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婚姻市场”里的终极鄙视链(组图)
上海的人民公园,新中国成立后曾是市民生活绝对的中心。近几十年里,功能一层一层剥离,城市庆典、孩童、年轻人渐渐离开人民公园,最后只有老年人会聚在这里社交,甚至制造了奇观相亲角。
记者|刘敏
摄影|黄宇
“全世界顶大的人民公园”
工作日的下午去人民公园,花2块钱,乘坐71路车是最快的,这趟车在上海有自己专属的公交车道,其他小汽车禁止驶入。我们今天赶上的这趟是红色旅游专线,乘务员别着话筒,像导游一样讲解下一个站点:“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会议的召开地……”
“你支付宝有吗?先找‘出行’,再点这个……”话筒传出的信息突然变了,乘务员发现有人找不到刷卡的二维码,把手机拿过来开始教学。车上的老年乘客居多,临近南京西路,大部分人呼啦啦都下了车。
“下一站终点站黄陂北路,请全体乘客做好下车准备。朋友们,本站可前往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该馆建筑建于……”
车上还剩下三个乘客,是作家王占黑、btr和我。我们像三个无事可做的游民,在终点站晃下了车,踏上了上海人民广场,再走5分钟,就到了上海人民公园。周三的下午,阳光明晃晃的,能看清空气中飘浮的法国梧桐的毛毛,吸到鼻子里,引得人连连打喷嚏。
这是上海地理意义上的市中心,但这里并不是上海的热门景区。紧贴着人民公园,这里还有上海市政府、上海大剧院、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上海博物馆——这周围没有居民区,也看不到黄浦江。抵达这里要坐地铁,或者步行穿越过巨大的绿地和广场,普通的上海市民和更喜欢外滩的外地游客,因此并不常来人民公园。
跳舞的三位老姐妹和聊天的三位老姐妹,年纪大约相差二十岁
上海的人民公园有些特别。这座公园没有人工湖,无法划船;没有大片绿地,无法遛狗、打飞盘。儿童游乐区很小,游乐设施都是陈旧的式样,小火车30元转三圈,一下午都没怎么开动。跟国内其他小城市恨不得把所有功能都塞进去的人民公园完全不同,上海的人民公园也没有动物园,没有露天茶社,没有跳舞的小广场。眼下这里的功能非常单一:在上海绝对中心位置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小绿色园林。
这里又处处有时间累积的痕迹。大门上“人民公园”四个字是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题字;附近有一个小屋挂着白漆美术字的牌子,写着“人民公园治安联防队”。上海人btr说,联防队过去是抓卿卿我我的情侣,禁止人乱搞男女关系的,现在牌子没变,工作内容早变了。
人民公园是1952年10月1日开放的,再往前数,是1862年被英国跑马会圈占的跑马场。这片土地是百年史的折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德国将军在跑马厅检阅驻上海的外国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军队在这里举行庆祝大会,万国商团常在这里出操;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驻扎跑马厅,抗日战争胜利后,这块土地又变成了美军军营和美军剩余物资的仓库。上海解放后,跑马厅终于收回到上海人民手里,1951年,宣布要在这片区域建设人民广场,北部辟建为人民公园。
赛马赌博销金窟的痕迹,今日已经荡然无存了。人民公园像一个当代历史化石的沉积层:一个圆滚滚的石头上写着“南极石”,1985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科考队把乔治岛上一块2吨重的石头运回上海,“献给上海人民”;附近是一组海派名家印章刻石,上面刻写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走几步还有一个4米高的、巨大的张思德雕像。
为了来人民公园,格外精心打扮的老爷叔
我们散步走到了公园的假山上,三个老年人坐在僻静处,其中男女相互控诉:
——你去医院看病,还不是我给你出的钱?
——你一共拿了多少了?2000块都不到,这钱我还给你!
第三个人让他们不要吵了:两口子过日子,看病的小钱都要吵来吵去,这像话吗?你们俩离婚算了!离婚你们甘心吗?
