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超人类革命”的到来

编者按：随着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的发展，以及人机混合技术、3D打印技术（尤其在医学上）的广泛运用，人类或许正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当医学的目的从治疗转变为改善和增强，人类开始编辑基因、植入芯片……这场革命或将从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方面彻底改变人类社会。

《超人类革命》作者、法国哲学家、前教育部部长吕克•费希详尽地分析了这场变革产生的背景、争议、各种解决方案，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立场和建议。

本文节选自该书作者自序，经出版方授权转载。

文|吕克•费希（Luc Ferry）

法国哲学家、前教育部部长

千万别以为这是科幻：2015年4月18日，一个中国基因科学家小组对83个人类胚胎进行了一次实验，旨在“修复”甚至“改善”胚胎细胞基因组。用于做实验的胚胎是否全部属于不能成活的胚胎？实验是否合乎道德规范且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实验结果如何？因为此类研究的相关信息很不透明，没人能够真正回答上述问题。此外，报告该实验结果的论文被两大著名权威刊物《科学》和《自然》拒稿，若是得到发表，也许能证明该实验的合理性。不过至少可以肯定，近年来“剪切/复制”基因序列片段的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以至于当前的生物技术已经能改变人类个体的基因，就像人类很久前改造玉米、水稻和小麦的种子一样（这些出了名的“转基因作物”引发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担忧和愤怒）。

人类基因改造这条路能走多远？会不会有朝一日（很快将实现还是已经实现？）我们能随意改变孩子的某一特质——智力、身高、体格或相貌，选择性别、头发或眼珠的颜色？目前人类还没有到那一步，技术和科学层面还存在诸多障碍，但是至少在理论上一切皆有可能。世界各地有许多科研小组正在极为严肃地研究这一课题。此外还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领域的技术科学正以超乎想象的迅猛速度蓬勃发展，但都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引起政界人士的注意或媒体的广泛关注，因此几乎完全不为普罗大众知晓，也不受任何有哪怕一点约束力的法规制约。

正如一部分知名思想家，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想的那样，这一新形势迫使我们思考、预见这些人对人的新控制力在未来若干年内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的诸多深刻问题，包括道德、政治、经济乃至信仰等多方面。本书旨在尝试提出这些问题，分析其来龙去脉并进行解释，从而尽早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眼下法国和整个欧洲确实需要认识到，美国正在兴起一种名为“超人类主义”的新意识形态，不仅有“超人类主义”预言家、学者，还有令人瞩目的代表人物和知识界拥趸。这一思潮日益强大，得到了Google等互联网巨擘的支持，拥有若干研究中心，并获得源源不绝的资金支持。已经有数以千计的相关文章和论坛，在大学、医院、研究中心、经济及政治团体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笼统地说，超人类主义者正凭借其拥有的非常可观的科学手段和物质资源，宣扬新技术，支持采用新技术，支持大量使用干细胞，支持克隆繁殖，支持人机混合，支持基因工程及胚胎操纵，这些或将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我们人类，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

本书作者吕克·费希

医学目的：治疗转为“增强/改善”

有史以来，医学一直都基于一个简单的概念、一个已被反复验证有效的模式：“修复”生物体内被疾病所“破坏”的那一部分。医学的思想框架主要是（且不说完全是）“治疗”性的。但这对那些倡导超人类主义运动的人来说已经过时。有了NBIC新技术，即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大数据和互联网）和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之后，这些极具颠覆性而又极其迅速的技术革新很可能在未来四十年里使医药和经济领域发生过去四千年里都不曾出现的巨大变化，再加上人机混合技术以及3D打印（尤其是在医学上的使用）也在发生爆炸式的发展，以往的医学范式已经被超越。

新技术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医学职业。医学不再仅仅局限于“修复”，还可以“改善”人，超人类主义者称之为“提高”和“增强”。（和信息系统中将虚拟图像与真实图像重叠获得的“增强现实”同义。所谓“增强现实”，是指将智能手机上的摄像头对准城市中的某个建筑物，然后你会在手机屏幕上看到这座建筑物的落成日期、建筑师姓名、最初和现在的用途等等。“增强”将是生物与医学领域里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我们会看到NBIC技术将触及人类生命的方方面面，比如共享经济——优步（Uber）、Airbnb、BlaBlaCar这类公司的出现就是例子。

