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介石性格不合的史迪威，被排挤回国后惨遭马歇尔雪藏，几个月后参与冲绳战役，二战结束一年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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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2年7月，也就是史迪威担任盟军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的仅仅3个月后，蒋介石就趁着美国总统特使柯里访华之际要求撤换史迪威。此后，蒋介石孜孜不倦地反复提议，要求美国把史迪威换掉。蒋介石的诚心感动了美国人，罗斯福终于在1944年10月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这一时期，史迪威日记中的脏话量明显增多。

在重庆的最后48小时

史迪威是从访华的赫尔利那里得知罗斯福的意思的。史迪威给夫人写信吐槽道：“看来他们十分可能要把我搞掉了。罗斯福显然抛弃了我，如果这个老傻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显然他已经这么做了），‘花生米’从现在开始就要失去控制了！”所谓“花生米”（peanut）者，系史迪威对蒋委员长的爱称，赞美其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史迪威曾写歪诗来歌颂蒋委员长，诗中有几句是这么说的：“为了报仇我等好久了，如今终于有机会了，我要盯着花生米眼睛，然后给他裆下来一脚”（I have waited long for vengeance\ At last I’vehad my chance\ I’ve looked the Peanut in the eye\ And kickedhim in the pants.）。对于资深“蒋黑”史迪威而言，他的离职实在是命中注定的事。

1944年10月19日，“斧子已落下”，史迪威在日记中沉重地写下这几个字。史迪威被正式召回，魏德迈指挥在华美军，中缅印战区被瓜分。赫尔利告诉他，是“花生米”接受了魏德迈。史迪威在接到通知后，只在重庆待了48小时。在重庆的最后48小时里，史迪威匆匆写了几封告别信。其中一封写给延安的朱德总司令，表示非常遗憾没能与八路军加强联系，史迪威称赞八路军是与日军苦战中涌现的杰出军队。还有一封写给陈纳德，很羡慕陈纳德能得到中国人发自内心的钦佩。

1945年6月，在冲绳战役的最后阶段，史迪威接过岛上第10集团军的指挥权。在这里，他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清剿残余日军，并将冲绳建设成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前哨基地，图为史迪威（右一）正在冲绳指挥作战

临走前，史迪威还见了宋庆龄，宋庆龄流了泪，表示希望有机会能去美国把真相告诉罗斯福总统。令史迪威最尴尬的当属蒋介石搞的授勋仪式。在史迪威要走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宣布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派一个低级军官通知史迪威来接受勋章，史迪威拒绝了，但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了蒋介石最后一面。得胜的蒋介石笑容和蔼，他说这一切真是遗憾，两人真的只是性格不合，希望史迪威以后继续做中国的朋友。这番言不由衷的客套话让史迪威十分无语，对蒋介石说了一句中国的抗战口号“争取最后胜利”就走了。蒋介石甚至送史迪威到了大门口。不久，史迪威离开中国，到达印度。10月26日，史迪威到达亚洲的第32个月之后，他迎来了在中缅印战区的最后一天，从此，中国战场不再归中缅印战区管辖。第二天的黎明，飞机从德里机场起飞。早上8点钟，史迪威看了看窗外，最后看了一眼自己曾经为之付出的中缅印战区。

引发美国新闻界争吵不休

史迪威在接到通知后，只在重庆待了48小时，原因是马歇尔担心史迪威心直口快，引发美国媒体的反应，进而影响到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以及史迪威的下一步任命工作。此时的美国大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人们都极为紧张地翘首以盼，期待着史迪威归来。因为史迪威早已被美国媒体渲染为拯救中国的军事天才，美国大众只知道这位大英雄要凯旋，却不知道史迪威是被蒋介石排挤走的，正憋着一肚子的闷气。

而罗斯福的竞争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在最后关头的演说中公开宣称，共产党已经取得新政的控制权，罗斯福手下一大帮子的地下党员，史迪威也是一个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否则他为什么整天就知道黑蒋介石黑国民党，还总想给延安发点美援？

这一系列逻辑推论看上去好像还挺有道理的。罗斯福也慌了，因为从当时的预测结果来看，罗斯福与杜威的选情居然旗鼓相当，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这是选情预测的电话调查根本不准。不过罗斯福不敢掉以轻心，他要求对召回史迪威一事严格保密，采取防范措施，不让记者找到史迪威。不过，对于罗斯福，史迪威选择不能原谅，在重庆的最后48小时里，他第一时间找来驻重庆的著名记者白修德（1942年河南饥荒的披露者）和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当场公布了这一爆炸性的消息：自己不是凯旋归国，而是被蒋介石排挤走的。

1944年底，史迪威回到加州老家，在那里，他享受到了久违的天伦之乐，牵着爱犬在海边散步，感到无比宽慰

对记者而言，这是足以掀掉屋顶的大新闻。这一条新闻显然无法通过重庆当局的邮政送出去，阿特金森决定立即回国，将这条新闻带回去。阿特金森乘坐飞机，怀揣着新闻稿，一刻不停地往大洋彼岸赶，从重庆到昆明，从昆明到缅甸，再到印度，到埃及，到突尼斯。在开罗机场，他遇到宪兵要求检查旅客公文包，每一份文件都不放过，都要打开检查。幸好阿特金森把新闻稿放在外套口袋里，逃过一劫。在突尼斯，阿特金森遇到了即使在今天也没能完全解决的一件事，那就是航班延误。在机场徘徊的他突然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史迪威的部下、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

