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云十六州被割让之后：北宋怎么收拾五代十国留下的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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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战，宋太祖赵匡胤终于完成了中原的统一，然而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却已经一去不复返（敬请参阅昨日晚间推送：《大话五代十国》（下）：梁唐晋汉周频繁更迭，燕云十六州一去再难返），也给赵宋王朝丢下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本期就将讲述燕云地区的割让对契丹的崛起和北宋的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有宋一代，武力颇为不振。这当然有诸如“守内虚外”与“重文轻武”之类的制度原因。但细究起来，整合五代十国的乱局而建立的大宋王朝也的确有其先天不足，赵宋王朝接过的实在是个烂摊子，对中原抵御北族入寇至关重要的燕云地区已然北属契丹，这形如一块阴霾飘扬在中原政权的头顶，几与历时近两百年的北宋相始终。

契丹得燕云十六州

公元960年，当赵匡胤在通过不甚光彩的“陈桥兵变”从恩主柴荣留下的孤儿寡母手里夺取江山建立宋朝的时候，契丹（辽），这一窥视中原的强邻已经建国半个世纪之久了。

《番骑图》卷，辽，李赞华，绢本设色，纵27.8厘米，横125厘米，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又名《出行图》，描绘了6人骑马外出游玩的场景。李赞华原名耶律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被册封“东丹王”统领渤海国旧地，阿保机死后因受猜疑而投奔后唐，改名李赞华，多才多艺，擅长画契丹人物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大契丹”。后世其汉文国号更改为“大辽”，“以辽水名国”。这是因为在契丹族的历史传说中，湟河（今西喇木伦河）和土河具有特殊的意义，“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湟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而“辽水”就是湟河和土河合流后的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契丹广场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塑像

契丹建国后，其攻掠的矛头指向地广人稀的西北草原诸部和当时已经处于衰弱趋势的渤海国。天赞三年（924年）契丹发动了对西北草原诸部的全面攻势，把势力范围延伸到贝加尔湖以南，从而完成了对于北方草原地区的统一。两年后的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倾国而东，灭掉了立国二百年之久的“海东盛国”渤海，“得地五千里”，进而收服女真，统一东北地区，将北方各族置于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

《骑射图》，辽，李赞华，绢本设色，纵27.1厘米，横49.5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契丹武夫腰挎箭筒，手中持弓，立于马前，正在校正箭杆，做着狩猎前的准备

936年，担任后唐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于晋阳（今太原）起兵造反，在遭到后唐末帝李从珂的凌厉攻伐后，石敬瑭为最终取得帝位，于936年七月，向契丹人求救，条件是“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并约定成功之后“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这些条件，甚至连石敬瑭的心腹将领刘知远（后汉建立者）也为之惊愕。

在契丹人的武力帮助下，石敬瑭代唐自立，是为后晋高祖；还亲自拜见耶律德光，当面确定了父子关系。这年，石敬瑭45岁，耶律德光34岁，老子比儿子小11岁。这个儿皇帝穿着一身契丹服装，不伦不类地演了一场傀儡登场的喜剧。

燕云十六州分布图

但对中原而言，悲剧的大幕就此拉开了。938年，儿皇帝践约，后晋使节献上“燕（幽）云十六州”图籍，向契丹老子割让包括燕（幽）、蓟、瀛、莫、涿、檀、顺、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在内的十六州。

其中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的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九州则在太行山的西北。

为纪念此事，耶律德光改年号为“会同”，又下诏升幽州为“南京”。自此，契丹正式占有燕云地区，夺取了这块东西约6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面积约为12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大约30万户、150万口左右的土地。迄后中原政权不知费了多少气力，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将军徐达北伐，才算还我河山，收复燕云并在古北口设防，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已432年。

中原的软腹部

儿皇帝的慷慨馈赠使得契丹不费一矢便获得了一块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汉人聚居地区。虽然阿保机时期契丹即在现在的内蒙古东部，建立了一些城邑，利用汉人的劳动力，发展了一点农业，但主要还是以畜牧为生。待到灭掉渤海后，才得到一批城镇，然其发达的程度，决不能与燕云相埒。

