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为何擅杀毛文龙：宁远大捷埋下伏笔，毛越不受抑制，袁的杀心越坚定

2017-09-29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原文链接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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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1628），明思宗朱由检重新起用赋闲的袁崇焕，再次授命他总督辽东军务。同年七月，为了满足袁崇焕“便宜行事”的要求，与袁崇焕不和的大将满桂被朝廷调离宁远。八月，袁崇焕亲抵关宁，对辽东的人事安排进行了一系列整改：原本镇守宁远的将领朱梅被解职，由新晋提拔为都督佥事的何可纲代替；袁崇焕亲自坐镇宁远，把宁远和祖大寿驻守的锦州合并为一镇；驻守蓟镇的赵率教被转移到山海关，专门负责后方支援。由于辽东巡抚毕自肃在宁远兵变后引咎自尽，袁崇焕趁机向崇祯提议停设辽东巡抚一职，崇祯表示同意。不久，登莱巡抚孙国桢被免职，袁崇焕又奏请停设登莱巡抚，崇祯也加以认可。

至此，为了平辽大计，袁崇焕把自己最信赖的何可纲、祖大寿、赵率教三人均安置在了关宁防线的命门处，而其他可能掣肘袁崇焕的官员则被调免一空。

当袁崇焕忙着重新分配关宁军的职务时，后金的皇太极也没闲着，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蒙金战争”。崇祯元年（1628）二月，皇太极以使臣被杀为由，率军亲征察哈尔地区臣属林丹汗的多罗特蒙古部。此役，后金军大胜，俘获上万人。同年九月，皇太极再次出征察哈尔，将林丹汗的残余势力驱赶到了察哈尔的西部边界。经过数年对察哈尔蒙古的联盟和征服，皇太极不仅增强了自身实力，还打通了一条绕道入关的坦途。

不过，无论是袁崇焕还是皇太极，此刻都因一个人的存在而头痛不已，他就是驻扎在东江镇的明军将领——毛文龙。

袁、毛二人矛盾的根源

照说，袁崇焕守关宁，毛文龙屯东江，一个“守为正着”，一个“攻为奇着”，在辽东战场上本该合作无间。可问题是，毛还没来得及跟袁崇焕这位“关宁新星”加深感情，袁崇焕就首先向毛文龙射出了一串子弹。

袁崇焕和毛文龙之间的矛盾，最早始自宁远大捷以后。天启六年（1626）正月下旬，努尔哈赤率军6万攻宁远。袁崇焕率部死守宁远，与后金军相持三昼夜。最终，明军斩首二百余级，努尔哈赤主动退却。凭借此战，袁崇焕的影响力大幅提高。同年二月，携战胜后金之威信，袁崇焕迫不及待地向朝廷提出西移东江镇的计划。五月，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又进一步向朝廷阐述了移镇的原因和方法，认为毛文龙移镇辽西沿海后“水可泛棹三岔，陆可扬鞭四卫，朝廷折片纸呼之跂可得也”，远比在东江得力。

可是，毛文龙却并不认同袁崇焕的主张。他在给天启帝的奏疏中如是写道：“兵事首论人心，次论地势。以人心论：宁远辽兵少，西兵多；东江则海外孤悬，无可退避，尽用命之人心。以地势论：宁远至辽阳，俱系宽平坦途，无险要含藏，难以出奇攻袭；东江则山险可以设疑，出奇可以制胜。接济虽难，战守则得，进剿恢复，终是东江事半功倍也。”天启帝看罢毛文龙的奏疏后深表赞同，乃公开降旨道：“疏说地势人心极明，不必移驻。”正式驳回袁崇焕的“移镇”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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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像，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萨尔浒之役后，迁都沈阳。之后席卷辽东，攻下明朝在辽七十余城，1626年兵败宁远，袁崇焕凭借此战大幅提高影响力

经由天启皇帝的裁决，袁、毛二人在移镇问题上的争论似乎分出了胜负，但二人各自秉持的战略思想却并没有互相包容，反而引发了严重的战略灾难。

天启六年（1626）八月，努尔哈赤病逝。袁崇焕派使者三十余人前往后金处吊丧，顺便和新国主皇太极商讨和谈事宜。袁崇焕提出和谈，是企图利用和平的空隙增修锦州、中左、大凌等地的防御工事，扩展宁锦防线。皇太极答应和谈，却是想趁西部和平之机，解决朝鲜和毛文龙这两个后顾之忧。