谢伟思此时奉史迪威命令，正要回国向华盛顿汇报工作，特别是游说国务院给中国共产党以援助。背负这种惊天使命，谢伟思坐飞机还不一路开绿灯？阿特金森把新闻稿交给谢伟思，说这都是史迪威将军的旨意，请务必安全送到《纽约时报》社，直接到报社里交给编辑，不要投递，不要代发。谢伟思如期将稿件送到，但此时毕竟是世界大战时期，各国都在搞新闻管制和战时新闻审查，不准发布不利于团结士气的言论，稿子被扣下了。《纽约时报》为此奔走斗争了整整3天，一方面这封打字机打出来的稿子，谁也没法证明出自阿特金森之手，报道出现偏差要负责任。另一方面，这事牵扯到大选选情，这时候爆料，其后果难以估量。

两天后，航班延误的阿特金森终于赶到纽约，与报社核对了消息来源。这篇新闻直接提交到罗斯福手上。罗斯福经过思考，认为新闻稿也没有刻意夸大事实，基本还是有理有据，最主要的是，这篇报道通篇在黑蒋介石，这一点罗斯福也是认可的，所以他授权《纽约时报》发表。

1944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此时距离总统大选仅剩一周的时间，而史迪威甚至还没有回到美国。报道中说，史迪威的召回是蒋介石“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胜利政治”，说蒋介石“在中国越来越丧失民心”，而美国却别无选择。报道甚至反对向中国派出下一位美国参谋长，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这个不开化的、铁石心肠的独裁政权，他们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媒体对史迪威离开中国这件事几乎异口同声地表达了痛心。富有种族偏见的美国媒体人将此事渲染为“朴实、诚恳的美国人败在了邪恶、狡诈的亚洲人的阴谋诡计之下”。社会上反响之大，就连处于大选关键期间的罗斯福都不得不亲自出来召开记者发布会，一再表示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涉及政治，不涉及政策，不涉及战略，不涉及援华物资，不涉及驼峰航线，不涉及任何人，当然更不涉及杜威说的什么“红色阴谋”，是两人的个性使然，纯粹是个性问题。

与之相对的是，正当美国新闻界争吵不休的时候，史迪威终于抵达美国，第二天被悄悄接到华盛顿，一路上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仿佛抓到了外星人一般。史迪威的存在表明美国军队向蒋介石屈服，这令史迪威的领导们感到难堪，这些官僚们能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史迪威禁言。史迪威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小机场降落，随后在华盛顿机场也遭到严密的保护。在陆军部，陆军新闻局局长告诫他，不要发表任何讲话。到达华盛顿的当天晚上，马歇尔来见史迪威。四星上将史迪威要求去前线，哪怕连降三级只带一个师也好。马歇尔大笑着对征尘未洗、满眼血丝的史迪威说，你先休息一个月再说。这实际上是继续不让史迪威说话，直到熬过总统大选。

史迪威回加州老家的路途中，无数次被记者追问，他都不置一词。在加州，他享受到了久违的天伦之乐，牵着爱犬在海边散步，感到无比宽慰。他也收到了很多来自缅甸与中国的信件，来自曾与他共事的中美军官，这些信件都表示对史迪威的离去感到十分惋惜。卫立煌就表示，自己曾在与红军作战中取得战功，获赏4个县的税金。而像史迪威这样的将军，至少值十个县的税金！

1945年9月2日，日本东京港，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图为出席仪式的史迪威（左）与美国军官交谈

日军的攻势并未因史迪威的去留而有所减慢。在史迪威离开中国后不久，日军相继攻陷桂林、柳州，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目标。在豫湘桂会战爆发的四个月以来，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个通向沿海的通道也丢了。

在睡梦中去世

史迪威离开中国3个月后，新的中印公路通到了云南，新的援华通道全线贯通。当第一支从印度阿萨姆开出的车队经过24天的盘山公路，艰难地到达昆明时，成百上千的云南群众挥着小旗子前来迎接，庆祝人群中举着史迪威的画像，同罗斯福画像和蒋介石画像交织在一起。蒋介石宣布，将这条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纪念他杰出的贡献”！消息传到美国，史迪威听得直恶心，撂下一句，“我不知道谁让他说这些的”。

史迪威回国后，先后任美军第10集团军及第6集团军司令，图为1946年8月，史迪威担任美军第6 集团军司令期间所摄，两个月后他在睡梦中离世

雪藏数月之后，史迪威找机会与麦克阿瑟取得了联系。说起来二人是老相识了，二人在西点军校是只隔了一个年级的师兄弟，史迪威在军校时就认识麦克阿瑟这个师兄。陆军部压着史迪威，史迪威就投奔了陆军部压不住的麦克阿瑟，终于在麦克阿瑟手下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段。在冲绳战役的最后阶段，史迪威接过了岛上第10集团军的指挥权。在这里，他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清剿残余日军，并将冲绳建设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前哨基地。他夜以继日地苦干，期间有记者问他，觉得什么时候能打败日本？不善于应付媒体的史迪威表示，保守估计需要2年。然而，随后的原子弹在新墨西哥沙漠的实验成功，完全出乎了这位1904年就从军校毕业的老军人的预期。随着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史迪威在日记中如释重负地写道，“终于这样结束了”！

1946年，史迪威因病住院，经检测发现已经是癌症晚期。在去世前一天，他得到了期待已久的战斗步兵徽章（Combat Infantryman Badge）。这种设立于1943年的徽章图案是一支独立战争时期的火枪，这甚至不是一种勋章，仅仅是一种普通士兵几乎人手一枚的资格章而已，但是必须在火线与敌人作战方能获得。为了避免让史迪威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这枚徽章至死也没有挂到他的胸口。

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在睡梦中去世，终年63岁。上海《申报》刊载了史迪威去世的消息，悼文以他在印度训练中国士兵时说过的一句话开头：“假使我能证明中国士兵像任何盟国士兵一样好，我就死无遗憾了。”

（参考文献：（美）史迪威：《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美）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重庆出版社1994；（美）陈纳德：《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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