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古代医患矛盾少？看看他们是如何处理的

“有个老医生说过一句话，每看一个病人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证明医生对病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这是广东省医师协会会长林曙光谈及医患关系引用的原话。

然而，如今层出不穷的“伤医”时间却成为医患关系的症结所在。在古代，医生身份地位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医患关系是否更加严峻，民间或者官府又是如何“出手”解决的呢？

关于古代“医患矛盾”的种种问题，本期的胡说中医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医术+医德是减少医患纠纷的“双保险”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谈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验医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

苏东坡所说的“秘所患”，以“验医能否”现象，在明清时期更为严重。清周亮工在其《书影》一书中曾批评这种现象：“不以病试医……不告医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

苏东坡和周亮工所描述的情况直面了古代医患纠纷的产生，即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古代不少病人就诊时，为了“考验”医生的医术，有意不将真实病情说出来。

尽管如此，相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古代医患纠纷虽时有发生，由于医患之间的联系仍是以医术和医德为主导的“口碑”传播。

由于古代是熟人社会，医生和患者都在相对狭小且固定的范围内活动，共为一个熟人圈子的成员，当时对于患者的诊疗类似于“家庭医生”的关系，一般是由一名医生全程负责，责任比较明晰，因此信任度相对于现在更高。

古代医生同样强调医德的重要性，对待患者讲究一个“仁”。古人认为，“医乃仁术”，“仁术”要求医生重视每一位病人的生命；更进一步说，叫“仁者爱人”，这既是古代医生对患者应有的态度，也是一种职业操守。

不过光有职业道德并不能减少医患纠纷，还得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过硬的医术，好的医术是减少医患纠纷的最根本措施。

古人看病有一个观点，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此说最早见于《礼记·曲礼》，其意思就是强调临床经验对医生的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医疗技术和医疗道德的好坏，很容易被同一熟人社会的全体成员所知晓，从而形成医生的口碑。从患者的角度来说，拥有较为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的情形，违反医疗道德，故意过度医疗，谋取钱财的事情很少发生。

医患关系也分为“三六九等”

与宫廷等级一样，古代的“医患关系”也分三六九等。简单的说，医患关系中患者主要分为两类，君王与平民。

看似“高品级”的御医实际上在“医患关系”中处于劣等地位，相对于医者的身份，御医的本质只是臣子，与民间医生相比，历史上医生的悲剧几乎都发生在御医身上，古代帝王患病大多因为四肢不勤，又加之宫廷斗争尔虞我诈，帝王身体都比较弱，御医们一不小心就会激怒君王，惹来杀身之祸。

据《文挚医齐王疾》记载，文挚治愈了齐闽王，却因为在治疗过程中激怒了齐闵王而遭惨死。这也是医患矛盾的最早记载。

作为古代医生的主体的坐堂医，医患关系和风险远远低于御医。其中，以名医所处的“医患关系”为最佳位置，名医的医患关系是一种权威型的关系，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对等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名医掌握着医患关系的主动权。患者是医嘱的被动接受者，毫无保留地依赖医生的判断与决策。

这种名医型医患关系还体现在“请医”的态度与难度上。在《杭州府志》记载，明初杭州有医生陶华“治伤寒，一服而愈，神效莫测，名动一时”。但是“非重赂，莫能致”。就是说想请他看病没有大红包是请不动的。

如何正确处理医患矛盾

不过即便医术再高明，职业修养再高，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医疗风险，难免出现医患纠纷。为了尽量减少麻烦，古代医生十分注重自我保护，在行医时会“挑病人”，拒绝治不好、不好治的患者。

扁鹊提出的“六不治”观点，就是避免医患纠纷、自我保护的手段。《史记·扁鹊列传》记载，扁鹊认为“病有六不治”，即6种人不接诊，第一种人就是“骄恣不论于理”。这种病人傲慢放纵，不讲道理，最有可能成为“医闹”。

除了自由选择患者之外，其他情况医生能怎么办呢？

“预后”是古代医生自我保护的又一手段。所谓预后，就是研究患者病情的发展，提前告知意外。说白了，预后就是“打预防针”，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让病人及其家属有心理准备，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医患纠纷。

仅仅依靠医生的选择并不能完全避免医患矛盾的发生，唐朝以前，医患纠纷大多由民间有声望的人进行调解，大多“私了”，唐朝之后，开始有了法律明确约束医生的行为。

《唐律疏议》有《诸医合药不如方》说：“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者，亦如之。”医者开方不如本方，任意增减，虽没有对患者造成伤害，亦要杖刑六十。《唐律疏议》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唐律疏议医合药不如方》说：“医师为人合和汤药……错误不如本方者，徒二年半。”

从现有的史籍来看，至少在明代和清代，医患纠纷发生后，由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即不由当事医生自说自话，而是由官府指定其他医生（别医）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查的公正性。

如果调查结果证明医生确为医疗事故的责任方，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清代法律更为强调吊销医疗执照和经济赔偿，“如无故之情者，过失杀人论，依律收赎给付其家，不许行医”。

说的就是清朝规定医生因失误致病人死亡，要赔偿病人家属十二两五钱，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数年的收入。

回到现代，传统的医患纠纷解决渠道包括医患双方协商、行政调解和司法诉讼三种，各有不足之处：医患双方协商由于没有第三方参与，容易出现僵持局面或过激行为；行政调解中，患者认为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机构的上级，难以保持中立；而司法诉讼则必须进行医疗鉴定，时间长、成本高。因此，如何形成一套快速有效的调解机制，缓解医患之间紧张的关系，建立信任，依然考验着医患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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