这对男女不语。
我们偷听完这对男女的对话。遇到报刊栏,又读了一会儿《解放日报》。我们趴在茶室的玻璃上,看了一会儿里面爷叔们下象棋,发现桌子上都有一个计时器,走一步,戴着金表的爷叔就要按一下,每个人下棋的神情,都是把这当作此刻最重要的事情。
btr悄悄指着两个紧紧靠着的老年爷叔问:“你说,他们像不像‘小花旦’?”王占黑笑笑,不置可否。2020年,王占黑出了一本中篇小说集,叫《小花旦》,第一篇的主角外号“小花旦”,也是个中老年爷叔,他来自嘉兴,是一位剃头师傅。
小说中的“我”,看起来就像王占黑本人的复刻。王占黑2010年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自此从嘉兴搬到了上海,生活至今。她出过三本小说集,《空响炮》《街道江湖》《小花旦》,每一本都写了很多爷叔、阿姨的故事。许多人物就取材于她从小生活的工人新村,在这个社区住的叔叔阿姨们很早就下岗了,他们从纺织厂、钢铁厂等各种厂的流水线折返回来,“男保女超”,男人做保安,女人大多在超市做理货员、收银员。王占黑笔下的小花旦,以前是缫丝厂的男工,下岗后,开美发店,给阿姨们烫头。小花旦总坐绿皮火车来上海,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人民公园。
“每座城市都有一个人民公园,如同每座城市都有一条中山路、一所光明小学和若干间便民理发店一样,它们是自己城市里的基本元素,就像人缺不来肝肺心脾肾一样。人民公园就是一个肺。所有人都可以走进来,在公园里畅快地呼气、吸气,把阳光和四季轮换的花的香味吞进去,吐出口香糖、塑料垃圾袋、狗粪和隔夜老痰。人民多的地方,人们的吞吐量大,人民公园就要相应地大。上海的人民公园,按小花旦的话讲,是全世界顶大的人民公园。”
80年代的国庆烟火
四五十年前,人民公园,确实在上海起到过“顶大”的作用。这里是上海市民生活绝对的中心。
几天后,我找到了72岁的作家郑健。郑健和上海人民公园同龄,退休前是电视台的资深编导。他一张口就说:“我小时候从来不去人民公园的。”小时候郑健住在徐汇区,徐汇区经济好,资源丰富,少年宫、公园都发达,“只有资源不足的区会跨区解决问题,闸北区、杨浦区公园少,他们才安排学生到市中心人民公园来春游”。
上海市民来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大多是为了一种公共的城市生活。
郑健读小学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10月1日,全市人民都要搞庆典大游行,工人、农民、学生,从自己的单位集体出发,走到人民广场,再各自散去。
更热闹的是七八十年代的国庆烟花。10月1日那一天,人民公园关门不对外,解放军在公园里放一排礼炮,从公园里打向天空,市民们早早就在周围的马路上抢好位置,把四周的马路全堵得水泄不通。
80年代时郑健正在电台做记者,1984年的10月1日,他一大早跑到了公交公司,要给他们做一个特写报道。当天下午3点,全市交通管制,所有公交车都要提前收车,80年代没有地铁,也没有私家车,公交车停运,就是全城公共交通的静止,把马路留给蜂拥到市中心看烟花的市民们。
徐家汇公园,一个老年京剧队正准备上台表演
当年的公交公司,就在71路公交车终点站附近,总调度室是个小隔间,摆着地图和两三部电话机(当年副市长的桌子上不过两部电话,一部本地的,一部打外地长途)。下午2点,收到“国庆办”电话指令,下午2点50分起,各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一律不准再开进来。哪怕就地停车,也要放下乘客,抛在那里,再想办法。
硕大个城市,过江之鲫一般的公交车流说停就停,哪里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时隔40年,郑健的回忆依旧鲜活。司机和乘客们为封路争吵不休,调度员被吵得只能往调度中心打电话求助。郑健跟着调度室的员工,开着唯一一部吉普车出门,很快就被人流困得无法行进,马路上全是步行来市中心看烟火的人,他把手伸出窗外,拼命敲车门,嘴里不停喊:“对不起,让一让!让一让!”车子才能在市民的白眼中缓缓移动。
从福州路到大世界,是西藏路看烟花的最佳地段,到了夜里,整段马路都坐满人,人人屁股下面垫张报纸。郑健记录,刚刚下午3点多,偌大的人民广场就早已坐满。