超人类主义者很有说服力地指出，这种看待医学的视角变化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只是人们并未觉察和反思。比如，整形手术在20世纪一直发展，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疗，而确确实实是为了改善，具体说是“美化”人的身体。因为我们知道丑陋并不是一种疾病，丑陋的相貌——不论人们如何定义丑陋——跟病理无关，尽管它有时可能是疾病带来的结果。又比如万艾可（伟哥）和其他能增强性功能的药物，它们的存在也是为了增强人体的某种机能。

在很多领域，治疗与改善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比如我们使用的抗衰老药物，到底是属于“治疗”类还是“改善”类？疫苗又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呢？超人类主义文献中充满对此类话题和论据的尖锐讨论。“改善”和“治疗”之间的区分不仅难以界定，而且在超人类主义者眼中，这种区分在道德层面不具有任何价值。

超人类主义者喜欢用“两个小矮人”的例子来阐释他们的观点：有两个人身高都不超过一米四五，其中一个人是因为童年得病，另一个人是因为父母也个子矮小，所以很“正常”。两个人都因为身材太矮小而在一个偏好高大身材的社会中受到歧视，为什么只治疗其中一个而拒绝另一个呢？在道德层面上，从超人类主义的观点看来，区分病理性的侏儒和“正常”的侏儒并无意义，被关注的应该只是个体所经受的痛苦。

再看另一个例子。

在法国，现在有约四万人患有一种退行性的基因疾病——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会使患者逐渐失明。一家德国公司研发出了一种电子芯片，可以植入患者视网膜，恢复其大部分视力。芯片将光线转换为电信号并将其放大，通过一个电极传输到视网膜上，使这些信号能够通过正常的视神经通道抵达大脑然后转换成图像。请注意，不久前这还被视为科幻。回到20世纪初，一流的学者可能会认为自称发明这一技术的人是招摇撞骗！今天，这已经成为现实，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也不会太感意外。这恰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医学是如何不知不觉地从治疗疾病演变成增强机能：起初当然是为了治疗病理症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人与机器的混合。此外，假如有朝一日科学再进一步，基因治疗手术可以通过“剪切/粘贴”的手段对胚胎中具有缺陷的基因进行修复，我们也很难反对这种治疗，原因很简单：几乎找不出任何反对这种手术的理由。

因此，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对以下这句话有所理解：超人类计划所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远远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么简单，如大众媒体上通常会有人以为自己可以站队“支持”或“反对”，好像这个问题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解决似的。科学的进步既有可能带来令人赞叹的好处，也有可能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

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严格区分以下两者极为重要，尽管有时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一是现实，或者说至少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二是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有时候很讨厌，有时甚至很可怕。比如上文提到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例子，只要去问一问那些得益于电子芯片而重见光明的人，就能理解这确实是非常符合人们需求的发展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我们思考的真正敌人是把一切简单化。把超人类革命说成“噩梦”和把它说成“福祉”或“救赎”一样极为愚蠢。我们要注意细微差异，或者更好的说法是要区分清楚科学与意识形态、治疗与增强，甚至是上文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里传统治疗与增强性治疗之间的界限和差别。归根结底，最后都回到同一个问题：到底是要让人变得更加像人——或者说，使人变得更加像人所以变得更好——还是反过来使人失去人的本质，甚至人工制造出一种新的物种，即后人类？

对抗衰老与死亡

显然，超人类主义革命者是从“改善”的角度贯彻他们的逻辑的，把衰老与死亡看作病理或类似于疾病的不好的东西。衰老和死亡毕竟也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其程度之深甚至超过人的机体染病所带来的痛苦，因此他们认为，在新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医学应该尽可能以根除衰老和死亡为目标。

有一天，我跟我的朋友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André Comte-Sponville）说起我想就这些主题写本书的计划，他略带讽刺和怀疑地说：“说实话，吕克，衰老和死亡可不是什么疾病呀！”没错，他说得很对，而且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看，生老病死对我们这些终将一死的小小凡人来说起着实实在在的作用：个体一旦完成基因的传递，在地球上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在他那本精彩的《哲学词典》中，我们在“衰老”这个词条里读到以下颇具教益的句子：

衰老过程是生命体的损耗，损耗降低了它的机能（生存、思想、行动等能力），逐渐接近死亡。在这一过程中，明显可见的不是演化而是退化，不是进步而是退步。衰老则是这一过程带来的状态，一种本质上不值得向往的状态（谁不想永远保持年轻呢？）。不过，对几乎所有人来说，老总比死要好。因为死是万事皆空，老则一息尚存。

