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一天上三次热搜的她们，为什么让万千女孩如此疯狂？（组图）

大家好，我是田静。

感到无力的时刻太多了，坏消息总是扑面而来。一年前，我发了条朋友圈：期待有一天，大部分女孩不再对安全话题和性别议题感兴趣。那时，女孩们才是真正获得了制度上的保护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吧。很多女孩表示赞同。

可这一天到底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至少很多时候，身为女性的我，还是会感到恐惧。我常常在思考，我们真的能靠自己的努力，去规避和化解所有的问题吗？很难。如果社会制度和结构不发生改变，那么我们的努力，就像在沙滩盖房。

可刚刚过去的一周，又给我们看到了一丝曙光——来自两会。今年两会上，女性话题开始关注了起来，关于女性的声音也多了起来。即使这些建议无法立刻实施，但至少那些潜伏着的问题是在被讨论和正视的。这件好消息，我必须要让你知道。

01.关于职场

我要先告诉大家一个可能会令你意外的数字。在中国，高级管理岗位上的女性，占比不到10%。中国女性的总体收入，低于男性17%。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只有3%到4%的公司主管为女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绕不开女性在职场上的一大阻碍——生育。

生孩子虽然只要几个小时，但生育之后长达3个月的产假，让很多企业都不愿意招聘女性员工。 

从短期来讲，产假当然是好的。可以让女孩在生育后恢复身体。可从更长远、宏观的角度来看，产假越长，女性就业越困难。

也许年轻的女孩们还没有在职场上感受到性别歧视。但随着年龄增长，“什么时候生孩子”会逐渐变成面试环节的一道题。有数据显示，女性在求职应聘中，被问到生育问题的比例高达72%。那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减少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呢？

今年，全国人大代表庹庆明提出建议，把“男性配偶陪护假”写进《劳动法》第四章“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中。并且男性配偶陪护假不得低于20天。只有当男女性共休产假，才能减少企业优先雇佣男性的现象。不止是庹代表，全国人大代表长冷友斌也提出了建议：为幼龄夫妻设置带薪育儿假。

△ 建议设立带薪育儿假既

有利于纠正职场上的性别歧视，还可以让男性分担一部分的育儿责任。改变丧偶式育儿的现象。其实，这项建议并不只是提提。2020年，湖北省、辽宁、福建都在实验男性育儿假。而女性在职场遇到的不公，不仅仅是生育。

全国政协委员蒋颖觉得，这更是一种观念问题。在不成文的规定里，很多岗位都有一个“性别标签”。比如大家会认为，行政、后勤、财务、人力资源是女孩做的，而战略、生产、技术方面更适合男性。这种思维定势，当然会影响女性在职场的晋升。于是，蒋颖委员提出：应该帮助女孩们创造出更加公平的职业发展环境。

△ 增加女性在职场决策层的占比

具体怎么做？蒋颖委员给出了建议。比如，建立女性导师机制。为女孩们提供有针对性培训等方式，创建性别多元化的企业文化。比如，为女性创业者设置优先的融资和项目孵化的通道。比如，让男性更多参与家务劳动。除了生育和观念的问题，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也是女性就业的一大拦路虎。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很多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分男女的。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女生的录取分数线要比男生高很多。

△ 男女生分数线差异

这是为了平衡男女学生的比例。但无可避免地让女孩的教育资源被剥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邓丽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她提出建议，我们需要明确规定，除了国家规定的特殊专业外，不可以拒绝录取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

△不能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条件只有当教育资源、就业机会真正平等，才能让女孩处在更加平等的地位上。

02.关于家暴

家暴问题我们讨论了很多。人大代表陈坤曾在村妇联工作了六年。她看到了太多被家暴的农村妇女，这些女孩们被打的原因千奇百怪。有些是因为丈夫喝酒、赌博；有些是丈夫嫌妻子唠叨；甚至连妻子赚钱多，让他们没面子，都能成为女孩们被打的理由。

每当这个时候，丈夫就会用拳头解决问题。陈坤代表还见过，有的女性因为在县城上班，稍微打扮一下自己，也会遭到丈夫的毒打。可是陈坤接着发现，这些被家暴的女性，几乎都忍着，不报警。有的妇女即使报了警，派出所出警教育了男方，如果又把他放出来，丈夫会觉得没有面子，回家不到半小时又开始家暴。

陈坤代表一直在思考，到底怎么样，才能帮助这些被家暴的农村妇女?她发现，我们存在的问题是：宣传对象很单一。我们只注重了对广大妇女的宣传。但家暴的真正主体是中青年男性，他们才是真正应该被教育的人。所以，陈坤代表提议：要加强对男性的反家暴宣传。

△ 加强对男性主体的反家暴宣传

有的男性没有固定职业，没有单位的约束，要加强对他们的反家暴宣传。

其次，建议民政局将反家暴宣传纳入到婚姻登记过程中，在结婚登记前向新人解说家暴的危害，以及被家暴了之后如何维护合法权益。最后，将干预家暴纳入社区民警的警务考核。在我看来，这些建议都比那些“被家暴了你就离开他！”“家暴只有一次或者无数次”更有效。