最后的办法是让公交车改线,把无轨电车半空中的“小辫子”扯下来,搭到下一个路口垂直方向的另一条电线上。郑健自告奋勇去扯这个小辫子,他没想到,女售票员灵活扯拽的电车小辫子竟如此之重,他抓住小辫子,七对八对,总是对不准,跟着车跑,整个人的重心都摇摆不定,半天也对不牢,浑身衣服全被汗湿透,周围的市民看着他嘲讽、发笑。
在人民公园里读书的老年人
终于回到公交公司,郑健一头睡着,再醒来,烟火快要结束,新的战役打响,总调度王海宝一口哑嗓,通知人民广场附近的车队,准时回到站点,保证一刻钟有五六部公交车,迅速疏散人流。在没有实时地图的年代,郑健眼看着总调度王海宝像下盲棋一样,只靠几部电话,把看不到的几十台公交车排兵布阵,即时改线、转向,灵活地运走人民公园四周拥挤的乘客。
“他说的那些地名,我根本记不住。但王海宝太老卵了。我真的是一生一世认得伊。”郑健说。
在20多岁时,郑健日常也会来人民公园了,是为了学英语。
1979年,沐恩堂重新恢复做礼拜,这是座位于人民广场旁的基督教教堂。礼拜的听众大多数是信徒,也有像郑健这样,去蹭听英语布道的。江西插队回来,郑健去华东师范大学读了英语系,他总想找个地方练练英语听说。
周日上午,沐恩堂礼拜结束后,他和其他英语爱好者们就穿过马路,进人民公园的七号门再左转,围着一块小空地聊天。这里就是后来的人民公园英语角。再然后,外国人也来了,郑健们干脆不再去做礼拜,改成每周日早上直接来这里练英语。他还托海关,或者在虹桥机场上班的朋友,从机场垃圾桶里捡外国旅客随手扔的英文杂志,《时代》《人物》《新闻周刊》,拿回来还要在英语角的小圈子里再传阅几圈。
当城市经济文化急速发展后,人们就不需要事事都跑到城中心来。人民公园的公共功能、园区的面积,也逐步被蚕食削减了。
1995年,上海地铁1号线工程竣工,地铁借用了人民公园绿地3000平方米。2000年全面整修后,人民公园的总面积,已经从开园时的260亩,缩减到了150亩,接近原来面积的一半。
人民公园里练习打腰鼓的老年人
国庆大游行、国庆烟火的传统取消了,线下英语角如今也被更方便的学习方法取代。郑健退休后,几乎从来不去人民公园了。
上海几乎是全国公园资源最丰富的城市,每个区都有大量的三角绿地,和小型的“口袋公园”。现在如果一个年轻人要去公园游乐,可以去迪士尼公园,也可以去免费的中山公园、鲁迅公园、长风公园。到了夜里,还可以去最时髦的复兴公园——公园里的钱柜KTV已经改成了夜店和酒吧,到了夜里10点才开始热闹。2023年的上海万圣节变装秀,让复兴公园整整一周都占据了社交网络大热门,相比之下,人民公园的日常实在太过平淡了。
电视剧《繁花》播出后,国际饭店的蝴蝶酥又一次爆火了,大半年过去了,店铺门口至今每天都有超过100米的求购长队,人们排队时都在刷手机,却很少有谁对马路对面的人民公园感兴趣。
公园里的时代滤镜
对人民公园的眷恋,像是一种浓厚的时代滤镜。
“小花旦在上海的时候,去过哪儿,我并不全知。有时他会发一张带照片的彩信给我,起初里面永远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加一个叉腰的人,他从不买票进去,只在门口作80年代风范的合影留念,两条细长的腿摆出一个工整的‘八’字。彩信里不写字,我懂他的意思,这里很好玩,你也去一下。确实,几幅眼熟的背景,我在头半年的周末也一一去过了,只不过没舍得花钱发彩信给他看,可我却舍得花那些门票钱。唯一发过的,是一张中国馆的照片,因为小花旦一直没有去。后来世博会结束了,很多展馆随意开放,我一下收到了好几张小花旦的照片。大大的房子,小小的人。我懂他的意思,看,我也去过了。”
老年人的自带音响声音极大,一些公园甚至会对噪音实时监测
王占黑笔下的小花旦,时钟已经拨到了2010年。那一年上海举办了世界博览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世博会的吉祥物叫“海宝”,蓝色的抽象玩偶,人字形,有两只手,有一对儿大眼睛。那几年,全上海到处都是海宝的形象。
王占黑儿时生活在嘉兴的老社区里,邻居都是同一个工厂的同事,下岗之后,无钱搬迁,眼看着这一代人逐步衰老。在上海工作后,王占黑能租得起的房子,也是上海的老社区,4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一走进去,气氛和格局,都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再一打听,此前这正是一个80年代的纺织工人宿舍。
这些楼房,和在里面生活的老年人、新老年人,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日常要去哪里?