正因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远较契丹本部地区发达。故而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青睐有加，幽州由原来北方的军事重镇，一跃成为辽朝的政治陪都、军事前哨和主要的赋税来源地。契丹人还组织一个“南面朝官”的系统，使它和负责契丹族和其他北方各族军政的“北面朝官”同时并存。如此因俗而治，不啻古时的一国两制，北面官以一位皇后领导，衣契丹服，从契丹俗，用传统制度治理草原和大漠地带；南面官由大契丹皇帝亲自统领，衣汉俗，用汉仪，行汉制，用汉法治理辽南、漠南农耕地带。皇帝在不同时间内分别进入南、北面官所居营帐（“四时捺钵”），以适应境内差异悬殊的不同经济生活及生产方式。

这使得契丹成为一个与过去的匈奴、突厥、回鹘汗国截然不同的草原-农耕复合帝国。其组织能力，比与汉唐对抗的单纯游牧民族要厉害多了。那些单纯的游牧民族所恃，不过疾风迅雷的冲锋力量。契丹则已有农业基地，可以筑城防御，北方地势之艰难也对他们有利；同时他们也保存着动员的迅速和在战场上的机动性，这些优势又与他们草原上的生活习惯息息相通。可以说，正是从占有燕云十六州开始，契丹开始以“北朝”自居，与中原的五代政权（及之后的北宋）形成了南北朝的态势，不仅高丽、甘州回鹘、吐蕃俯首称臣，甚至远在淮南的南唐及两浙的吴越亦前来朝贡。“盖北朝（辽）雄盛过古者，缘得燕地汉人”，连宋人也只能无奈地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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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歇图》卷，五代，传为胡瓌作，绢本设色，纵33厘米，横256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契丹可汗率部下骑士出猎后歇息饮宴情境，“卓歇”即立起帐篷休息的意思。也有观点认为：全卷画表现女真贵族在狩猎休息时邀南宋使臣宴饮观舞的情景，画中大多数人物脑后垂双辫的发式和装扮，是金代女真人的风俗，可能出自近代汉族画家手笔

另一方面，作为这场零和游戏的失败者，中原政权因丢失燕云而损失巨大。中唐以降，以“攻守战斗”、鞍马骑射、重武轻文为鲜明特色的胡风胡俗在幽州地区盛行，闲习弓矢、马射走兔成为幽州社会时尚潮流，而唐代马球在幽州地区的流行更使人们得以较好的骑技训练。幽州不但拥有中原数量最多亦最为优秀之骑士；也拥有数量最多亦最为精良之马匹。幽州地区本来处于半农半牧地带，故其地马匹繁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驰名天下。822年时，卢龙节度使朱克融曾一次向朝廷献马万匹，数量惊人。随着燕云割属契丹，如此精兵良马，再不复为中原政权所有了。

更重要的是，燕云十六州的易主使得中原政权在地理上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战略地位。燕云处于广阔平坦的华北平原的最北端，其中包括了燕山山脉和今天山西北部多山地带，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一道天然的军事天险。

在燕山山脉的外围，有两个最主要的来路：一个是辽西走廊，通辽河流域；一个是大同盆地至桑干河谷一带，通蒙古草原。几处重要的关隘便是扼守这些来路。山海关扼辽西方向的来路，居庸关、紫荆关扼大同方向的来路。就像北宋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所说：“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诚可谓中原地区北境的大门。

这也就意味着，契丹据幽云十六州之地，尽夺河北北部险要，占据有利的地理形势，已能随心所欲地兴兵南下。燕云地区地势高于南部地区，骑兵可乘势就高趋下直接杀入大同盆地，继而兵进汾河谷地攻取太原、河中。若再南下或东进，又是从黄土高原就高趋下直扑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正如日后蒙古的木华黎所说的，“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而对中原政权而言，云、朔州以南尚有雁门关等要隘（相当于现存的内长城一线），还算是有险可守；但在河北，石晋割地后，燕山山脉已位于契丹的内地，幽州成为契丹的重镇，马足一动，不到黄河，再也碰不到难以逾越的地形了。

偏偏到了此时，中原政权的政治中心也由隋唐时期的关中，转移到河南的汴、洛一带。这样一来，不仅华北平原，而且整个中原王朝的软腹部就完全敞露在北方铁骑的攻击力之下，彻底处在藩篱尽撤、无险可守的境地。这也就是日后宋朝大臣吕中所哀叹的：“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

