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城贵阳的三个历史坐标，串起了一座城的千年历史印记

关于贵阳与贵州，早些年就流传着这样的段子，外出的贵州人总会被别人问这样的问题。

贵阳的省会是贵州吧？

抛开歧视与偏见，在夜狼看来，这个段子能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年来国人的眼中，贵阳便是贵州，贵州便是贵阳。

贵阳并不是一座显得古朴苍老的城市，这座城给人最初的印象是温柔、清爽、和气怡，也许没有西安的雄厚，没有重庆的火爆，不显山不露水，低调朴实在，少了些许华丽些许张扬些许妖艳，但却总是在一抬头一顾首间，风流自溢，春光无限。

这些气质特征贵州在中国历史上的气质是极其相符。

如果你是一个游者，到了这座爽爽的林城，夜狼给你三个地标，那是这座城的三颗明珠，可以串起一座城的历史印记。

甲秀楼：

此楼修筑以后，明河清浅水悠悠，新筑沙堤接远洲。秀出三狮连凤翼。雄跨双骏据鳌头。渔郎矶曲桃花浪，丞相祠前据壑舟。此日临渊何所限?擎天砥柱在中流

__ 清.江东之

夜狼始终觉得，一座城要有生命和激情，一定要需要一条河，如同一个婴儿需要母体才能呱呱坠地一样，而贵阳的母亲河，毫无疑问就是南明河了。

隔水樵渔亦几家，缘冈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峰雨，枫叶秋连万树霞

____明.王阳明

六百多年前，那位叫王守仁的落魄文人被贬于斯，他没有想到世人眼中的不毛之地，竟有如此的一汪温柔，可以让人静心归本，寻找世间真正的大道。

而甲秀楼，则是南明河这颗玉带上镶进的夜明珠。

万历二十五年，也就是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今遵义)土司杨应龙与明廷死嗑的头一年，贵州巡抚江东之在南明河边的万鳌矾石(传说此石是南明河中千年巨鳌幻化)上建此阁楼，取名甲秀，有希望贵州学子能走出大山，科甲挺秀之意。

说来也怪，自从修了此楼，贵州学子动物凶猛，一个被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三百年间出了三个状元(曹维城、赵以炯、夏同龢)，八百进士，尤其近代风云人物倍出，张之洞、丁宝桢、李端棻、何应钦、王若飞，那是后话。

江东之御史出身，为人刚正不阿官声很好，当时连冯保这样的大BOSS他也敢弹骇，贵州巡抚是他仕途最后一站，他给贵州人留下了江公堤和甲秀楼。

置于甲秀楼的那幅中国第一长联，是甲秀楼，也是贵阳，这座古秀清爽之城的最真实写照：

“五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让我一层更上，眼界拓开。看东枕衡湘，西襟滇诏，南屏粤峤，北带巴夔，迢递关河。喜雄跨两游，支持岩疆半壁。应识马乃碉隳，乌蒙箐扫，艰难缔造，装点成锦绣湖山。漫云筑国偏荒，难与神州争胜概。

数千仞高踞牛渚，永镇边隅。问谁双柱重镌，颓波挽住。想秦通棘道，汉置牂牁，唐定矩州，宋封罗甸，凄迷风雨。叹名流几辈，留得旧迹多端。对此象岭霞生，螺峰云涌，缓步登临，领略些画图烟景。恍觉蓬莱咫尺，拟邀仙侣话行踪。”

甲秀楼注定是这座城市的坐标和历史徽章。

文昌阁

和大多数的城市一样，老贵阳的城墙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被推到，唯一仅剩下的便是在老东门的文昌阁，文昌阁比甲秀楼晚了12年，是在万历三十七年的时候修筑， 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边攒尖顶，独特的造型属国内唯一，阁高20米，共3层，底层平面呈方形，而第二层和第三层却变成了9个角。把圆周分为9等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可9个角的度数是不等同的，前3个角的角度仅为30°，其余6个角均为45°。那就称得上巧夺天工匠心独具，在国内堪称一绝。

䇄立在老东门上的文昌阁经历数百年风雨，看过了奢安之乱贵阳被奢安两家土司叛乱，贵阳被困两年，城中军民饿死十之八九，更看过了忽如一夜东风来，贵阳城响起了革命党人枪声，满清王朝如昨日黄花落红东逝，也见证了城头变幻大王旗，张百麟周西城王家烈，也见证了蒋公坐镇贵阳，却只能眼睁睁看我红军转山转水过赤水；最后也见证了刘邓大军吹响解放大西南的号角，二野上将杨勇率部将红旗插在了贵阳老东门城头，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文昌阁上，登高远眺，看到了不仅是贵阳的美景，还有历史的余温。

勇烈路(谯楼)

我的家，住在勇烈路的那边，那里面的人们，总是有着那么多时间。

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的脸/你的声音我听不见/现在是太吵太乱

何勇那首《钟鼓楼》里唱的是老北京的钟鼓楼.

每个古城，都有它的钟鼓楼，而每座钟鼓楼旁都有专属它的历史记忆。

而如果这首歌换成贵阳版，主唱可以改叫李端棻，晚清最著名的政治“摇滚老炮”，因为李端棻的出生地，贵阳勇烈路25号，便在过去贵阳的谯楼(钟鼓楼)旁。

政治摇滚老炮李端棻于1833年出生在贵筑县(今贵阳市)勇烈路，比同在贵筑六洞桥出生的张之洞大了四岁，二人都在贵阳出生，最后各回祖籍应试，同时在同治二年进士，成为了同乡加同年。

与张之洞不同的是，李端棻从政后基本从事教育系统工作，在云南、山西、山东、四川等地一直都是担任乡试主考官的工作，后来一直做到了大清帝国的教育部长(礼部尚书)，二品要员。

几十年下来，李老师在大清官场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他的学生之中，最有名气的是那名叫梁启超的学子，晚清一代国学大师，维新运动的领袖。

光绪十五年，李端棻担任广东乡试主考官，那名18岁梁启超的学生在本年乡试中考了第八名，这也是国学大师梁启超官方最高学历了。

李端棻对这名学生极为欣赏，牵线搭桥作媒婆，将自己的堂妹李惠仙嫁给了梁任甫。和梁启超做起了亦师亦亲亦友的忘年交。

在康梁的影响下，一个年已六旬本已功成名就的李端棻成了改革急先锋，他第一个上书光绪皇帝，祭出了那篇《请推广学校折》，提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

在他的秘密引荐下，康有为梁启超见到了光绪皇帝，一场几乎就改变中国命运的维新变法拉开了。

在那场维新变法中，大清帝国二品以上的高官，真正支持变法的，其实就李端棻一人而已。

在李端棻的主导运作下，一批新式大学堂应运而生，包括京师大学堂今天的北京大学。

维新变法失败后，作为新法支持者，李端棻自然脱不了干系。被革职发配新疆，三年后朝廷大赦，对清廷已彻底失望的李端棻不愿再做官，请求告老还乡，回到贵阳，开办了贵阳中学堂(贵阳一中前身)，教书育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5岁的李端棻病逝世于贵阳勇烈路家中，在谯楼的钟声走完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人：夜狼啸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