人民公园里的游客几乎都是老年人。
逛公园那天,我们几乎没看到什么同龄人。绝大多数游客都是50岁以上,两个老年男性紧贴着坐在凉亭里,对面一个男人在初夏裹着军大衣,躺在水泥椅子上呼呼大睡。儿童游乐区没什么孩子,一排电动轮椅从角落里鱼贯驶出,老人们表情严肃,像一个车队。
我们在长廊里站了一会儿,和旁边一位老年男人搭上视线,他开口说:“我会唱意大利语歌。”说着翻开手里的唱谱,指着扉页上自己的名字(朱某某),让我们可以上网去搜他。他又突然说:“我儿子35岁,交大的研究生,到现在还没成家。”
btr说,他在上海的其他公园也常见到这个老人,老人会唱一首日语、一首韩语、一首意大利语歌,再多,似乎也没有了。
我小时候总去公园的,王占黑说。嘉兴也有个人民公园。2000年时,她的父母在嘉兴的人民公园找了份生计,是给游客拍纪念照。
人民公园里的儿童游乐区
90年代那一轮下岗潮,王占黑的父母都失去了工作。他们在嘉兴人民公园里租了个绿色的铁皮亭子,拍游客照谋生。铁皮亭里塞满了《还珠格格》风格的格格服、小公主裙、洋伞、小马车和毛绒玩具。外面的大广告板上,是同一个小女孩抱着这些道具在公园里到处拍照,那都是小王占黑。
绿铁皮亭子连着有七八座,小学生王占黑也看得出来,亭子之间关系紧张,大人们每天都在相互抢生意。她自己的人缘倒是变好了:每天放学都有三四个同学跟着她一起来公园,傍晚游客稀少,孩子们跟着小王,钻进空闲的游乐场里,爬绳索、跳蹦床,都不要钱。
到了五一、中秋、国庆这种节假日,公园里人流暴增,父母忙着去揽客,小王的每个假期都坐在那里看守铁皮亭子。友谊树、人工湖、脚踏小鸭子船、假山、茶室、卡拉OK,千禧年的游客无处可去,就在人民公园里合影。游客照3.5元一张,拍完胶卷,回家冲洗,加钱可以套个塑封,几日后寄出或上门自取。
这种生活持续了四五年,傻瓜相机出现,父母又一次失去了工作。
4月末,人民公园里已经是夏日景象
她的父亲老王,也跟其他爷叔一样,去做了传达室保安。但她瘦小的妈妈是个有执行力的女人,考过A本驾照,曾经做过长途货运司机。关掉铁皮亭,妈妈去开公交车,一直在公交公司工作到退休。
在公园的那段时光快乐吗?从收入来讲,那是王占黑家里生存状况最稳定的一个时期。可具体到父母身上终究是辛苦的,这对中年夫妻总要头一天做好饭带到公园来吃,早出晚归,从不舍得在外面订盒饭。
有许多游客的照片一直积压在家里,无人来寻。留下的还有一大摞摄影器材的周边产品,有一款2002年柯尼卡相纸做的小笔记本,封皮是祝贺中国男足踢入日韩世界杯,王占黑有几十个这种本子,至今没用完。
回头想,父母的摄影没有技术可言,多年后王占黑再看妈妈的手机摄影,觉得无论构图和审美,都跟任何一个老年阿姨没有区别。唯一遗留的痕迹,是妈妈帮别人拍照时,一定要指点几下:你再侧侧身,对,头再转过来一点。
几天后的周末,我自己又一次回到人民公园。很早就知道这里有周末相亲角,但没预料到是这么人声鼎沸的场景。
9点钟黄河路大门进来,几百位老年人坐着小马扎,已经把花坛边、廊道下和周围小路上占得严严实实(当年看烟火,恐怕就是这样的人流密度)。每人面前一张A4纸,手写或打印,是他们子女的信息:
“沪男,本科,网络工程师(有独立婚房,静安),求沪女,工作稳定,不要胖。”
“新上海人,男,身高1.76米,父母上海退休,有房两套(上海普陀区),上海女孩面谈,家中如果有狗有猫不要。”
“独生女,89年,沪籍,国企工作。觅,1.73米以上,稳定工作,有责任心的男生。”
