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冉

1969年北京，周恩来正陪美国一家民间艺术团观摩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来访的外国民间艺术团体。舞台上由童祥苓扮演的战斗英雄杨子荣巧妙周旋于众多土匪中间，以一敌百，机智勇敢，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红色大幕缓缓拉开，周恩来和艺术团团长詹姆斯走上台同演员一一握手，詹姆斯激动地拥抱童祥苓，大加称赞说：“你是英雄！在美国，你应该被授予林肯勋章！”

在当日晚宴上，詹姆斯再次提起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他想知道杨子荣这位智勇双全的英雄是戏剧塑造的还是真实人物，并提出想见一下这位英雄的后人，了解他的成长环境。周恩来立刻回答：“毫无疑问，杨子荣是一位真实的、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同时询问身边的文化部部长，杨子荣的家属能否找到，“马上和民政部门联系，尽快找到！3天之内找不到人，也要找到线索。”周恩来说。

找了八年的杨子荣

1966年，以海林县民政局烈士陵园管理站站长关会元为首的四人调查小组成立，核心任务就是寻找烈士杨子荣家乡的具体地址，了解他的身世。海林县是杨子荣牺牲和埋葬的地方，这里有中国最早建立的杨子荣纪念馆。

当年9月，四人小组与通化、千山、沈阳、大连等地的部队联系，寻找杨子荣的生前好友，两个多月过去了，调查组无功而返。当年年底，关会元再次出发，这一次，他直奔北京，去找《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那个特殊年代，曲波因为这本知名度极高的小说，已经从政治部主任沦为伙夫，造反派认为他写这本小说，是在为自己树碑立传，关于杨子荣的家乡，他也知之甚少。关会元又找到当年侦察排成员孙大德，孙大德也只知道杨子荣家乡在胶东这一项。胶东地区面积广大，光县就有牟平、荣成、文登、乳山四个，乡镇村屯更多达几百上千，根本无从寻找，关会元又一次失望而归。

1968年5月，调查组又一次奔赴北京。当时到北京出差需要拿着介绍信，到指定地方，接受统一分配住所。调查组来到登记处时发现，当天外地来京人员住宿分配已经排到3000多号，开放的旅店基本满员。调查组决定分头行动，留下一人排号，其余人找到杨子荣当年的领导、时任驻京某部副政委的姜国政。姜国政一听说是调查烈士杨子荣的身世，十分热情，他先为调查组安排在条件舒适的西郊宾馆住下，又组织了在京的曲波、孙大德等十几位战友座谈，为调查组提供线索。座谈会上，大家共同的描述是：杨子荣身高一米七左右，长条脸，颧骨略高，浓眉大眼，开朗健谈……

1969年，周恩来下达寻找烈士家乡和亲属的命令，第38军、东北烈士纪念馆、海林县民政部门再次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奔赴胶东。当时寻找的线索有三个：1.杨子荣说过家乡是胶东，家里有母亲、妻子和哥哥；2.土改时家里分了三间茅屋，一头毛驴；3.自己家门前有棵五抱粗的大槐树。

烟台地委接待了匆忙赶来的调查组，召集各县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县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许多村屯在大喇叭里一天三遍广播，要求村民提供线索。一个星期后，仅荣成县一处就有近千条线索迅速汇集，来反映情况的人一波接一波，调查组忙于接待应付，反复比对，最终却一一否定。

与此同时，牟平县嵎峡河村宋学芝老太太的事传到了调查组，经过核对，宋学芝儿子杨宗贵参军时的种种细节都和老兵的回忆相符，家里情况也一致，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杨宗贵一张照片也没留下，调查组还是没敢轻易确认。

1973年，曲波在部队档案室无意中找到一张当年表彰会的百人合影，其中身披大红花的那人就是杨子荣。由于照片人数众多，头像很小，国内翻拍技术不行，曲波还托日本的朋友把照片局部放大，送到了调查组手中。