天启七年（1627）正月，后金军大举侵朝。朝鲜大败，被迫和后金缔结为兄弟之国。与此同时，毛文龙也遭到后金军数万部队的围攻，士兵伤亡惨重，丢失了许多据点。袁崇焕闻讯，迟缓地派了一点增援部队，半路上听闻战事结束便全数撤回宁远。

从天启七年的战况来看，袁崇焕提议毛文龙移镇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袁崇焕使用的是堡垒推进战术，其部队不仅没有野战能力，更无法像东江镇那样利用地形奇袭骚扰。一旦后金把注意力放在东江镇身上，两个战场远隔大海，指挥协同存在问题，毛文龙根本不能指望关宁军施以牵制。原来毛部驻师铁山，经过朝鲜境内可以袭击镇江，确能起到一定的骚扰作用，但是皇太极攻下朝鲜之后，铁山之路断绝，毛部一登陆就被后金击溃，而且入冬冰封之后还要防备后金攻岛之患，战略价值大大降低。所以按照孙承宗、茅元仪、袁崇焕等人看法，东江兵移镇盖州左右夹攻才是出路。这是明初收复辽东的故智，当时马云、叶旺先据盖州，明军主力由冯胜率领渡三岔河，一举扫平纳哈出势力。

事实上，自从天启七年以后，东江镇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毛文龙本人的立场也开始摇摆不定。

崇祯元年（1628）三月，毛文龙把后金使者阔科捆至京师，当作“礼物”送给了朝廷。明廷通过对阔科的审讯，问出了一个惊天秘密——毛文龙竟然在偷偷和皇太极商讨投降事宜。科道官员闻讯纷纷弹劾毛文龙叛变。毛只好在四、五两月接连曝光了他与皇太极的来往信件，辩称自己是为了诱捕后金高官而使用的计谋。

原来，崇祯元年三月十三日，后金方面派来一批使节与毛文龙谈判。其中有个马通事，赴皮岛途中遇上六七个逃民。马通事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下的逃民躲入山中方才得脱。马通事抵达皮岛次日，又在岛上撞见了他们。逃民们认出马通事，愤怒地将他押解到毛文龙的府衙。毛文龙见状反而赶跑逃民，放走了马通事。刚好户部运饷的官员黄中色也在岛上，逃民们又跑去黄中色处告状，致使马通事再次被擒。由于马通事嫉妒正使阔科，遂把后金来使的事情全供了出去。毛文龙知道后捆了阔科，将之送往京城献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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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描绘16世纪的明朝部队，1为旗手，2为步兵（世界军事史丛书《武装者》系列第307册：《帝国晚期的中国军队1520-1840》，鱼鹰出版社）

关于毛文龙是否真有投降后金之意，史学界历来争论不休。但在崇祯元年这个节骨眼上，毛文龙闹出通款后金的丑闻却不能不引起明廷上下的警觉。因为自天启七年至崇祯元年，东江镇因为粮饷不足，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饿死军民以万计。本应从海路运往东江的粮饷，被运饷官吏大量克扣。毛文龙屡屡上疏求饷，甚至达到对崇祯出言不逊的地步。崇祯元年八月，毛文龙以遇逆风为名，突然至登州上岸，续到诸船游弋于登莱洋面，还砸了于自己有怨的登莱总兵杨国栋的功德碑，“擅离信地”，脱离朝廷控制的藩镇化表征明显。从逻辑上讲，此时的毛文龙拥有充分的动机投降皇太极。只不过皇太极要毛文龙登陆投降，而毛文龙意在分庭抗礼：“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来攻，则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焕在同年四月份就已经获得兵部尚书的加衔，不可能对此事一无所知。

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始末

崇祯元年七月，当时朝议“忧毛文龙难驭”，弾章累累，只不过毛“握重兵居海岛中，莫能制也”，袁崇焕此时在和钱龙锡谈平辽战略时就提到“入其军，斩其帅”。当年十二月，袁崇焕将原来从登莱运往皮岛的钱粮改为由山海关运至宁远觉华岛换州船运往皮岛，而且让登莱严申海禁，“一切市贩船只不许私通”，想通过垄断粮米，禁除东江商业，切断东江经济来源，迫使毛文龙就范。然而崇祯二年四月，毛文龙竟然“领兵船四十艘”赴登州索饷，时人说他“非王濬之平江南，戈船下濑；岂吕蒙之袭锦州，白衣摇橹！”一时间登州百姓以为后金来袭，城门日闭。袁崇焕拨付粮船，还为毛文龙请饷，稳住毛文龙。