挖沟植树布重兵

失去燕云地利之后，为阻止契丹铁骑南下，中原政权只能另想办法。其一，开挖水渠。北宋初年为了防御契丹骑兵南下，构筑了一条西起今满城县北山，经清苑、高阳、雄县、霸州等地，东至泥姑海口（今天津东南的西泥沽和泥沽咀一带），联结大清河几条支流与30余处洼淀，绵延450公里的瑭泊防线，又不断开挖渠道，使之与瑭泊连成了网络，形成一道阻遏契丹铁骑南下的屏障。甚至历代沿袭下来的治理黄河在宋代也有了新的内涵，并不完全为了防治黄河决溢。“国家恃此大河，内固京都，外限敌马”，宋人最为担心的就是黄河改道往北从辽境入海。如此一来，“南岸遂属辽界，彼必为桥梁”，“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

无论如何，宋人构筑的千里水长城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限制契丹军队南下的作用，大面积的瑭水使辽军受阻，不能任意入侵，只有从西边无瑭水处、东边水浅处或通道而入，辽军南侵的通道减少到三条。一条是山西燕门，这条路突破之后便可进入山西。另两条在河北：一条是从幽州经过雄县或霸州—高阳或任丘到开封的大道，俗称东官道；另一条是从幽州经徐水、满城、望都到开封的大道，俗称西官道。前者是一条半陆半水而且狭窄的小道，后者才是四季可通的广宽大路。

其二，植树造林。宋辽对峙时期以白沟河下游为两国的分界线，故白沟河即称界河，沿界河一带地势由西向东倾斜，以保州为中心分成两段，东从泥姑海口西至保州数百里皆瑭水弥漫，辽兵难以通过。保州以西至太行山下并无瑭水，近二百里无险可守，契丹骑兵可以直入，这一带遂成为营造军事防御林的重点地区。

北宋建国以后，多次诏令保护边界地区的林木，并令植树造林，以作为御辽的军事防御工程。首先利用了原有的林木作为军事防御林，对河北地区的山林，朝廷常有诏令禁止砍伐，以致“积有岁年，茂密成林，险固可恃”。除利用原有的山林外，北宋还很重视人工造林，宋仁宗在皇拓元年（公元1049年）把目的说得一清二楚，“广植林木，异时以限敌马”。这在木材消费压力很大的北宋实在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须知宋代开封附近已是一片平原，早已没有森林，修造宫殿所需的杉木都取自千里之外的湖南湘潭、衡阳、道县等处。甚至北宋的印书业很发达，纸与墨的消费量均高。制墨的方法是燃烧松木，聚积其烟灰，用胶调和，制成锭状，使得“今齐鲁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

由于朝廷的重视，经过宋初百余年的经营，河北缘边的军事防御林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太祖立国时曾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至真宗朝，形成了“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的局面。1075年时，沈括奏报定州北境种植的榆柳已经以亿计。契丹也意识到宋人的目的，以致出现了“雄州种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的事情。

光是挖沟植树自然是不够的。瑭水“冬冰坚，旱岁水竭，亦可以济，未为必安之地”，碰到天寒地冻甚至黄河都会结冰，此时天堑即变成了通途；与此同时，契丹军若要从林带中砍伐出一条通道，并非是件十分艰难的工程，这当然会迟滞行军速度，但浓密的树荫或许反而资敌所用，为辽骑提供隐蔽的场所，也是利弊互见的事情。为此，宋廷不得不以重兵驻扎河北，“十九城都用兵三十万”，依托坚城深壕构筑了三道防线。首先，在诸河流间的各州建立城池据点以为防守，如霸州、雄州、易州、定州、保州、祁州。在雄州以西各州县间，建立寨堡群屯军驻守，谓之军城。在雄、易二州以南至镇、定间的纵深地带，以镇定为核心，在此驻扎重兵，并在纵深地带建城堡群进行防御。其东则以霸、莫、瀛三州为国防据点，作为辅助。是为第一道防线。在此之后，北宋又以滹沱河为第二道防线，以瀛、沧、冀、贝、邢诸州为中间防线之要点；而黄河则是北宋抵御辽军入侵的最后防线。北宋在黄河线上以北京大名府及澶州、滑州作为抵抗中心，在此驻扎有重兵保卫首都开封府。

以步制骑图恢复

由于燕云十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对北宋国防安全的重大影响，加之传统中原王朝的一统观念，从开国之祖赵匡胤开始，对于收复燕云失地，赵宋君臣都是念兹在兹。开宝九年（976）二月己亥，宋军攻灭酣睡卧榻之侧的南唐，群臣请加尊号曰“一统太平”。赵匡胤却表示：“燕（云）、晋（指北汉）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不许。

但是，鉴于契丹势力强大，针对幽云问题，赵匡胤确定了和平赎买为主，武力攻取为辅的战略方针。为此，宋太祖特地把平定南方各国得来的府库金帛和三司常赋的岁余，存入“封桩库”。“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希望通过厚积钱粮、和平赎买的办法，收复幽州。

