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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渔场功能基本丧失 或成“下一个死海”

2011-08-10 来源: 财经国家周刊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1982年至1993年的十数年间,渤海湾和辽东湾的主要经济鱼类群落,已从85种下降至74种;而到了2004年,群落数量又下降至30种。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是渤海沉疴的根源

记者 张瑞丹

2011 年7月,河北省乐亭县扇贝养殖区域的扇贝苗开始大量死亡,原因至今扑朔迷离。

同时,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导致的溢油现象仍未停止;由于缺乏油指纹分析结果,无法确定扇贝的大批死亡是否与蓬莱溢油事故有关。

作为三面环陆、近封闭的内海,渤海以水体交换缓慢、自净能力差著称。今天的渤海,呈现出近岸海域整体“亚健康”状态。有迹象显示,渤海近岸污染与生态破坏,已成为摆在政府案头的最现实挑战之一。

7月10日,国家海洋局在天津紧急召开“国家海洋局渤海海洋环境专题会议”,要求全面对所有油气勘探开发作业活动进行督促检查,并密切关注浒苔、赤潮等自然灾害的动向。

7月25日,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以及山东省、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政府共同召开的渤海环境保护省部际联席会议,针对渤海污染治理,又提出新的目标。

溢油阴影

对渤海沿岸渔民而言,溢油事故并不新鲜。

自上世纪70年代起,由海上船舶碰撞、事故泄漏、石油平台违章排污、井喷等造成的海洋突发性溢油事故,在渤海海域几乎年年发生。

国家海洋局一份从未对外公布的《渤海综合整治规划》中,记录了这样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

“1979年胜利油田排入渤海的原油达45708吨;1987年秦皇岛港输油站溢出原油1470吨;1986年渤海2#平台井喷,泄漏大量原油;1990年巴拿马籍货轮与利比亚货轮在老铁山水道碰撞,造成溢油面积达120平方公里,并于四天后诱发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赤潮;1998年底,胜利油田发生油井架倒塌,持续溢油近6个月……”

即便是进入本世纪,溢油事故的风险防范能力和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但溢油事故的发生频率并未因此降低。

“我们对这种污染实在太熟悉了。”河北乐亭的扇贝养殖户崔波(化名)在电话中叹息,“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而已。”

作为油气资源相当丰富的沉积盆地,渤海地区的海上油气田与沿岸的胜利、大港和辽河三大油田构成了中国第二大产油区,全国50%以上的海洋油气工业贡献出自该地区。

2003年下半年,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掀起了一股兴建石油码头的热潮,渤海湾也不例外;大连、天津等沿岸城市,纷纷将建设大型油品泊位作为其城市战略发展的重要部分。“十一五”期间,渤海沿岸三省一市全部将石油化工产业作为生产力布局重点。

油气开采也正进入新一轮增长期。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渤海已建成海上油气田20个,钻井平台165个。

“产业布局同构化的出现,基本还是由当地的资源禀赋决定,大钢铁、大石化企业扎堆出现并非没有缘由,”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征学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意味着潜在的威胁隐患在大大增加,渤海沿岸的生态压力不小,急需对周边地区的环境容量和承载力做出客观评估。

这种危险隐患,最终通过种种事故获得佐证。国家海洋局的数据显示,“十五”期间,渤海海域发生溢油事故16起,占同期全国海域溢油事故的近一半;而进入“十一五”,海洋溢油事故的风险“不降反升”。仅2008年,渤海海域便发生12起小型油污染事故,发生频率高于南海、东海等海域。

最严重的两起事故,莫过于2006年发生的由渤海油轮事故叠加海上油田盗油的渤海特大溢油事故,以及去年7月发生的大连新港重大溢油事故。

前者造成胜利油田原油泄漏持续三个多月,河北、山东两省三地部分养殖户的养殖海产品遭受“灭顶之灾”,损失超过7亿元;而后者溢油量超万吨,创下中国海上溢油事故之最。

下一个死海?

多年前,曾有学者发出“再不治理,渤海恐将成为下一个死海”的警示。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邹景忠,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在上世纪70年代就参与渤海污染调查的学者之一。他对渤海生态遭到破坏最直接的回忆,是海洋生物数量和物种的剧减。

历史上,渤海湾的水生生物约有150多种,有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多达70种。“上个世纪70年代,渤海还可以捕捞到两指多长的野生对虾,当时是渤海的支柱产品,出口创汇换回了很多物资。而现在,早已不见踪影,”邹景忠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这意味着,渤海的海洋生态系统正逐渐退化。”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所长俞志明介绍,目前渤海的部分海域已经出现了海洋生物“荒漠化”的现象和趋势。

水母数量的暴增,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俞志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单一物种的大量出现,意味着海洋生态问题的恶化。

过去的十年间,水母爆发已成为渤海沿岸海域突出的生态问题之一。其分布范围之广、数量之大、时间之长,均属历史罕见。

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渤海海域的锦州湾和渤海湾的海洋生态监控区,在2009年的健康状况已得到“不健康”的评价,主要体现海洋生境丧失和生物多样性低。

根据历史数据,这种现象从2004年持续到2009年,并未得到太多改变。其中的锦州湾为中国污染严重的海域之一,生态系统多年处于不健康状态,监控区内未监测到鱼卵仔鱼样品,浮游动物密度和底栖生物栖息密度偏低。历史上以“天然鱼仓”著称的渤海,海洋鱼类物种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独家获得的一份国家海洋局未曾公开的数据显示,1982年至1993年的十数年间,渤海湾和辽东湾的主要经济鱼类群落,已从85种下降至74种;而到了2004年,群落数量又下降至30种。

