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富汗到波斯湾——美国20年四促伊朗“被崛起”

▎本周在德黑兰举行的葬礼游行期间，哀悼者们聚集在街头，手中举着在战争中丧生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他的继任者穆杰塔巴的照片。图源：纽约时报

作者 |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 马晓霖

尚未结束的波斯湾战争成为一座新的历史里程碑。其最大意义在于，它不仅见证了世界唯一霸权美国的重大军事与战略挫折，而且正从多方面重塑世界和中东的力量格局、安全体系和治理模式，并导致伊朗以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快速再次崛起，变为让波斯湾周边国家瑟瑟发抖的世界中等强国和地区军事大国甚至中东超级强国。

沿历史纵轴回溯可以发现，这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美国一手造成的尴尬局面，也即面对“建政即为敌”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两党政府过去20多年的一系列中东政策的设计失误或顾此失彼，在不经意中使自己南辕北辙，走向遏制伊朗伊斯兰共同体制的相反方向。美国相继通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和波斯湾战争，导致伊朗的地区对手相继被削弱、被推翻，伊朗的作用被放大、被确立，最终实现了伊朗的四次“被崛起”。

“被崛起”并非主动崛起，这个结果并非单纯由伊朗自主发展和自我壮大所致，而是美国一系列战略错误或政策错配所致。这一系列错误的起点，始于“911”事件为标志的反恐时代，始于美国发动的首场反恐战争。

阿富汗战争：伊朗的首次“被崛起”

1998年，奉行伊斯兰教瓦哈比主义（罕伯里教法学派分支）的塔利班武装席卷中亚山国阿富汗，一度控制国土达90%。激进的塔利班武装不仅一路压迫、屠杀属于伊斯兰什叶派的少数族裔哈扎拉人（突厥化蒙古穆斯林），还在攻入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后，无视国际法而占领伊朗总领馆，并杀害伊朗11名外交官和一名记者。

作为什叶派穆斯林世界总舵主的伊朗对塔利班武装的暴行怒不可遏，据说曾决定调集十万武装部队准备开进阿富汗，对塔利班武装进行报复与惩戒并庇护那里的哈扎拉等什叶派同宗。由于塔利班高层承诺将彻底调查屠杀事件并惩罚肇事的基层武装人员，并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及时交还遇害者遗体，伊朗政府在充分权衡战略得失与战和利弊后吞下苦果，未对塔利班大动干戈。

但是，基于意识形态、宗教派系和治理理念的严重对立，塔利班与伊朗的关系依然势同水火，不共戴天。按当时的情形，塔利班如果全面和长期掌控阿富汗，伊朗将成为从中亚、南亚到西亚的伊斯兰逊尼派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完全被困住左右腾挪的手脚。

然而，伊朗的战略隐忍很快迎来李代桃僵的大好机遇和战略转折。2001年10月8日，被“911”袭击激怒的美国小布什政府，冲动地发动阿富汗战争并迅速推翻塔利班武装的统治，建立起亲美且奉行世俗主义的新政权，客观上为伊朗剪除了国门东侧的头号战略对手和心腹大患。自此，伊朗坐山观虎斗，收渔人之利，静观“大撒旦”美国及其盟友深陷阿富汗战争，蒙受第二场越南战争的巨大消耗，也借刀杀人、消耗教内强敌塔利班武装。

待到2020年，特朗普政府被迫与卷土重来的塔利班签订停火撤军协议；次年，美军又仓皇逃离阿富汗。20年的沧桑巨变和利益转圜期间，伊朗早已捐弃前嫌与逐步东山再起的塔利班化敌为友，甚至在战争末期为其提供后勤基地乃至军事训练。由此，伊朗与塔利班武装一明一暗、彼此配合地反击、反制美国领导的北约武装，直至推翻美国花费巨资扶持的喀布尔政权及其治理体系，使伊朗的影响力反向投射到阿富汗东北部腹地并得到塔利班认可。这是美国两党政府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伊朗首次“被崛起”，历程虽然漫长，好在种子20年前由华盛顿悄然埋下。

伊拉克战争：伊朗的再次“被崛起”

2003年3月，沉迷于阿富汗战争初战顺利得手且依然骄狂冲动的小布什政府，在尚未消灭塔利班武装的情况下，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编造假情报并伙同英国贸然发动伊拉克战争，试图践行所谓“美国有能力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战争”的构想。