此时宋学芝老太太早已去世，经过战友和杨宗贵哥哥杨宗福的辨认，确认了杨宗贵就是剿匪英雄杨子荣。一场耗时8年的寻找终于尘埃落定。宋学芝生前也曾向人念叨，话匣子里的英雄杨子荣，会不会就是自己的二儿子杨宗贵。

烈士母亲被打成黑五类

在曲波笔下，杨子荣是个41岁、富有经验的侦查能手、抗日老战士，雇工出身，被地主恶霸逼死双亲，从小受苦没念过一句书却绝顶聪明。真实的杨宗贵除了聪明机警，能说会道外，其他一概不符。

1920年，3岁的杨宗贵随父母、哥哥、姐姐和小弟弟搭船闯关东，一路上风餐露宿，几次死里逃生，一家6口终于在安东（今丹东）郊外的大沙河村落脚。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杨世恩找了个瓦工的活儿，姐姐学纺丝。在安东，即使努力奔命，一家老小的生活依然难以为继，最后全家商量，父亲和女儿留下做工，母亲带着三个儿子回老家牟平。

有了父亲和姐姐的贴补，家里生活稍稍宽裕一些，杨宗贵有幸读了两年私塾，但好景不长，父亲很快染病身亡，杨宗贵只好到姐姐所在的工厂学缫丝。12岁的杨宗贵早早步入社会，他在鸭绿江上放过木排，当过船工，给大户人家当过护院，在矿区当过矿工。1943年，为了替挨打的工友出气，杨宗贵跟矿区的日本监工干了一架，偷偷跑回家乡娶了17岁的农村姑娘徐万秀。结婚第二年，杨宗贵瞒着妻子和母亲，化名杨子荣参加解放军，他年龄比营长还大，被分配到炊事班。

这一年，徐万秀生下女儿，从此开始了照顾婆婆养育女儿的艰难生活。女儿3岁时，因为发烧无钱治病夭折，徐万秀也病倒。婆婆宋学芝做主把大儿子杨宗福的长子杨克武过继给徐万秀，1952年徐万秀因肺癌病世，死前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儿媳死后，祖孙二人靠吃野草团、地瓜蔓和毛草根过日子，实在揭不开锅时还去牟平县城要过饭。当时的村党支书孙承倛回忆说，1950年杨宗贵查无下落，我们便把他作为失踪军人对待。每年给杨宗贵的母亲宋学芝10个帮工日，春种时5个帮工日，秋收时5个帮工日。1955年，邻村回来个和杨宗贵一同去大连的复原兵。他说杨宗贵不是失踪，而是投敌了，他亲眼看见杨宗贵穿着大褂，戴着墨镜和土匪搅在一起。

要强的宋学芝一口咬定，儿子不可能做这样的事，自己有信为证，但她回家找了两天，不得不对党支书承认，信找不到了，被她纳鞋底用了。很快宋学芝的优待被取消，1966年还被打成黑五类分子。孙承倛回忆说：“批斗会上，我还用枪托捣了她两下，为此我将终生不安。”

宋学芝不服，她开始去县里告状，去地区告状，一场场官司下来，宋学芝气得脑中风，偏瘫在床上。小孙子只能靠邻居亲戚接济。1966年，宋学芝弥留之际要见支书一面也没能如愿。她要求把自己埋在山顶上，要亲眼看着儿子回来。

躺在床上饿了三天，宋学芝突然坐起来说，要是能吃上口热乎乎的地瓜就好了，小孙子跑了十多里路到远房姑姑家要来了地瓜，连滚带爬回到家，奶奶早咽气了。

杨宗贵的哥哥杨宗福一家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即使认定杨宗贵就是烈士杨子荣后，杨家人也没有享受过烈属待遇。1991年7月1日，牟平县的杨子荣广场剪彩仪式后，县民政局每月给杨宗福8元，第一次拿到这8块钱，杨宗福激动得彻夜难眠。

1945年，杨宗贵化名子荣参军，本意是不想连累家人，却在二十年后给母亲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