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无赦：一战中被军法处决的英军士兵及争议

原创 骆艺 | 崎峻文化 崎峻军史周刊

前 言

“那个场景实在不堪回首，我至今心有余悸，10个因为各种原因从前线逃跑的战友被挑出来枪决，他们抖似筛糠。”历经大半个世纪后，英军的一名执行军法的老兵回忆起他在一战时所扮演的角色，依旧无法自已。

1914年8月，当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在战场上与德国人开始短兵相接之时，他们都知道，在背后有一系列致死的严刑峻法在督促着他们：叛变、胆怯、自残、抗命、逃亡、在哨位上睡觉或酗酒、殴打军官、在敌人面前丢弃武器、无令脱岗、放弃阵地、帮助敌人，这些行为都会让他们挨上自己人的子弹。

几乎在第一时间，这些“必杀令”就发挥了作用。在参战的头35天里，一位名叫海格特（Highgate）的英军二等兵就吃了执法队的枪子儿，这名士兵年仅17岁，因为在1914年8月23日的蒙斯战役（Battle of Mons）中当了逃兵而被处决，当时他的战友正在这场大屠杀中挣扎求活，没有一个人为他的遭遇辩护，因为他的营已经在这场战役中全军覆没了。

类似遭遇的还有名叫詹姆斯·克洛泽（James Crozier）、赫伯特·博登（Herbert Burden）、亚伯·贝维斯丁（Abe Bevistein）这些英军士兵，他们甚至更年轻，才16岁，也因为战时开小差而死在了自己人枪下。

■ 上图是一战中一名被自己人枪决的士兵。

军法冷酷

英军的战地军事法庭（Field General Courts Martial，简称FGCM）负责对违法士兵进行最严厉的指控，而根据军法手册中的“程序规则”中规定，一个战地军事法庭最少应由3名军官组成，其中负责的至少应是少校军衔。

被指控的士兵有权利寻找代理人，而后者应为该士兵所在营的军官。在检方对案情做出陈述后，被指控者有权提问检方的目击者、做出陈述、传唤己方的目击者。接下来，军事法庭会闭庭考虑判决。如果判决结果为无罪，则立即宣判。如果判决有罪，为慎重起见和考虑缓刑，法庭会就被告的个人品格进行取证，并听取任何可能缓刑的意见。死刑判决必须一致通过，且由被告所在战区的总司令确认方可生效。

一旦做出判决，这份文件将会根据指挥链逐级传到被告所在旅、师、军、集团军指挥官手中，让这些指挥官提供是否减刑的意见。军法官确保每一步程序都合乎条令，而判决的最终决定权在总司令手中。

■ 上图是一战中，等待挨自己人枪子的一名英军士兵。

枪下几缕孤魂？

一战期间，英军及英联邦军队共处决了346人（另有说法为306人），其中包括25名加拿大士兵、22名爱尔兰士兵和5名新西兰士兵；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反对枪毙自己士兵的英联邦国家，一战时期共有129名澳大利亚士兵被判处死刑（包括119名逃兵），但并未执行。而法国大约枪毙了600人，比利时13人，德国48人。需要注意的是，一战期间，德军的逃兵有15万人，大部分都跑到中立国荷兰、瑞士和丹麦，被抓回的逃兵不超过18人，都被枪毙掉了；与之相对比，二战时期德军枪毙了1万名逃兵。另外，1917-1918年间，美国远征军也以逃兵的罪名判处了24人死刑，但也并未执行。

并非总是对“怯懦”处于最严重的军法。一战时期，英国远征军共有24万个军事法庭，并判决了3080例死刑，但实际得以执行的只有346例。而这3080例死刑判决中，只有551人的罪名是“怯懦避战”，而这其中只有18人被处决。也就是说，大约90%的死刑犯被赦免了。那么，剩下10%的倒霉蛋是因为什么而挨枪子儿的？