达尔文看得明，说得妙。但是，在这种前提下，既然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不要老去，既然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宁愿老也不愿死——这就很能说明人们对衰老和死亡的态度——何不把它们视为应该尽可能除去的疾病呢？何况，数千年来的种种神话和宗教不都殚精竭虑地让我们相信永生不死是高于其他一切的完美救赎吗？

很多生物学家会告诉你对抗衰老和死亡是虚幻的妄想，不是真科学而是科学幻想。也许在人类看来，衰老和死亡是坏事，而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当一个生物完成繁殖，当一个人生育了后代并且存活了足够长时间将后代保护、抚育到可以开始繁育其后代的年龄，这个人在地球上的使命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就算是完成了。正如常言所说，以便“给新一代让路”。所以从物种的角度来说，衰老和死亡是很有用的，甚至必不可少，若是想跟大自然的逻辑对着干，到头来只会大失所望。此外，据最杰出的基因学家之一的阿克塞尔•卡恩（Axel Kahn）说，“改善”一个活的生物的衰老或死亡，必然会有引发不平衡甚至极端灾祸的重大风险，因为生物是一个整体，改变一处通常会给另一处带来灾难。而且，那些觉得超人类主义不现实或危险的人认为，在目前的科学研究状态下，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可确认的探索性进展能让人真的“停止时间”，终止衰老过程，达到如公元前18世纪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所写的“永无止尽的生命”。

上述这些都没错，应该纳入考量，仔细审视。但与此同时，有一些同样严肃的科学家坚持另一种不同的观点。虽然“死亡的终结”尚未到来，但想显著延长生命的极限在科学上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当然，这个领域的研究确实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仅仅是在某些菌类和人们熟知的实验室的苍蝇——果蝇身上获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关研究已经有所进步。干细胞的运用、人机混合技术和医学的进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能让我们很好地修复受损或衰退的器官。可惜的是，大脑仍然是、并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是最难被“返老还童”的器官。不过，近五十年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如此迅猛惊人，完全先验地排除这种可能性实际上也属于一种意识形态——超人类主义者可以说推翻了举证责任：确实，自1953年华生（Watson）和克里克（Crick）揭示DNA结构之后，科学家们在这些领域取得了诸多重大发现，鉴于此，谁敢非常确定地说或多或少推迟死亡的到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呢？事实上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科学家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对癌症细胞的研究也为此打开了新思路：导致人类死亡的癌症细胞是杀不死的，也许对这些细胞的研究能让我们摸清楚如何掌控时间、掌控“时间生物学”，从而有望延缓死亡——这在目前尚属假设，但是，即使对此持谨慎态度，我们不得不从现在起就认真思考人的寿命得到显著延长之后可能带来的后果。

由于寿命延长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而且20世纪所经历的人口寿命延长（尽管不是因为基因技术，而是因为早夭人数的减少）眼下就已经带来了各种问题，我们必须开始面对它们。就算不谈显而易见的人口问题，也还有经济问题（如果人类可以活到200岁，需要比现在多得多的退休养老金）和社会问题（一旦医学具有此类新能力，人与人之间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大、越发令人难以接受的不平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面对吉尔伽美什或西西弗神话里反复出现、令人纠结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人类能够像超人类主义者承诺的那样延长寿命，我们究竟想不想活上数百年？我们是不是真的希望“真正”长生不老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外来因素影响下——如事故、谋杀或自杀——才会死去？假如可以（几乎）长生不老，我们会做什么？我们还会愿意工作、早晨起床去工厂和办公室上班吗？我们难道不会感到厌烦、怠惰？活上漫长的数个世纪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可学的新东西？我们还会不会想做一番大事，继续精进自己？我们的爱情故事难道不会变得令人厌倦？我们还会想要孩子、还能生孩子吗？一本没有结尾的书、一部没有结局的电影、一段没有休止的音乐基本上没有意义。“永无止尽的生命”是否也同样如此？

我倾向于认为，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以及所有害怕死亡的人，都会乐于延长自己的生命，因此，涉及寿命延长带来的种种问题，他们一定会妙招百出。在纯粹假设的前提下，超人类主义也迫使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毕竟，这些问题很重要，哪怕是能推动我们进一步思考人类目前的生存状况也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延缓衰老和死亡的研究计划尽管并未确定其可能性，更没有真正实现，却在北美大陆大受欢迎，而北美在这方面相对欧洲旧世界来说本就已经领先一步，虽然祸福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