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内关外谍影重重，遗老遗少接踵而至：一场“建国”丑剧正在上演

1935年元旦，伪满洲国军政人员在所谓的“国旗”前合影，站正中者为伪满“皇帝”溥仪，前排左七为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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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终于迈出了谋略满蒙的关键性一步。此后数月，日本一方面高呼着“不扩大事态”口号，一方面马不停蹄地进行军事侵略，向辽西锦州地区进犯，直到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也未停止。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关外关内发生了不少大事件，始终脱离不了一群人的幕后操控，他们时而在东北捣乱，时而在天津劫人，时而又在上海搞事，大江南北被他们搅得鸡犬不宁。

土肥原，“土匪源”

“伪满”建政前后，日本特务机关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这群人，伪满政权就不可能诞生得那么顺利。

日军情报机构几经变革，培养了大量“中国通”，专司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这些“中国通”在中国通常有正式身份，一般为中国公使馆（1935年后改大使馆）的武官和辅佐官。表面上，这些公使馆武官代表日本陆军在华对接，暗地里的任务却是收集军事情报，而这些情报可以在不通知公使馆的情况下，通过单独的渠道直接送往参谋本部。除此之外，负责为日本收集在华情报的还有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这些机关普遍是在20世纪20年代日军出兵西伯利亚的过程中，在西伯利亚及北满洲地区开始设置的，最初是针对苏联进行谍报工作，不久后针对中国的谍报机关也设立起来，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除了驻华武官外，还包括中国各方军阀聘请的日本顾问、日本驻华军队中任职的军官等等。袁世凯曾聘请的顾问坂西利八郎就是特务中的大佬级人物，北洋政府时期历经七代更迭，他始终不倒并在幕后操纵，故被称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其建立的情报“前线基地”坂西公馆培养出一大批“中国通”，日后在侵略东北、炮制伪满等事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皆出自其门下。

土肥原贤二，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土肥原贤二，炮制“满洲国”的首谋之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早年深为坂西利八郎器重，也被视为坂西的后继者。他的经历也与坂西相似，大半生的生涯都消耗在中国的任职上，长期未在陆军中央担任要职。不过从皇姑屯事件到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土肥原始终活跃，是一名在中国制造动乱的老司机。土肥原的才干让被西方报纸称为“东方劳伦斯”，但对于中国而言，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到哪里，所以中国人对他也就没那么客气，直接称呼其为“土匪源”。

1931年11月25日，辽宁新民屯，北宁线火车顶上的日本关东军在观察中国军队

孤臣孽子梦回大清

日军要在东北炮制伪政权，还有个最关键的人没有到位，他就是前清宣统皇帝，寓居天津的爱新觉罗·溥仪。自从1924年在北京政变中被赶出紫禁城后，溥仪于次年移居到天津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居住，和一些北洋政客时有来往。1929年7月，他迁居到陆宗舆的宅子“乾园”，并将此地更名为“静园”。溥仪后来自己承认，宅子改名其实另有深意，所谓静园并非是求清净之地，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尽管这位宣统皇帝已经两次从皇位上跌落，此时仍不死心，他身在津门，梦回大清。

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这群前清遗老在静园静观这么久，“变”终究是来了！此刻，一位陪在溥仪身边的遗老即将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在伪满建政的这场政治大戏中，他举足轻重，最终将溥仪再次推上“皇帝”的宝座。此人就是已年过七旬的前清老臣，未来的伪满“总理”郑孝胥。

溥仪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高田丰树合影

1923年，郑孝胥奉溥仪之命入北京，次年受任总理内务府大臣，哪知屁股还没坐热，北京政变爆发，连紫禁城内的小朝廷也没有了，但郑孝胥一直跟着溥仪，几乎包办了这位前清废帝的对外事宜。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郑孝胥就开始往返日本，为大清复辟计划奔走。九一八事变爆发，郑孝胥苦等的机会终于来了，14年前，他视张勋的复辟为小儿科，而这一次他要亲手将宣统帝送上“皇位”。9月21日，他在日记中道出自己的计划：“蒋介石返南京，对日本抗议，张学良令奉军勿抵抗……佟揖先（济煦）来，自言欲赴奉天，谋复辟事。余曰：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郑孝胥不仅对日本有好感，还对当时新崛起的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非常崇拜，认为意大利必将成为欧洲一霸，他自己常以溥仪的墨索里尼自居，甚至预言“大罗马帝国必将再兴，与未来的大清帝国，分霸东西，其天意乎”。不过在整个复辟计划中，郑孝胥表现出的冷静与谨慎要多于狂热。九一八事变后的种种信号使溥仪大为兴奋，恨不得马上起身到东北去登基当皇帝，郑孝胥却劝住了溥仪，他对溥仪说，如今沈阳形势不明朗，不必太忙，日本人如果真需要皇上，早晚会来相请，当下应先与各方联络，看看风声。