■ 上图是1917年在凡尔登，一名被处决的法军士兵，其罪名据说是开小差。

■ 上图是1918年6月3日，因为违犯军法而被枪决的比利时士兵阿洛伊斯·沃尔伯特（Aloïs Walput），年仅21岁。

分析记录表明，决定判决最终结果的因素，通常与案件的是非曲直无关。任何被定罪的人，如果在其上级眼中都是烂泥糊不上墙的孬兵，那么很可能就等着最后一枪。如果他的死刑被认为对于维护军纪尊严来说是必要的，那么他的命运也是可以预见的了。一战中第二名被处决的英军士兵便是这一例子。

1914年9月，这名士兵身处于前线的一条被敌军炮火覆盖的战壕中。当时，一枚炮弹在他附近爆炸，他的2名同袍负伤，而他幸运地毫发无损。不过，他却转身脱离战壕向后方逃跑，他的军士长问他要去哪，他谎称自己负伤了。直到6天后，他才归队。

后来在军事法庭上，他没有对他的行为做出解释，也没有提出任何辩护。他所在军的军长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建议执行死刑，以树立一个“面对敌人时胆小怯懦的下场”的典型。与绝大多数英军指挥官一样，黑格将军认为，如果这类行径没有受到严厉处罚，那也就在无形中鼓励别人有样学样，英军的军纪就会崩溃。

无独有偶，英军准将奥唐纳（H O’Donnell）在对与之类似的两起死刑判决提出意见时也写道：“为了给营中的其他人树立一个‘榜样’，这个判决很有必要。”——虽然他对此案中的证据报以怀疑。

为了维护军纪尊严，哪怕是军官也会成为需要吓唬猴子而被杀掉的那只鸡。有大量证据表明，在1916年11月进攻博库尔（Beaucourt）时开小差逃跑的英军埃德温·戴特少尉（Edwin Dyett）之所以被处决，只是为了平息军中的不安情绪，虽然军官因为此类罪名被枪毙的人数远低于士兵——仅有2人。

■ 上图是1916年在博库尔之战中违犯军法而被处决的埃德温·戴特少尉，他是一战中被枪决的极少数军官之一。

橡皮图章法庭？

许多人认为，军事法庭经常是出于军事需求便不加审查地判处死刑。1915年1月15日，英军颁布了第585号常规令，其中阐述，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无辜，否则被告都被预先假设有罪。即是说，无罪推定在这里并不存在。

1916年夏，随着战争进入关键时期，英军所有上尉及以上军官都被告知，一切被指控“怯懦胆小”的案件都要判处死刑，哪怕是有医学上的原因也得不例外。因此，军事法庭并不去关注士兵为什么没有履行职责，更不用去考虑所谓的医疗因素，只看其是否违犯军法。

■ 上图是1916年8月12日，年仅19岁的英军二等兵约翰·班内特他（John Bennett）因为“胆小怯懦”的罪名被枪决，他仅参军6个星期。也有人怀疑，这不过是一场做做样子的处决，因为旁边的旁观者看起来异常轻松。

但是，医学上的因素还是存在的。1915年，英国心理学会的查尔斯·迈尔斯博士（Charles Myers）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首次确认了“弹震症”的存在，这种心理疾病又称为“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PTSD）——至战争结束时，英军中有8万例因此症而死的病例。

但是，除去最极端的因素，当时很难证明一名士兵患有此症，而且，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懦夫为自己所找的借口。因此，这种冷漠的态度存在于很多军医之中，一名英军军医曾记录：“我去参加了审讯，并决定不为他提供帮助。因为我恨他这类人——我衷心希望他挨枪子儿。”另一名高军衔的军医也解释说，如果他把恐惧死亡作为个人健康状况予以开脱，那么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免死金牌”。

■ 上图是1917年在比利时伊普尔（Ypres）附近的一个澳大利亚前线急救站里的澳军伤员。注意左下角那名目光茫然的伤兵，他就是一名“弹震症”患者。但是，当时这种症状并不为军队所重视，也很难确诊，患上此症状的士兵很容易被以胆小避战的罪名受军法惩处。

杀鸡能否骇猴？

对于死刑的震慑作用是否有效这一观点，意见不一。

一些人指出，一战时期，英军从未被打败过，而是战斗到最后一息，他们引用己方军官和德国人的说法来证明这一点。但这并非军法严酷的原因，而是其本身的顽强坚韧。

而与英军相比，法军则要逊色得多，法军在一战中同样实施严酷军法，被军法处决的人数几乎是英军的两倍，但这也无法阻止法国人在1917年春天时搞了一场大兵变；意大利军中被处决的士兵也与法国不相上下，但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止意军士兵逃亡的风潮，以及意军在1917年10月的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中的大溃败。