“男孩(沪),1983年,国企,质量管理,杨浦区五角场婚房。不考虑新上海人、有婚史者、单亲家庭。”
“短婚未育男,离异男,未婚沪男,310男。”
“独生女,女儿(沪),沪女(博士),上海未婚独生女。”
看了一圈简历,仿佛集体通货膨胀,年薪三四十万比比皆是,必备婚房。都是最光鲜的信息贴出来。
雨中的人民公园相亲角
2005年开始,这里就有相亲角,一开始简历贴在纸上,后来变成乐谱架,现在最常见的是一个纸袋子撑开,在上面架上简历。人民公园老年人“白发相亲”的场景在十几年的社交网络上反反复复翻红。
我走在路上,不停有老人迎面就问:“小姑娘,你是几几年的?”他们也未必是在为自己的儿子择偶,很多人实际上是婚姻中介。
现场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不是来相亲,是来看热闹的,直白地把猎奇写在脸上。还有不少是外国游客,他们把这当作上海周末的一个旅游胜地,一个marriage market(婚姻市场)。
“这不是market。”我试图纠正一个俄罗斯视频博主的用词,女孩立刻把镜头对准了我:“这里的成功率高吗?中国父母为什么这么着急让孩子结婚?他们见面时,会拿体检报告吗?万一对方有精神疾病怎么办?中国人结婚前会检查身体吗?……”
我也不知道答案,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吸引了周围游客,小路口上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是个卷发阿姨叫嚷起来,她跳着喊:“滚蛋!不要再拍了!滚!”另一个大叔立刻帮腔:“拍拍拍,拍什么!没完没了了!”
公园保安拿着红色大喇叭,开始驱散这个小小的人群,他让俄罗斯女孩和摄影师收起机器,又小声说:“这些家长都是瞒着孩子出门的,你们拍视频,回头他们不是露馅儿了吗?”
我最终在一个角落里站定,旁边坐着的爷叔看了我几眼,主动问:“你也是来找对象的吗?”
爷叔70岁,江苏无锡人,他来上海玩,周末就带着一张简历,出门给32岁的二儿子找对象。他儿子做程序员,每晚10点下班,周末也加班,没时间找女朋友。
儿子春节带他去迪卡侬买自行车,试骑的时候,无锡爷叔拍了张照片,隐藏的小心思是拿出来相亲。女孩家长问起,他每次都要翻半天微信聊天记录,才能把这张照片翻出来,男生个子超过1.8米,长相周正,收入也不错。
他也是背着儿子出来的,但拿到了女孩的微信,还是要逼儿子去见面看看。“我们打断骨头连着筋,他还能不认我这个爸爸吗?”儿子接连跟两个女孩吃过相亲饭,一个复旦博士医生,一个重点高中老师,最后都没有下文。
有上海独生女的父母主动跟他聊起来,想加微信,无锡爷叔突然拒绝了,只是说“不合适不合适”。
“上海人很挑剔的,上海外面都算乡下人。江苏、浙江的他们还愿意接触,安徽的、山东的,加上东北的,在他们这里就是不行。”无锡爷叔说,刚刚那个家庭条件非常好,自己家比不了,后面也要矮人一头,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联系。
无锡爷叔有很强的倾吐欲,他说,相亲角的成功率极低,但父母们聚在这里也是抱团取暖——原来不只我自己为孩子的婚事焦虑。看到这么多同类人,这个周末也就舒心一些。
“那些征婚广告上写的条件,你真的信吗?”王占黑问我,“唱意大利语歌的大爷说自己儿子是上海交大硕士毕业,你信吗?他们要找的符合一二三四条条件的儿媳妇,真的能找到吗?”
