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打高管：中企在非洲如何评估政治风险

【财新网】（记者 杨睿 王力为）大约20年前，中国“出海”企业多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往往只扮演货品出口商的角色。但在这20年间，不断“走出去”的中企也在往价值链高处攀升。渣打银行董事总经理袁海海在近日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谈到了其眼中的中企赴非价值链金字塔模型（value chain triangle）。

在这个价值链金字塔底部，主要是以贸易出口为主、数量庞大的中资企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赴非中企从扮演工程总承包（EPC）角色，逐步实现了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EPC处于金字塔中部，意味着这些中企不仅在做制造业，也想要参与到工程设计及整个价值链创造过程中来。

袁海海分析，随后，中企开始尝试对项目公司进行小比例的股权投资，主要目的仍是获得EPC合同。“而到最近五年，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之后，我们看到‘走出去’的中企往金字塔尖攀升，成为在非洲项目公司的核心投资者，有时占到超过50%的股份。”袁海海说。

这些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中企，大多数会在其核心业务领域进行投资，但也有一些企业开始跨行业投资以实现多元化。袁海海说。这种出海企业变迁轨迹，也是韩国和日本在过去五到十年间完成的过程。

在价值链金字塔中部及顶部的中国企业中，国有企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多在基础设施和电力建设领域。而中小型企业则更可能基于贸易，向非洲出口商品。

渣打非洲企业及金融机构集团（CIB）董事总经理Saif Malik告诉财新记者，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位于价值链金字塔中部和顶部的投资，也大多数是通过G2G（Government to Government，政府间合作）模式推动的。

在他看来，G2G模式有优势也有风险。他以自己的家乡——赞比亚第三大城市恩多拉为例，“恩多拉只有80万不到的人口，中国政府在那里援建了一座能够容纳5万人的体育场。如果是完全基于商业性原则考量投资，这绝对不可能建成。但G2G（政府间合作）模式让这一切实现了，它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成为一些区域性足球赛事的主场。赞比亚人对足球很疯狂”。他笑着说。

Malik现常驻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统管渣打在非洲面向大型企业机构的服务。渣打目前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15个国家有分支机，在非洲业务占比为国际大行中最高，在非业务量亦为大行中最高的之一。

另一方面，G2G模式带来的“光晕效应”（Halo Effect），即也让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很难再发生倒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规避风险，帮助驱动未来的商业投资。

“中国企业会担心非洲国家执政党的更替是否会让此前的一切作废，但其实这么多年所建立的关系是很难倒退的”，Malik说。

当然，中企也需要面对一些挑战，因为投资总是会遇到陷阱或风险。Malik以尼日利亚为例，告诉财新记者：“如果你想要在尼日利亚投资，特别是你想试着在油田或是气田方面投资，那你必须要知道，你所面对的挑战是即使是当地政府也无法控制的。

尼日利亚南部的争端是所有大型石油公司都需要面对的与投资共生的风险。Malik表示，这种风险当然也会出现在其他地方，在蒙古国、马来西亚，都有可能发生。“幸运的是，非洲大陆整体都在提升。我认为商业挑战是所有实体或是企业都需要面对的”。

除了商业挑战，政治风险是摆在中企面前的头等大事。今年8月，非洲迎来总统“大选月”。卢旺达、肯尼亚、安哥拉均已经举行或即将展开总统大选。目前，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是多部族国家，实行议会多党制，政党竞争过程中的“部族化”特征明显，政治斗争激烈。

随着中国在短短二十年间成为非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各国领导人或执政党的更替是否会影响到中企在非洲的发展，已引发各方探讨。

Malik提出，如果直面非洲，会发现这里是一个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地方，每个人都想要降低风险，“你需要了解的是，你在同谁打交道，大环境如何，涉及其中的利益方都有谁”。

随着《战狼2》问鼎中国国产电影票房冠军，电影观众可能会加剧对非洲的刻板印象。而Malik在采访时指出：“在真正走进非洲之前，人们容易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将非洲看成单一国家或是单一市场。但实际上，非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都不一样。”

Malik以同在8月举行总统大选的肯尼亚和安哥拉为例，阐述了非洲各国之间的不同。8月8日，东非重要国家肯尼亚举行总统大选，目前该国局势看上去较为平稳，现任总统肯雅塔已宣布成功连任。“在非洲，通常大选的前两个月和后一个月都会出现一些政治喧嚣，一切开始减速甚至停滞。然后情况会慢慢好转。肯尼亚的表现非常好。相比于其它过分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肯尼亚的经济比较多元”。

肯尼亚每五年进行一次选举。“我认为他们已经有了恰当的选举机制。包括美国的政情观察者也认为，选举似乎是自由且公正的。肯尼亚在数年前曾经发生过暴力流血冲突，但是现在他们都已经意识到不能重蹈覆辙”，Malik说。

而对于西非国家安哥拉来说，现任总统已经年迈，将要下台，由执政党内另外推举候选人参与选举，因此实际上的权力交替已经在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但Malik分析，安哥拉更大的问题在于太过依赖石油，当油价经历腰斩式下跌，这个国家就会苦苦挣扎。“安哥拉必须保证收入流的多元化，而不是单纯依靠石油出口。他们要试着让农业发展重回正轨，我认为安哥拉正在经历属于它自己的许多挑战”。

如何评估中企在非洲投资的政治风险？Malik认为，现在能够利用的就是历史经验。“回溯这两年非洲的发展，我们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选举。非洲第一人口大国、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在大选时出现了执政党更替，反对党赢得了选举，但政权得以和平交接。还有去年8月的赞比亚大选、坦桑尼亚大选也都相对稳定”。

即使是2016年12月的冈比亚总统大选，经历了未能胜选连任的时任总统叶海亚·贾梅拒绝交权的风波；但最终塞内加尔等5个西非国家出兵冈比亚进行干预后，在选举中获胜的新任总统巴罗也得以在冈比亚首都宣誓就职。

“我认为，整个非洲以及各个非洲国家正在经历它们自身成长的阵痛，现在它们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成熟，投票选举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我们没有看到法律系统或是行政系统的彻底崩溃”。

Malik说，“一切会慢下来，但最终会复苏。因为人们需要活下去，国家需要发展，经济必须向前，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

Malik还告诉财新记者一些企业可以降低风险的具体方法，例如利用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及保险缓释工具。例如诉诸联合国投资责任原则（PRI）便可以降低政治风险，一旦有人随意取消此前签订的合约，将面临仲裁。“这些风险缓释工具，能让金融家及我们这样的贷方安心，也给了工程承包商一颗定心丸。我们在一些案例中测试过这些缓释工具，认为能够奏效”，Malik说。

Malik给出的建议是，需要去衡量每一个投资目的国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并明白这些都是长线投资，而非一两年内就可以撤资的项目。在他看来，每个非洲国家都有其自身发展的优势，总体来说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极度需要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无论是港口、公路、桥梁还是电力设施。“电力有非常巨大的缺口，你要从回报的角度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