罗振玉，伪满成立后出任“监察院”院长

在郑孝胥的劝说下，溥仪放弃立即动身北上的打算，随后派刘骧业去找本庄繁，派管家头目佟济煦去东北联络遗老遗少们，同时又派商衍瀛去联系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军将领。事情果然如郑孝胥所料，没过多久，日本关东军的人就亲自找上门了。9月30日，溥仪前往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部见了板垣征四郎的使者上角利一与另一名前清遗老罗振玉，具体谈及请溥仪回东北复辟之事。与此同时，溥仪收到同为宗亲的爱新觉罗·熙洽的来信，熙洽告诉溥仪，他在吉林时打开城门喜迎日军，让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得到吉林，还说等待了二十余年的时机终于到来，请溥仪尽快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

一路向北

从日本司令部回静园的路上，溥仪心中盘算着“复位”的时间，想象着“登基大典”的场面，越想越高兴，“浑身血液都像沸腾了起来”，但回到静园立即被泼了盆冷水，第一个表示反对的是他的师傅，84岁的陈宝琛。陈宝琛认为溥仪定是听了罗振玉等人的蛊惑才鬼迷心窍，同时对于关东军的一个大佐的代表，也表示不能贸然相信。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派人认为，日本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文官，军人无论怎么折腾还是得听内阁的安排，没有决定权，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末代帝师陈宝琛

溥仪听了老师傅的这番话，非常不耐烦，并以熙洽的信为由，坚持要去东北。陈宝琛见溥仪态度如此，非常难过，沉痛地说：“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又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得容易回来难。”但显然此刻的溥仪已听不进这些，他后来回忆说：“我看和这几个老头子说不通，就叫人催郑孝胥来，郑孝胥虽然今年七十一了，但在我眼里却是劲头十足的。他的‘开门户’‘借外援’‘三共论’以及‘三都计划’等等，已使我到了完全倾倒的程度。”

令溥仪没想到的是，郑孝胥也没有因为有日本人的支持而表现出过度兴奋，而是劝溥仪等待时机。实际上郑孝胥真正考虑的并非什么“时机”问题，就在几日前，他自己还在日记里信心满满地写道“彼（民国）以双十为国庆，适二十年整矣。此诚巧合，天告之也；民国亡，国民党灭，开放之期已至！谁能为之主人也？计亚洲中有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他真正反对北上的原因，是担心溥仪被罗振玉所垄断，策立之功被罗氏夺去。这个伪朝廷，还没建立，钩心斗角就已展开。在“群臣”反对下，溥仪给了罗振玉与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但也在此期间颁布了几道“圣旨”，赏赐了投靠日军的张海鹏、贵福等汉奸。没过多久，静园又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客人，他就是在整个伪满建政计划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土肥原贤二。

在与土肥原见面前，溥仪就听过许多关于他的传说，例如西方报纸将其称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也说他惯穿中国服饰，擅长中国语言。不过在见到土肥原本人后，溥仪之前对他的种种顾虑都打消了，因为眼前这个人看起来并没有劳伦斯那种狡诈与心机，他也没有穿中国服饰，而是身着一套日式西服，中国话也似乎并不高明，还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翻译。溥仪在自传中描述土肥原外貌——“他那年是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现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伪满成立后，溥仪（右二）与日军将领一起出席会议。在场者有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右一）、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右三）、伪满“总理”郑孝胥（右四）等人

这次会面，他们只作简单问候便转入正题，土肥原告诉溥仪，日军只对付张学良一人，“因为他把满洲三千万人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出兵”。之后又表示关东军对满洲领土绝无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他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应尽快回到祖先的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同时他还向溥仪保证，这个“国家”将与日本签订盟约，领土受日本的保护，而溥仪作为“元首”，一切皆可以自主。

溥仪此前的种种顾虑完全打消了，而他心中还有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弄清楚，那就是土肥原口中的“新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政体？他问土肥原：“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土肥原告诉他这些问题可以到沈阳后再解决，但溥仪不从，并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土肥原听后微微一笑，声调不变地答：“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就去!”溥仪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土肥原也很满意，对溥仪说：“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来安排吧。”

1934年3月溥仪“登基”后，伪满政权组织民众打着日本国旗与伪满旗帜举行所谓“登基民庆”