这当然是不现实的，契丹人如何会卖掉自己最富庶的土地，慷慨如石敬瑭这样的极品更是千古罕有。宋人要夺回燕云，必须在沙场上打赢契丹人。在封建社会，骑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一般来说，没有强大的骑兵，就不可能成为封建军事强国。”对于以骑兵见长的契丹军队，宋朝的最佳手段自然是“以骑制骑”，像汉、唐时期那样，组建一支大规模的精锐骑兵集团，以攻势立国，长驱千里，主动出击。

《备马出列图》，辽代壁画，辽宁赤峰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床金沟辽墓出土，画中是为出猎做准备的仪仗队和侍从

但宋朝偏偏缺乏产马地。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冀北之野。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但前者是契丹的大本营，失去燕云之后宋廷更是无法指望从此获得战马；后者在北宋早期名义上是疆域内的定难军，但开封朝廷从来没有真正控制过那里，等到西夏独立并与北宋敌对后就更不用说了。当然宋人还可以通过茶马贸易从吐蕃买马，但这些高原马已适应了高寒、低气压的自然环境，到了高湿、潮热的平原反而会产生诸多不适。

无奈之下，北宋只能占用宝贵的耕地在内地养马，开国伊始，赵匡胤审时度势即设置两个养马务和四个葺旧务，作为牧马之所，到真宗时期达到鼎盛水平：养马20余万匹。这与汉朝马匹数量高时有40余万匹，唐代则达70余万匹颇有差距，远不能满足军队对战马需求。何况，北宋牧马地多在今河南、河北地区，气候不符马之习性，养出来的马习性温良，难胜战骑长途追击之用，以致“诸军缺马，人多相与咨怨”。

马匹这种珍贵国防资源的稀缺使宋朝建立一支大规模骑兵部队的基础不复存在，宋朝丧失了在马背上和北方游牧民族一较短长的机会。面对周边游牧民族强大骑兵，宋朝只得推行“以步制骑”的军事战略，并一直成为宋代朝廷的主流。甚至有见识如沈括也说：“（宋）利强弩，舍我之长技，勉强其所不能，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

就技术而已，弩的确在宋朝得到很大发展，偏重步兵的宋廷将其视作对抗北方骑兵民族的利器。弩是有臂的弓，与后者的区别是在弓的后部装有弩机，因此射程更远，但射速慢，从敌骑兵进入射程到短兵相接，只能发弩三、四次。弩手多用踏张弩，采用三组轮射的迭射法，而“神臂弓”的发明，使宋军的有效射程远及二百四十多步，约合372米以上。床子弩则从小型至巨型，种类繁多，杀伤力惊人。

宋代三弓床弩复原示意图，床弩的射程远达千步（约合1535米），是我国冷兵器中远射兵器所达到的最远射程

一方面，强弩的确是对付骑兵的有效武器。在澶州之战（1004年）中，契丹大将萧挞览（也作萧挞凛）即是被宋军威虎军头张瑰所发的床子弩箭射中阵亡，使契丹军的士气受到很大挫伤。同样在此战中，大名府守将孙全照一向注意训练弩手，射人射马，都能洞穿重甲，他命令大开北门，放下吊桥，严阵以待。契丹人最后只能弃大名而走。甚至大名鼎鼎的杨业在陈家谷战役中也要求潘美用强弩扼守谷口，派步兵张开两翼，准备接应。在杨老令公看来，强弩足以抵御契丹骑兵，如果不作这样的安排，出击的部队势将全军覆没（结果也是如此）。

轮流发弩图（从左至右）：张弩人、进弩人、发弩人

但另一方面，“以步制骑，莫善于险”。宋军在作战形式上多利用山地江河等险要地形，限制敌骑的优势发挥，以城塞防守战为主。出于惧怕辽军铁骑冲击的考虑，行军作战也非常注重布列阵势，组成密集战斗队形。这又使得宋军行动迟缓，使“兵贵神速”变成一句空话，更让宋军变成了一支防守型的军队。问题是，仅靠防守的胜利是夺不回燕云的，宋人不得不冒险进攻，在平原开阔地带与对方的精锐骑兵争锋，结果在机动性优越的对手面前，诚是“勉强其所不能”，往往如王夫之所称，“宋师一遇辽军突骑”，如“春冰顿释”，溃不成军，遑论收复燕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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