几年前,王占黑去美国,住在移民黑工的群租房里,那些老人聚在一起也是要聊子女。有个老人说,他儿子是浙大硕士毕业,年薪很高,其他人跟着说,自己的小孩工作也厉害,在国内生活得很好。但这些在美国没有身份、躲躲藏藏打工的人,已经五六年都没能回国了。
“他们不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是很相信自己说的东西。孩子不是隐私,是他们能展示的人生要素,是他们放在桌面上聊天的资本。”王占黑说,黑工旅店和相亲角里履历的真假,我们怀疑,或者相信,都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对话,那些老年人要的也不是结果,就是一个最当下的体验,站在那里,跟人聊天,获得关注,获得幻想。
她笔下小花旦的故事就是一种幻想。故事中,他是一位声音细细尖尖的,离婚的爷叔。他来人民公园,是为了和一群性少数人群跳舞。“太阳照耀,每张脸上泛起大片小片的炽烈的亮斑,更显得头路清爽,油光满面,正是小花旦从前和我说过的,跳舞的人该有的样子。而树荫下的脸则为树叶的影子所遮挡,透露出一种毫不黏腻的快乐感。”
人民公园显然没有这样的变装舞蹈聚会,小花旦这个人物也是完全虚构的,他的性格,他的上海奇遇,他来女生宿舍给大家剪游泳头……这些当然都是假的,或者说,就来自幻想。
人民公园这个故事发生地,也是假的。事实上,王占黑对上海的人民公园并不熟悉。
上海有一种纪实和文学传统,是仔细书写上海的市民生活,比如大量依托实地的海派文学,比如像郑健现在以“畸笔叟”为名,每天在公众号更新城市故事。“你能想象到的门牌、路牌,上海都有人研究的,上海市是个自我意识很强的地方。”王占黑对比故乡嘉兴,家旁边的古桥,普通人完全不在乎它的历史,每天只是骑着自行车在上上下下。
上海对于王占黑,是一个笼统意义上的“大都市”,她是一个外来者,读书,毕业,进入全市最好的中学当语文老师,业余写小说,小说得了奖,版税不够生活,但她还是辞职了。做家教,做自由职业者,住在小小的出租屋里,有时写作,母亲生活在老家。
王占黑写要倒闭的大润发超市,写在郊区河里捞放生鱼的鱼贩子,写快递员,写一些不会出现在聚光灯下的人,写上海这个大城市里隐秘的、老去的人群。王占黑说,上海市民不想去人民公园,恰恰是小花旦这种人跑到上海,看到“人民公园”四个字,会觉得亲切,就像在一个陌生大都市找到了他熟悉的坐标。小花旦也会专门去找“嘉兴路”“嘉善路”,小马路因此也带上家乡的痕迹。
青年作家王占黑
《小花旦》中虚虚实实,最后埋了个真实的梗,是“海宝”。王占黑几年前在豆瓣上发起过“全球寻找海宝”大赛,已经收集到了1000多份投稿,海宝已经14岁了,它的雕塑被移到市郊,纪念地铁卡被用得面目全非,贴纸被晒得发白,有人发照片:爷爷的户口本页上还有海宝的印章,今年拿去盖上“死亡”印章,海宝再也不好笑了。
小花旦故事里,他在上海的各处,一一拍下角落里的海宝,像寻找一位被遗忘的知心老朋友。探望重病的老友时,一张一张翻手机相册,“城市是万分陌生的,大家努力搜索某个熟悉的身影。他们看到了海宝,发出惊喜的呼叫,海宝朝他们笑,他们也便笑了”。
72岁的人民公园,14岁的海宝,都是上海这座大城市曾经轰轰烈烈的明星。它们最鼎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变成了时代的印迹,也正是这种气味,会吸引一群同样行走在聚光灯外的人,互动生发出新的关系。
王占黑有一次跟btr一起走在苏州河边,桥洞下面看到一个穿皮衣跳舞的爷叔,跳硬核的探戈。看到他们举起手机拍,爷叔不但没有说不要拍、不要拍,而是跟王占黑说:“来,我跳给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