今年7月13日,天津市渤海水产研究所发布的《渤海湾渔业资源与环境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估》项目报告显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从过去的70种减少到目前的10种左右。带鱼、鳓鱼、真鲷、野生牙鲆、野生河豚等鱼类几乎绝迹。

“(渤)海湾作为渔场的功能已基本丧失。”国家海洋局在其数据后如此评价。

海纳百污造成渤海生态系统恶化的,不仅是石油。俞志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陆源污染才是渤海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

这其中,不仅包括常规污染物氨氮、总磷、COD、石油类,也包括汞、镉、铅等重金属。

甚至有学者认为,用“海纳百川,川川皆污”来形容渤海近岸海域的污染状况并不为过。

注入渤海的污水不仅来自沿岸而建的城市,也不乏来自黄河、小清河、海河等污染深重的河流污水。

渤海水质近年来持续恶化:2006年~2010年,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由1750平方公里一跃至5100平方公里,劣于第四类水质的海域面积由2770平方公里扩大至3220平方公里。

环渤海经济带的飞速发展,加重了这一趋势。黄征学表示,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首钢搬迁等都为重工业产业提供了发展契机,而企业的临海建设与工业布局,却一如既往未将海洋的环境容量考虑进去。

国家海洋局和环保部每年都要对入海排污口附近海域水质进行监测。2010年,海洋局的数据显示,100个入海排污口中,86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88个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足所在海洋功能区水质要求。

2009年的数据显示,渤海沿岸三省一市(辽冀鲁津)所监测的排污口,超标排污口所占比例分别为58.6%、65.5%、78.6%和78.7%。

换言之,渤海沿岸城市超过一半以上的排污口,正在源源不断向海洋注入各类生活、工业和农业污水。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此前为农业部渔业局环保处官员,多次参与海洋污染案件的鉴定和调查。在他看来,渤海近岸海域已经出现了内陆湖泊河流常见的富营养化趋势。

“大量氮、磷物质入海,使海水呈现较强的富营养化状态,导致赤潮频发。可以说,近九成的污染源来自肆意的陆地排污。”王亚民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渤海沿岸几乎每个城市都存在超标排污现象,既包括直排,也有经河流入海。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海洋水量大,排污没什么大不了,污染物冲进去,被水一稀释,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次超标排污,对渔民来说可能就是一场灾难。”王亚民说。

2000年,仅占中国管辖海区面积2.6%的渤海,每年通过各类排污口直接排入的污水,占全国直接排海污水总量的37%~41%,其中排入渤海的工业废水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当时官方认为渤海近四成的面积已受污染。

十年之后,环保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指出,“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差,为中度污染”。一方面,较为清洁的一、二类海水面积持续下降,较2009年下降16.3%;另一方面,四类和劣四类海水面积却在继续扩大,上升了4.1%。

曲折治理路

作为参与者,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邹景忠见证了渤海治污的整段历史。在其看来,几乎所有关于渤海的庞大治理计划,最终都惨淡收场。

最先对渤海污染状况有所警觉的是卫生部。上世纪70年代初,受日本水俣病影响,卫生部开始了针对渤海、黄海海域重金属污染的调查,结果发现“渤海全海区均检出了石油,海水中汞、砷、镉、铬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在局部海区也逐渐扩展和加重”。

随后,中科院海洋所联合辽宁省、河北省、山东省、天津市等地相关机构组成渤海污染调查协作组,在1972年开展了渤海及黄海北部沿岸海域污染调查,并形成了一份秘密报告。

1982年6月,《渤海、黄海近海水污染状况和趋势》完成,迄今渤海所遭遇的污染问题在当时已全部提及,并做出详细论证分析。

这几份相当具有前瞻性的报告,最终被烙上“秘密”标记,以内部报告的形式被束之高阁。国家海洋局在2000年8月制定的《渤海综合整治规划(2001~2015)》也立项失败,无人问津。

2001年10月,前国家环保总局一份计划投资555亿元、为期15年(2001~015)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下称《碧海计划》)出台,并很快获得国务院批准。

“这是一份非常细致、全面、详细的规划,几乎所有人都充满期待。”曾经参与计划制定的邹景忠与王亚民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做出相同表述。按照《碧海计划》设想,经过一系列治理措施,2010年渤海的环境质量与生态系统将得到初步改善;2015年环境质量将明显好转,生态系统进一步改善。

国务院在《关于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批复》中指出,“渤海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投资以地方投入为主,国家给予适当支持。”

2004年6月,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承认,《碧海计划》资金渠道不畅,导致计划项目进展缓慢。此时,距离《碧海计划》第一阶段结束还有不到半年时间,但仍有近六成计划投资未落实完成,三分之一的项目未能动工。

邹景忠认为,国家财政不出钱,地方政府筹不到钱,是《碧海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参与该计划的专家介绍,缺钱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涉海部门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十三太保,五龙闹海”,便是当时赋予五个涉海部门和沿岸三省一市共13个城市的一个比喻。

“归根结底,还是体制不顺、配合不当的结果。”王亚民做出如此评价。

邹景忠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解释说,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管不了排污的部门割据现象,以及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相互推诿,是渤海污染无法得到根治最为关键的因素。

“落实难度相当大,部门之间协调不好,许多沿岸城市的地方政府更是拿着建污水处理厂的钱,直接搞经济建设去了。”王亚民说。

2009年1月,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年)》获批。规划中确定了加强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保护与防治,建立渤海污染防治与生态恢复系统;面源点源治防联动,建立陆域污染源控制和综合治理系统等五大重点任务。

但王亚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今天渤海近岸海域的污染治理,依然面临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始终存在的一个矛盾:“污染的是海洋,需要治理的环节却在陆地上。部门之间打架且不谈,治理的难点就在于地方要发展,而环保部门的权力却不足以大于地方发展经济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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