例。尽管如此,8月爆发的疫情促使政府重新实施大范围的限制措施。

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既没有中国的专制硬性手段,又缺乏新西兰的耐心。今年3月,当被问及封锁隔离是否会持续数月时,特朗普回答说:“我希望它消失得更快一些。”事实上,3月底时,他的公共卫生顾问建议再限制一个月就足够了。

4月中旬,他的公共卫生顾问针对隔离州何时应重新开放发布了一份指导方针,其中包括14天内病例数量下降,以及拥有检测和追踪流感症状患者的能力。“我们编写指南时的主要和完全驱动因素是美国公众的安全和健康。”福奇告诉记者。

但就在同一天,特朗普明确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经济:“长时间的封锁隔离,再加上经济被迫衰退,将对公共健康造成巨大而广泛的损害。”他说。几周内,他表扬了那些没有达到指导方针要求却重新开放的州,并在Twitter上发了“自由”支持那些反对封锁隔离的人。

许多共和党州长都将经济放在首位,一些比较支持封锁隔离政策的民主党人也在努力坚持着。3月19日,加利福尼亚成为第一个发布居家令的州,民主党州长加文·纽瑟姆表示,他的目标是“扭转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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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时报》报道,5月7日,他宣布了一个异常雄心勃勃的目标:只有两周内死亡人数为零、每万名居民中新冠患者不超过一例的县才能提前重新开放,而该州95%的地区无法达到这一标准。

纽瑟姆表示将由科学和数据来决定何时取消居家令。经济与社会压力很快出现了,各县官员催逼他放宽标准。5月18日,他做出让步,放弃了无死亡要求,并将病例数量限制提高到每10万人25例。

各县很快开始开放。一个月后, 加州病例再次开始激增,远超之前的高点。

“我不会说我们的策略真的有改变。”加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马克·加利说,“我们需要将(感染病例)降低到我们的系统能够处理的水平。”

加利表示,他们探讨过采取像新西兰那样全面抑制的方法,但这需要从早期开始全国齐心协力,在各地观点迥异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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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指出,封锁隔离对家庭、经济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很重要。他说:“当你看到失业人数不断攀升,企业不仅每周都受到威胁,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再开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些事。”

哈佛大学的米纳表示,美国从一开始就可以选择经济优先,就像瑞典那样,接受一部分人的死亡,或者也可以选择健康优先,保持封锁隔离状态,直到新发病例减少到检测和追踪可以控制新的疫情爆发的程度,就像罗德岛等东北部一些州所做的那样。

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两者都没选。米纳说,结果就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经济遭受损害,人们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摇摆不定,慢慢地许多企业都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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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个月以来的经验表明,我们需要一个替代方案,只使用那些被证明能够最大限度地挽救生命、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和社会混乱的措施,而不是封锁隔离。“强调重开那些经济利益最高而风险最低的。”米纳说。

例如,保持社交距离政策可以考虑不同年龄段的不同风险。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尤其致命。自由市场智库平等机会研究基金会称,疗养院的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0.6%,却占新冠死亡人数的45%。该机构表示,更好地隔离这部分群体能够以很少的经济代价挽救许多生命。

相比之下,今年死于新冠的儿童数量要少于流感。瑞典大多数学校仍然开放,荷兰的学校5月时重新开放,对这两国进行的研究发现,教师面临的风险并没有高于总体人口。这表明,在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在疫情高发地区之外重新开放学校,不会使疫情恶化,同时也能减轻在职父母和孩子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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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公司估算,如果学校要明年1月才重新开放,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将损失一年的教育机会,这意味着他们的终身收入将减少4% 。

米纳等人的研究表明,“超级传播者”事件对感染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在人员密集的室内聚会中聊天、唱歌、叫喊,例如婚礼、体育赛事、宗教仪式、夜总会和酒吧等场合。

在日本,酒吧和餐馆占新冠聚集型感染(即出现五个或以上病例)的16%,而工作场所仅占11% 。酒吧、餐馆和赌场占路易斯安那州多个病例爆发感染情况的32% 。

口罩可能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外科医生总会几个月来都不鼓励佩戴口罩,尽管此前疾控中心提出指导意见称口罩可以通过防止佩戴者传播疾病来限制疫情传播。

4月初,德国耶拿市要求居民在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工作场所佩戴口罩。不久后感染停止。IZA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估计,与同类城市相比,口罩减少了40%到60%的感染增长。

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克劳斯·韦尔德表示,全国人民佩戴口罩有助于德国经济恢复正常,同时也能保持较低的感染率。高盛估计,在美国采取全国性的佩戴口罩政策可以代替麻烦的封锁隔离措施,能节省5%的国内生产总值。

一些流行病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加大检测力度可以在还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帮助安全重启经济。罗默估计,美国每花费10美元进行检测,就能恢复1,000美元等值的经济活动。

米纳指出,任何人都可以在几分钟内使用试纸检测唾液样本中的病毒。他说,这种方法虽然不够精确,但比把样本送到实验室要快得多,也便宜得多。如果疫情高发地区50%到60%的人每隔一天能进行一次这样的检测,疫情就可以得到抑制。

米纳和斯托克的团队根据五大人口群体和66个经济部门的联系频率和易感染程度,设计了一个“智能”重开计划,假设大多数企业使用行业指导方针重新开工,包括遵守社交距离、保持卫生状况和在家工作,学校重新开学,要求戴口罩,教堂、室内运动场所和酒吧仍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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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他们估计,与立即取消所有限制措施相比,这种方式将使美国今年年底前的死亡人数减少33.5万人。他们表示,相比实施第二轮封锁隔离,该计划能帮助提高10%的经济产出。

“如果采取所有这些措施,将为经济重新开放留出很大空间,而且死亡人数会很少。”斯托克说,“经济停摆是一种很生硬且代价高昂的做法。”

美国南部和西南部已经进行了一些针对封锁隔离的实时实验。亚利桑那州在3月实施了一项居家令,并于5月初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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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激增时,共和党州长道格拉斯·杜西拒绝重新实施限制政策或要求民众佩戴口罩。随后,他最终允许各个城市要求佩戴口罩,又关闭了酒吧、健身房、电影院和水上公园等,并要求餐馆的接待量不得超过50%。政府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并强烈建议佩戴口罩。但他并没有封锁整个州。此后,病例数量和住院人数急剧下降至5月初的水平,甚至更低。

同样,加利福尼亚州也在7月中旬叫停了餐馆、酒吧、博物馆、动物园和电影院的室内活动,但并未像3月和4月时那样发布居家令,禁止户外活动,或暂停选择性手术。病例数量已经开始下降,而住院人数自7月高峰期以来下降了35% 。

“3月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戴口罩的好处。”加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加利说,“说明在室外要比呆在室内好的证据非常有说服力。”他说,与4月相比,“我们了解了更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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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1)
陶仔
陶仔 2020-09-05 回复
....说真的我觉得从根本就不对,我觉得是一个自私的特朗普政权和一群为美国为人们的科学家的矛盾造成这场灾难,因为为人们科学家的要求和行动造成特朗普的利益冲突所以选择了控制政权的特朗普自私的选择,而现在因为要有所迎合科学家才是特朗普最大利益的选择所以做出更变,从根本来说全都是特朗普控制的政权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特朗普服务,而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一个目的特朗普的利益而这才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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