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致书毛文龙，邀请他前往双岛阅兵。毛文龙未加提防，泛舟来会。袁崇焕和毛文龙一面宴饮，一面商谈。席间，袁崇焕建议毛文龙更改营制，设置监官，毛文龙听后面色恼怒，很不高兴。袁崇焕又建议他卸甲归乡，毛文龙却回答说：“我一向都有归乡之意。但目前只有我通晓辽东事务。等辽东的问题办妥，朝鲜也已经衰弱，可以随后占领朝鲜。”袁崇焕见劝不动毛文龙，只好与部下连夜商议处死毛文龙的计划。

六月五日，袁崇焕又邀请毛文龙观看将士射箭。他先在山上设置了一座军帐，令参将谢尚政等带领甲士埋伏在帐后。待毛文龙至，随身部卒都被袁崇焕派人拦在营外。袁崇焕向毛文龙躬身拜道：“我早上就走，阁下担当海外的重任，请受我一拜。”毛文龙回拜后，两人开始登山。袁崇焕又询问毛文龙随从官员的名字，大多是毛姓人。毛文龙解释说：“这些都是我的亲眷。”袁崇焕笑道：“你们在海外辛劳，月粮也只有一斛。说来痛心，也受我一拜，请为国家尽力。”众人也都躬身回拜。

来到军帐，袁崇焕脸色一变，开始诘问毛文龙的违法行径。毛文龙和他抗辩，袁崇焕一面厉声斥责，说出了那句名言：“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朝廷的一个首将”，一面命人除去了毛文龙的衣冠。毛文龙仍然不服，袁崇焕当众历数了他“不设监官”“欺君罔上”“杀良冒功”“言语违逆”“侵吞军饷”“私通外番”等十二条罪状，随后以尚方宝剑斩杀了毛文龙。消息传到京师，崇祯极为震惊。可是毛文龙已死，辽东还要仰赖袁崇焕，崇祯也就没有追究，反而下旨褒奖了袁崇焕。对于崇祯来说，毛文龙的确该诛，但生杀大权应该操之于朝廷，而不是由袁崇焕操刀，所以“擅杀大帅”此时就在崇祯心中留下了芥蒂。

袁崇焕杀死毛文龙后，担心毛文龙的部下哗变，就把东江的饷银增加了十八万两。然而，岛上的军民失去了主帅，形势还是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袁崇焕上疏称：“东江镇是牵制后金所必须的依托，现在确定其两协的编制，马军十个营，步军五个营，每年需要饷银四十二万两，米十三万六千石。”崇祯对兵额减少军饷提高一事感到疑惑。但因为是袁崇焕提出的，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关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的真实动机，目前一些流行的说法多数都有漏洞。比如“以谋款而斩帅”，就存在逻辑上的硬伤。因为袁崇焕杀死毛文龙后并未西移东江镇，更没有将之取消，反而提高了东江的粮饷。如果毛文龙之死不能解除皇太极的后顾之忧，那么以此为谈判条件显然没有好处。换言之，袁崇焕杀毛的计划，很可能仅针对毛文龙个人。不过在袁崇焕五年复辽的战略构想中，东江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宁之十二万为主，东江之两万余为奇”，一主一辅、奇正用兵，“毛文龙可用，但未有能用文龙之人”，所以当毛文龙拒不受节制，袁崇焕为了统一事权，杀毛之心也就越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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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熹宗真像，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姚文翰奉勅绘，绢本，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在位仅 7 年，曾驳回袁崇焕“移镇”东江镇的主张

《满文老档》收录的一封“无名”信件或许可以为“双岛斩帅”提供一种全新的解释思路。该信的作者称：“毛总兵官（毛文龙）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对遣来之刘保等人仍以善言惑之，作速遣回，事将自然完结等语……以我观之，汗（皇太极）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袁崇焕）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我虽在此地兼职，而归回彼地之心常存也，此非诳诈。”

作为后金方面的孤证，《满文老档》这封信件的可信度尚需商榷。但如果该信的内容为真，则袁崇焕如此急迫地杀死毛文龙，很可能是出于对东江镇投降后金的担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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