以伊拉克战争为契机，华盛顿彻底抛弃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出台的中东政策核心原则——“西促和谈（阿以）、东遏两伊（伊拉克和伊朗）”，打破美国乐见的两伊相互制衡、彼此消耗的原有地缘格局，将与伊朗争雄波斯湾且恶战八年的伊拉克彻底打碎重构，导致占人口少数但长期控制国家核心权力和资源的逊尼派穆斯林被边缘化，占人口多数且长期被压制的什叶派穆斯林咸鱼翻生，再次不经意间给伊朗及其领导人奉上一份超级大礼和意外之喜。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具有战略眼光和统筹考量的那时候老布什政府止步于解放科威特和重创萨达姆政权的军事力量，没有贸然扩大战争规模并变更巴格达政权，维持着伊拉克对伊朗的战略制衡。但是，伊拉克战争标志着小布什政府“崽卖爷田心不疼”，毁掉其父刻意保留的政治和地缘遗产，抽空美国稳定波斯湾平衡格局的“西遏两伊”政策基轴，酿成历史性和战略性错误。

伊拉克战争之变，美国不仅帮助伊朗除掉历史对手萨达姆政权，替其得偿八年战争血债，而且为其打开深入阿拉伯和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东大门。什叶派掌控的新伊拉克很快变成伊朗的亲密盟友，伊朗的政治影响力在消失几百年后又一次令人惊诧地超越伊朗高原而向西覆盖两河流域和沙姆地区。不仅如此，伊朗以伊拉克为跳板，凿空被伊拉克逊尼派势力特别是复兴社会党政权阻隔的“什叶派之弧”，成功建构起“德黑兰-巴格达-大马士革-贝鲁特轴心”。

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垮台，中东冷战体系的两大反美反以阵营之一伊拉克轰然崩塌，伊朗成为以色列和美国唯一眼中钉肉中刺，伊朗核危机也由此平地起风雷，而以色列无疑是关键而持续的煽风点火者和炒作推动者，伊朗凸显为新的中东政治风暴眼，波斯湾危机时隐时现，“霍尔木兹时刻”被频繁谈起。美国在“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中逐步滑向波斯湾战争的深渊，好在历届政府始终止步于战争边缘，避免越雷池一步。

反恐战争：伊朗的第三次“被崛起”

2009年9月，倡导反战理念、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致力于建设“无核世界”的民主党人奥巴马入主白宫。他一边谋划从中东和欧洲进行战略收缩，一边考虑改善因反恐战争而与伊斯兰世界形成的僵冷关系。是年9月，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大学发表演讲，发誓美国无意与伊斯兰文明为敌，坦言美国对与伊朗关系的恶化负有历史责任，承认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上述表态和政策调整为美伊关系回暖并进行对话奠定了良好基调。

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并迅速引发从北非到西亚的大规模“阿拉伯之春”街头运动。这场基于阿拉伯国家内部治理失败且被美国“民主化中东”运动长期滋养、催化的大变局，形成几个严重后果：一系列亲美世俗强人政权相继垮台；泛伊斯兰思潮回升且一批伊斯兰政党通过选举上台。伊朗对“阿拉伯之春”的遍地开花欢呼雀跃，甚至将其称为“伊斯兰革命”的胜利。

“阿拉伯之春”的最大恶果是，本已日薄西山且龟缩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缘地带的“基地”组织，不仅死灰复燃，而且迅速向西亚和北非回卷并与当地激进、极端伊斯兰势力形成竞合关系，最终演化出脱离母体“基地”组织、占据伊拉克和叙利亚半壁江山的“伊斯兰国”政权。

同样奉行瓦哈比教义的“基地”及其子嗣“伊斯兰国”武装视什叶派等教内少数族裔为“首恶”，客观上强化了中东的身份政治博弈，凸显了伊朗的宗派话语权和地区向心力，也使什叶派进一步以伊朗为核心抱团取暖，同舟共济。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人民动员力量”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调教和训练中逐步成军，变身为“伊拉克版真主党”，再次显示了伊朗跨境塑造武装代理人的能力。至此，“什叶派之弧”由宗派和政治联盟向军事联盟跃升和定型。

2014年9月，将反恐列为美国中东政策“五大支柱”之一的奥巴马政府，被迫宣布在中东发动为期三年的针对“伊斯兰国”武装的反恐战争，并刻意放松对伊朗的封锁与制裁，接受伊朗及其地区盟友配合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的空袭攻势。由此，与俄罗斯和伊拉克、叙利亚结成“反恐联盟”的伊朗，获得了海外军事行动的合法性，组成了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为骨干和先导，以中亚、中东什叶派志愿者、民兵乃至正规军为基干力量的十万反恐武装，承担起地面攻城掠地的主力角色，并在巩固伊拉克什叶派政权、保卫大马士革巴沙尔政权（什叶派阿拉维主导）的决战中发挥关键作用，其代理人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也通过越境作战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在这场新的国际反恐战争中，伊朗做出重大贡献，仅革命卫队就有六名将军战死沙场。

