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外，连横合纵不输鬼谷子，忽必烈和他拜把子，信仰欧洲文明

1275年夏抵达元代上都，马可波罗到达大都时已经2岁，由父亲和叔父带着觐见忽必烈大汗。忽必烈非常高兴，在宫内设宴，马可波罗善于学习，很快熟悉了蒙古礼仪，掌握了多种语言。忽必烈在和马可波罗的接触中，发现他很有才，对他很器重，除了在京城应差外，还多次派遣他到国内各地和一些邻近国家，进行游览和访问。

他还去过江浙一带，所走的路线似乎是顺着大运河南下，他的游记里有淮安，宝应，高邮，泰州，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城市的记载，其中在扬州他还担任官职4年。此外，马可波罗还访问过东南亚的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缅甸，等国。

此时到中国也有十年之久了，马可·波罗与1292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他们借此机会向提出想要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完成使命了，可以转道回国。

终于十年之后，他们三人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国家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水城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宝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水城的巨富。不过，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一作家，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游记》。

元朝虽然仅存97年，国运不济。但是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却拥有开放的心态。

《马可波罗行纪》第七章“大汗命波罗弟兄二人使教皇所”记载：马可波罗弟兄接受忽必烈觐见后，为他讲述了拉丁人的事情，忽必烈很喜欢。于是命令他们担任使臣，欲遣往教皇所。二人答应。忽必烈让人修书一封，让兄弟二人带去，呈赍教皇。在信中，忽必烈希望教皇遣送100个熟知基督教律，通晓“七艺”的人过来。他们须知辩论，并用推论，对于教徒及其他共语之人，明白证明基督教为最优之教，他教皆为伪教。如能证明此事，忽必烈将同其所属臣民，将为基督教徒，并为教会之臣仆。

当时是1268年，距忽必烈成为元代第一个皇帝仅仅两年，以一个开拓者身份向异域宗教表示宽容，至少说明了当时基督教传播的影响力以及忽必烈在文化上的胸怀。而所谓“七艺”，不是古代中国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而指欧洲中世纪的文法、论理学、修辞学，算数，几何学，音乐，天文学。显然，忽必烈想把基督教与欧洲主流学术传统移植中国，但又对基督教保持了一点距离，即如果能证明它是最优的宗教，才会投身基督，成为它的教界子民。当时忽必烈已53岁，对于中原文明早已谙熟。

事实上，早在他担任藩王时，就一直思考“大有为于天下”，热心于中原文化，并先后任命许多汉人学者治道。当时的中国，佛教最为普及，道教也大行天下。那为什么他对欧洲如此倾心？揣摩一下，难道仅仅是欧洲当时正处文艺复兴前夜，各种社会思潮开始向外波动？我觉得应该与忽必烈对汉文化高度同化力的警惕有关。也许正是因为他非常熟悉中原文明，知道它对异域文明有着强大的同化作用，尤其是相对弱势、呈现流动感的蒙古民族的马上文明。他也许担心未来统治中原之后，文化上的弱势让他只能得到一个军事的形式征服，而文化与政治将深陷一片汉人文化圈。

在这延伸一下，这也是忽必烈对帝国统治的血统与合法性的担忧，毕竟，在中原民众的意识中，蒙古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都是野蛮未开化的民族。这也许成为忽必烈扩大权力视野中时，寻求移植欧洲文明的平衡理由，毕竟，欧洲与他在中原之外，有一种潜在的文化合作的可能。这种可能可以加深自己内心合法的认同感。事实上，忽必烈虽然喜欢汉文化，重用汉学者，但是在四大社会等级中，汉人只排在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民族总称）之后，仅列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其他各族人）之前。

但最后蒙古族还是被很大程度上汉化了，这在语言、服饰、政治制度等各方面都有反映。。

但这毕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忽必烈对欧洲文明的宽容与他对汉民族文化的警惕，都证明了他作为一个王者的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