■ 上图是1917年，一名意大利士兵站在一名被处决的同袍面前。

重要的是，二战中也显示出同样的数据记录。在1939-1945年间，英军没有士兵死于军法之下，但在6年的战事中，这支征募而来的军队即便没有严酷军法的维持，依旧保持着忠诚和凝聚力。

实际上，一战英军内部严酷的军法主要来自社会阶层的划分和偏见。在1914年时，英军的军官阶层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和身体素质持以巨大的保留意见，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工人阶级都被社会主义思想所影响，只有国际共产主义理想而无家国观念；而且，他们的身体也因为贫民窟的生活而羸弱不堪。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通过严酷的军法来维持军纪和战斗力。

神经病犯法，与民同罪

在英军的普遍看法中，心理问题不是“问题”，因此，医学方面的意见可以不被接受。1916年2月，一例被处死的英军士兵的案件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这名驻扎于后方的非战斗人员射杀了同屋的一名战友。

在这一案件的诉讼的任何一个阶段，检方都没有考虑到违法动机，被告也提出他的行为具有不可解释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事先预谋不轨——虽然这是任何谋杀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庭也没有就此案做出法律条文方面的澄清。

然而，被告告知法庭，他的母亲被关在一间精神病院里，他认为自己也是精神病。但是，法庭没有任何考虑检查他的心理健康的意思，直接判处他死刑。

在同一个月里，又发生了一起类似案件：一名下了岗的英军下士酒后射杀了一名一等兵。尽管目击者对被告的心理健康提出怀疑，证明他在很多场合都是精神混乱的，但是军事法庭在判处他死刑之前都没有寻求医学上的意见。

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之间的几个月间，至少有23名英军士兵因为精神不稳定被枪毙。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一名21岁的伦敦仔，他的军官声称：“这娃对自己的行为完全无法负责，他应该在一间精神病院里被缝上嘴。”不过，军事法庭在判处他死刑前，没有就此进行医学方面的确认。

■ 上图是1917年英国拍摄的一部电影中的片段，一名因为“弹震症”而精神不正常的英军士兵。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战时期在英国皇家维多利亚医院（Royal Victoria Hospital）中，18名患有“弹震症”的英军士兵痛苦而不正常的举止，及接受陆军皇家医疗队的神经病学家的治疗的故事。在前线，很多表现精神不正常的士兵都会有被处决的危险，毕竟他们一旦发起癫来，会危及战友。

勇士一样挨枪子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很多被处决的都是勇敢的战士，他们以无畏的勇气战斗，直到在他们的战斗意志在无法忍受的痛苦的压力下崩溃。

在1916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英国远征军中有24个被处决的士兵便属于这一类人。他们都是长期服役的老兵，许多人明显受到战争创伤的影响而痛苦不堪。其中一个人被他的上级认为是团里最好的士兵，而且举止极为端正，行为无可挑剔。在1915年12月的战事期间，一枚炮弹在他眼前爆炸，被炸死的战友的脑浆飞溅了他一脸。此后，他的举止明显发生恶劣变化，5个月后，他做了逃兵，从而被判处死刑。

对此，作家洛德·莫兰（Lord Moran）在《解剖勇气：一战战争心理影响典例研究》一书中试图对士兵在现代战争的压力下的反应做出解释，他认为，在战争的压力下，勇气是非常脆弱的“商品”，很容易化为乌有。他以两年半的英国远征军步兵营医务官的工作经验为基础，认为勇气不过是一种意志力，究其本质而言，不可能“无限续杯”，一个小小的伤口可能就会成为压垮一个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一名士兵在负伤后，他会对自己的死亡几率变得格外敏锐，这会使他对恐惧的心理抵抗力直线下降。军事法庭的记录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医院回到前线的人有很大比率做逃兵。