会面后，溥仪已决心北上，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期间，他师傅陈宝琛仍然苦苦相劝，国民党方面也来人劝其不要附逆，并表示可以考虑将其送回紫禁城，恢复优待条例，但溥仪皆充耳不闻。与此同时，土肥原也没闲着，首先是溥仪与日方会面的事很快被报纸披露，接着土肥原又自导自演一出给静园寄炸弹，吓唬溥仪的计谋，令溥仪感到继续待在天津全无安全感，不得不尽早动身。溥仪决定出逃后，土肥原用上了老招数，他收买当地流氓制造骚乱，以掩护溥仪顺利离开天津。11月10日这天，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天津骚乱事件”爆发，日本租界和接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就给溥仪出奔造成极为顺利的环境，因为任何中国人的车辆都不能通过，而溥仪所坐的车辆只要给日本卫兵打个招呼，就能顺利通行，最后被送至码头，乘船偷渡，一路北上。

十里洋场战火起

溥仪终于回到了自己祖先的发祥地东北，日军建立“满洲国”阴谋中的最重要一环完成了。但此刻的溥仪却兴奋不起来，因为到了关外他才知道，原来关东军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都还没定下来，溥仪的地位变得极其尴尬。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无论共和还是帝制，伪满建政都势在必行。关东军深知公开“建国”势必引起国民政府强烈反对，甚至引发国际事件，所以必须在之前给国民政府搞出点事出来，吸引一下中国政府和国际的视线，这个任务自然又由日本特务机关来完成。

谋略的季节开始了。这次负责制造事端的主谋为田中隆吉少佐，田中曾担任驻上海武官，而他搞事的地点也选择在上海，没有比这个十里洋场更适合的地方了，一旦事发，必定能将列强的注意力吸引到这里，趁着这个机会，满洲的“新国家”建立工作就能得以顺利推进。田中将这项计划的具体操作交给了一位男装丽人——大名鼎鼎的女间谍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日军著名女间谍。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枪决

川岛芳子与前清有深厚渊源，她汉名金碧辉，是清朝肃亲王善耆第十四女。善耆为宗社党领袖之一，清亡后一直从事复辟活动，并将自己的女儿拜给从事“满蒙独立运动”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故得名川岛芳子。和不少前清遗老遗少一样，川岛芳子从小接受复国的洗脑灌输，同时又将大清复辟的希望寄托于日本，开始为日军从事谍报工作，不久就被称为“东方的玛塔·哈丽”。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用上日本特务百试不爽的老招数，她先唆使2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发生冲突后，川岛又指使已被她收买的当地流氓去扩大事端，最终造成流血事件，日方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由于行凶者未被抓获，日本马上指控凶手是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两天后，三友实业社被日侨纵火焚烧，并有一名华人巡捕遭砍死，事件进一步扩大。

1月28日夜晚11时30分，日军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驻守当地的第十九路军第78师156旅翁照垣部奋起反抗，随即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也加入战斗，上海战火被点燃，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的战事成功吸引了国际注意力，而千里之外的满洲，一场“建国”丑剧亦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傀儡政权粉墨登场

溥仪后来回忆起当时自己的心态说：“占据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方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也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又何必肯于受到封锁和挟持呢？我如果可以不当皇帝，我在世界上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此时溥仪集团中最清醒的还是85岁高龄的陈宝琛，这位老夫子以风烛残年之身，千里迢迢赶赴旅顺，对溥仪做最后一次教导：“共和、总统之说，皇上万不可应，若非复位以正统系，皇上将无以对待大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溥仪虽然也愤恨土肥原、关东军欺骗了自己，但终究鬼迷心窍，不肯回头，陈宝琛只能郁郁返回天津。陈宝琛的旅顺之行表明其是反对溥仪参加伪满政权的，但他自己亦不愿割断与溥仪的感情纽带，伪满成立后，陈宝琛一方面拒绝接受“府中令”伪职，另一方面，但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依然为溥仪“入主中原”重振大清的复辟事业奔走联络。直到1935年3月5日，这位末代帝师带着他未竟的大清迷梦离开了人世。

1932年3月9日，溥仪举行伪满“执政”就职典礼。图中前排坐着为溥仪，右六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右四为郑孝胥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9日，溥仪正式就职“政府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年号“大同”，长春改为“新京”。两年后，“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如愿以偿的由“执政”变成了“皇帝”，年号“大同”改为“康德”，然而“满洲帝国”终究不是大清帝国，即使是“皇帝”，也不过是日本人的儿皇帝。多年以后，溥仪再记起伪满建政的那一天，感慨万千：“三月九日和我一起登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傀儡。但同时又都具有灵魂，而且各有一套理论，作为升官发财或为复辟满清为目的的行动根据，各有具体的思想活动，使他甘愿听从摆布并自以为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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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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