被教育的应该是施暴者，而不是被施暴者。事实上，今年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第五年，虽然这些年里，大家对家暴的认识越来越健全，但被家暴的女性比例依然高达30%。为什么呢？因为家暴的成本太低了。

全国人大代表黎霞在裁判文书网上梳理与家暴有关的裁判文书。她发现在一起起家暴案件中，受害人想要证明家暴非常困难。即使法院认定一方实施了家暴行为，家暴行为人被判决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也非常低。从这些裁判文书看，即使施暴者被判，承担的赔偿金额也只是一万元左右。低则几千元，高则两三万，超过四万元的赔偿金额少之又少。

在法院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家暴行为人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意味着家暴需要付出的代价太低了。根本不会对男性起到威慑作用。基于此，全国人大代表黎霞还提出建议：离婚分割财产时，对家暴者少分或不分。不仅如此，在涉家暴案件的审理中，应提高施暴者对被施暴人的赔偿标准。

03.关于身体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抑郁症被大家当作矫情，想太多。孕产期的抑郁症，也从来没有被大家当作一个问题。相反，会被解读成女孩们“想太多”，“自己给自己找事”。全国政协委员冯丹龙发现，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统计过，在发展中国家，15.6%的孕产妇会经历的精神障碍，且主要为抑郁症。而我国孕产妇有抑郁问题的达到近43%。

2020年国家卫健委发现，孕产妇是抑郁症的重点人群之一，将产期抑郁症筛查，列入到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流程，为孕产妇女提供专业支持等。但冯丹龙发现，这些实施的细则却从来没有出台。比如筛查时间，筛查次数、转诊制度、筛查及治疗费用支出来源等都未明确。

针对这一问题，冯丹龙提出建议：把产期抑郁的筛查、诊断及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扩大专科医院的孕产期心理门诊，在有条件的省市设置孕产期心理服务诊疗中心或专科门诊。冯丹龙代表的这条建议，不仅仅关心了女孩们生育中的生理痛苦，更是在关注她们的心理健康。

△ 冯丹龙提出分娩前后抑郁症筛查

毫无疑问，生育对女性来说，带来的伤害是百分之百的。但是非法代孕组织依然在地下猖獗，而且惩罚措施并不明显。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发现了这个问题。蒋胜男代表认为，代孕市场是一个潘多拉盒子，代孕的本质就是对女性的物化和歧视。一旦打开就收不拢了。女性不应该是行走的子宫。于是她提出，明确将非法代孕行为归于刑事犯罪。

△ 蒋胜男提出代孕绝不可开放

女孩的健康问题就这些吗？不仅仅是。我们常常提到女孩需要被关注的四个时期——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但我们却忽略了更年期。全国人大代表李先兰说，有医院曾经对广东省上万名的40～65岁的女性，做过更年期相关问题的调查。结果发现，有更年期不适症状的妇女比例超过70％，不仅仅是身体、还有精神神经系统等很多方面。但目前社会对妇女更年期的认识还远远不足，对女职工更年期身心健康的关注亟待进一步加强。

△为更年期女性设置带薪假

于是李先兰代表建议：为更年期妇女权益保护提供法律基础。比如，在劳动法中，为更年期女职工设立每年定期的“带薪关爱假”。并在企业内开展妇女更年期相关的讲座、义诊，以及有利于更年期女职工舒缓压力。

04.女性的声音越来越多

我们知道，每年提出的建议虽然不一定能够即刻被实践。但至少说明，越来越多的女性问题被看到，被讲述，被正视。特别是这两年，在两会上关注女性的声音越来越多。我本以为这是一件值得鼓舞的事情，但是当我看了评论，当代表们为女性争取平等就业的机会时。有人却在侮辱女孩们：

甚至直接开始进行人身攻击：

但更多的评论是女孩们在新闻下面互相鼓励：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因为人大代表中女性的比例越来越多了。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共有2975名人大代表，其中有2233名男性，742名女性。女性的占比达到24.94%。但在2003年至2008年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中，女性代表所占的比例只有20.2%。全国人大的女性代表比例，明显在提升。

△ 人大代表男女比例

而且根据年龄分析，我们会发现，50后和60后的代表中，女性代表要远远少于男性代表。但从70后开始，到80后、90后，男女的比例正在变得越来越平等。△ 各年龄层的男女比这不仅仅是时代的变化。更是各行各业的女性在自己的领域努力一点点争取来的。那些率先站在高处的女性们没有成为旁观者和局外人，她们还在为所有的女性发出声音。试图从制度上和结构上为女性争取更多的利益。她们现在关注这些问题，正是为了将来的女孩们不用再关注它。

现在提出这些建议，正是为了以后不再有机会提出建议。希望将来的某一天，女孩们不用因为自己是女孩，而担心暴力，担心被拒绝。她们终将会活得开心，快乐，无忧无虑。别让这一天太过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