■ 上图是1916年索姆河战役期间残酷的战场。长时间身处这种环境下，士兵们的勇气和意志很快会消灭殆尽。

另一方面，勇气也会由于长期持续的压力而逐渐消竭。爆炸、日晒雨淋、饥饿、缺少睡眠、小毛小病、对家人的担心——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能够消耗一名士兵的勇气。莫兰坚持认为，一个人的勇气都是有“限额配置”的，一旦耗尽，他的意志就会崩溃。

支撑这一观点的明显例子是1917年一名因为开小差而被枪毙的英军士兵的案例。这名士兵是第一批抵达法国的英国远征军中的一员，他在战争中一直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直到负伤并躺在无人区饱受5日5夜的煎熬。此后，大家都认为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向军事法庭陈述，他的“神经完全崩溃了。”然而，这种说法，以及他过去的良好记录也无法将他从行刑队的枪下拯救出来。

■ 战争和死亡的巨大压力能使人崩溃，再勇敢的人也撑不了多长时间。

尽管有着这些沉痛的例子，但很多人对此同情心缺缺。《盲目和孤独：一战中的英军死刑》一书的作者之一凯瑟琳·科恩斯（Cathryn Corns）调查了306分军事法庭的判决记录，说道：“判决书中，被枪毙者的违法细节远超过可减轻处罚的情节，其中的比率大概为6:1。很多人都是多次开小差的老油子，且没有患‘弹震症’的迹象。如果对这些人进行重新审批，那么大多数将毫无疑问地再吃一次枪子儿。”

凯瑟琳的另一名合著者、英军前情报军官和军事历史学家约翰·休斯-威尔逊上校（John Hughes-Wilson）对此也表示赞同：“我们不能按照今天的标准来判断我们祖父一辈的行为。”他指出，一些被处决者是犯有严重罪行的。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战争研究学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Lawrence Freedman）提出一个观点：“你必须把它放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将军们需要说服大多数人去死。在这种背景下所作出的行为都不会是不合理的。”

另一名军事史学家、《每日电讯报》的前编辑约翰·基根（John Keegan）则提道：“一些人，无论正确与否都被枪杀了……即使现在翻案，确认他们是被错误地判决或错误地处决，也无法改变既成事实。”

■ 上图是英国人重演一战时期枪决自己同袍的场景。

后 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枪决士兵的案例造成了英军士兵的大量不安，并引起议会质疑。1930年，英国出现了一场废除因为战时开小差而判处死刑的运动。

那些审查一战时被处死的士兵的案件的人，大多数都认为死者值得同情，并不认同当初英国陆军和英国政府使其污名化的做法。

即使是在由英联邦战争公墓管理委员会（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所管理的佛兰德斯（Flanders）和索姆省的战争公墓中，这些在一战中被处决的英军士兵也和他们的阵亡战友同眠一处，并没有被挑出来打上另类的标签进行安葬。这也意味着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这批人也被承认不应受到歧视。

1998年，很大程度上由于“反枪毙”运动（Shot at Dawn campaign）的抗争，英国政府承认一战时期被枪决的士兵属于受害者，但并未赦免他们的罪行。运动参与者对此并不满意，争论当时的军事法庭是正义的耻辱，因为这些被枪决的人中，很多都没有代理人维护其利益，也没有得到医学检验。

这场运动在英国皇家退伍军人协会（Royal British Legion）的支持下继续发酵，2000年，协会还邀请这些被处决者的后人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每年11月11日前的星期日）在伦敦和平纪念碑前的游行活动，与他们同一队伍的，还有一战的幸存者。2001年，一座纪念被处决士兵的纪念碑树立于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国家纪念植物园（National Memorial Arboretum）中。

最终，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2006年8月，英国政府宣布，将以道德的理由赦免一战中被行刑队枪决的英军士兵；很快，2006年10月31日生效的“武装部队法案”（Armed Forces Act）于同年11月8日正式赦免了1914-1918年期间英国和英联邦军队中被处决的士兵，以法律形式消除这些人在战时记录中的污点。不过，对他们的判决，依旧没有消除。

■ 上图是2001年树立于英国国家纪念植物园中的反枪毙运动的纪念碑，纪念一战中被处决的英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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