同时，为了抵消逊尼派伊斯兰大本营沙特阿拉伯对瓦哈比主义的长期输出，进而从根本上削弱“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武装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欧美一边倒的责难沙特政府的舆论中，奥巴马政府有意压制沙特而抬举伊朗，试图达成新的中东伊斯兰内部制衡，通过内化矛盾而消耗两个伊斯兰大国的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同时，作为吸引伊朗签署核协议的交换条件，奥巴马政府不顾以色列和沙特的强烈反对，邀请伊朗参加叙利亚危机的国际会议，将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默认为伊朗的势力范围。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大调整，强化了伊朗的龙头老大地位，也夯实了“什叶派之弧”博弈能力。

2014年10月，效仿伊朗政治体制并得到其同情、声援乃至实际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并举兵南下甚至一度控制大半个也门东部，伊朗的影响力也逐步投射到非洲之角和红海地区。2015年，基于对政治反对派逊尼派穆斯林兄弟会和亲伊朗派系什叶派的双重打压，深陷地区身份政治博弈的埃及和沙特联手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这一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清理门户”举动，进一步强化了真主党与伊朗的传统纽带，也倒逼走投无路的哈马斯与伊朗双向奔赴而深度结盟。

至此，伊朗为首、叙利亚为辅、四个非国家行为体为框架的“双驱+四轮”的“抵抗轴心（阵线）”地缘新架构在中东横空出世，并取代阿拉伯国家成为中东冲突新的关键角色和以色列头号劲敌。至此，伊朗成功建构了以教派归属为准绳的“什叶派之弧”和以对抗以色列为共同使命的跨宗派“抵抗轴心”。这个“口”字型新战略框架，通过“什叶派之弧”横亘波斯湾至地中海的广阔中东腹地，借助“抵抗轴心”纵贯东地中海到非洲之角的漫长地缘地峡，通过伊朗掌控波斯湾内外水域，共同形成一个庞大的夹击阿拉伯半岛的战略闭环，奠定了伊朗对中东的强大地缘塑造力和战略牵制力。

笔者彼时曾在专栏文章中惊叹：“自17世纪萨法维王朝终结400多年以降，中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打上鲜明的伊朗烙印。”这是美国有意无意而促成的伊朗第三次“被崛起”。现在回顾可以说，奥巴马政府基于反恐战争的客观需要，基于释放伊朗强大势能而遏制沙特影响力的主观设计，以及美国长期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遏制与打压，共同成就了伊朗的又一次历史性崛起。

波斯湾战争：伊朗的第四次“被崛起”

2017年，毫无治国理政经验的政治素人特朗普君临白宫，开启颠覆性乃至破坏性的美国中东政策新时代。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无原则地偏袒以色列，拼凑《亚伯拉罕协议》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新体系，另一方面借助退出伊核协议和推进“蓬佩奥12条”而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逐步形成带有特朗普标签的“弃核弃导弃代理人”的伊朗政策新诉求。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更加自大任性和恣意妄为，正好被处心积虑谋求推翻伊朗现体制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煽动、诱惑或操纵，导致美国跨越47年来两党政府始终不愿意跨过的战略红线，贸然引爆撼动全球的波斯湾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时刻”从理论假说变成地缘现实。

客观地说，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战争”，准备不足、信心缺乏的伊朗形同一只“纸老虎”，畏手畏脚，裹足不前，极力避战。但是，今年2月底爆发的波斯湾战争，由于美以通过不道德方式闪击伊朗并斩首其军政领导人，反而激发伊朗同仇敌忾、全民抗战的空前共识，将“散装的伊朗”锻造为枪口一致对外的铜墙铁壁。伊朗迅速发动的绝地反击、卓有成效的不对称战争范式和逐步呈现的战争韧性，让缺乏战略考量特别是退出机制的特朗普政府始料不及，狼狈应对，其急于停战、求和之心路人皆知。这个初步结局最终反过来戳破美国“纸老虎”的本质，意外地帮助伊朗实现了第四次崛起，而且是意义非同前三次的“被崛起”。

波斯湾战争是美国与伊朗的第一次具有“准决战”色彩的战略较量，美国付出了割地（计划撤军）、求和（单方面迫切）和赔款（承诺为伊朗筹措3000亿资金）的屈辱性代价。波斯湾战争打出了伊朗地区超级大国和军事强国的自信，打破了美国军事基地、国家资产不可触碰的传统禁忌。波斯湾战争使千百年来自由、开放、不受约束的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伊朗“提包或衣服上的拉链”，是开是关全由德黑兰说了算。波斯湾战争让美国主导的“中东版北约”濒临解体，并可能被伊朗和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国家共同参与的新安全体系所取代。波斯湾战争加速了跨大西洋关系崩塌，映照出美国彻底孤立的空前窘境。波斯湾战争甚至有可能导致美国势力被彻底赶出波斯湾，一如当年大英帝国因为苏伊士运河战争而失去中东主导权。

▎7月8日，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宣布，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在达成不到一个月后即告“终结”。图源：纽约时报

“波斯湾战后无美国”。这是笔者今年3月在专栏文章中所做的长线预判。无论如何，波斯湾战后伊朗将拥有未曾有过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已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