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晚清的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因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日本，我们的东方强邻，他们的强大来源于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及其伴随着的工业革命。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相对于西方列强而言是很晚的，但依旧比中国早了很多。那么，为什么日本首先启动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呢？为什么日本在近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中国却一直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中期。想要了解日本的崛起，本文从政治变革，文化和与其他国家的对比入手了解。

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工业革命只是一种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影响，但事实远非如此。工业革命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变，从圈地运动开始，社会结构不再是以农村，家庭为基础，而是以城市，个人为基础，结构的变化导出了巨大的社会能量，直接结果就是GDP的飙升。 发展就是硬道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时的人口便达到了三千万，西方大量进口的工业设备使其城市足以消化新进人口，同时建立了城市即为工业区，工业区便是城市的工业化体系。当然也间接导致了二战中李梅上将所说的：“不得已而必要的全面轰炸”。

工业革命后无法消化的人口，尤其是以原武士家族为首的大量人口都被新式陆军所吸收（在他们垄断了出租车/人力车行业之后）。

明治维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这对于日本至关重要，明治取消了日本潘国制度，组内阁，1890年召开了第一次帝国议会，其个人着装也贯彻着西方化的执政理念。

日本与西方国家不同，英国的工业革命引领资产阶级走上舞台，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他们的社会已经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残酷的原始资本积累”，工业革命的推动自然而有效，民间的经济基础变动推动了上层建筑的革新。但对于亚洲国家来说，赶上工业革命得走捷径，建立现代国家不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是开始。因为由政府领导的资源集中才能推动没有完成积累的民间资本进行改革。如邓小平所说，一部分先富，才能带动其他人。日本“殖产兴业”的政策便是典范。由政府出面置办工厂等现代产业，再低价卖给民企，由此达到民间快速转型的目的。

与清朝相比，中日两国对西方列强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纵使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民间有识之士层出不穷，但朝廷依旧以“天上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中外交涉之时，不同价值观的偏倚频频导致冲突，诸多条约，清廷一直处于 挨打-签约-悔约-挨打 的恶性循环中。中国虽然也是集权国家，在君主制仍是主流的19世纪也不算例外，但诸多儒家思想的执政理念却与时代的发展相悖，如重农轻商，官不与民争利等等。

日本在意识到了亚洲的落后之后，立刻做出了改变，包括民间思维。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曾评价过日本文化的极端性，在太平洋战场上，最穷凶极恶的日本兵一旦被俘也会变成比意大利军人更合格的模范战俘；从号称“一亿国民总玉碎”的决心，转变到赞扬投降美军的英明也不过几天时间。19世纪末，日本著名文人福泽谕吉便写出《脱亚论》的文章在时事新报, 文章激烈抨击亚洲儒家文化的落后，并主张日本应该脱离亚洲文化圈，全面拥抱西方先进的社会理念。日本好学，尊强的文化传统一览无余。

杰瑞德·戴蒙德的《枪炮，细菌与钢铁》指出地理因素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甚至于决定性的作用。日本作为岛国，对强大海军的抵抗能力较弱，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神风”也无能为力，所以很容易就跟着西方一路走了。对比中国这种内陆国家，日本在十九世纪有更好的发展前景。“维多利亚世纪”本就以海权为重点，岛国都有先天优势，日本自然也以海军为主要力量。

中国则是一个传统的内陆国家，清廷更是八旗子弟，首重陆军，面对西方列强，从林则徐到僧格林沁都自信的认为陆地上，骑兵才是王者。林则徐更是得出了：英夷个儿高，手脚肯定不灵活，膝盖不能弯曲所以摔倒了就爬不起来的惊人结论。足足两次鸦片战争才让中国意识到步兵虐骑兵也是有可能的，八国联军侵华才意识到海军的重要性。但是太晚了！

我们这些后世诸葛亮自然可以心安理得的笑谈前人的成败得失，但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有时代的局限性，那些荒诞可笑的言论未尝不是缺乏合理解释之时的“急智”。

日本的工业革命，对比其他亚洲国家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可惜天性喜冒险的岛国精神最终导致了它的灭亡。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旅顺日俄战争，日本就像一个赌徒，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赌博中获取了暴利，最终把赌博当作终生职业的日本在二战中难以延续之前的好运，身死道消，为后人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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